鉴赏之三百二十一

 

 

明  清  官  窑  瓷  器  （五十七）

 

 

551清乾隆  珊瑚红描金粉彩玉堂富贵壁瓶

款识：“乾隆年制”，高21.3cm

宋明时期，各式花器随之而出，造型丰富多变，其中以壁瓶最见别致。晚明高濂《遵生八笺》一书曾作如此赞誉“床内后柱上钉铜钩二，用挂壁瓶，四时插花，人作花伴，清芬满床，卧之神爽意快，冬夏两可”。可见，当时文人对壁瓶的喜爱至深。

有清一代，壁瓶深得宫廷钟爱，制作之盛，独步一时。雍正御窑曾烧造过仿官釉琮式壁瓶，是为清宫烧造壁瓶之先例，烧造高潮则为乾隆元年至乾隆十年，主要是唐英榷陶珠山期间，是为乾隆御瓷最具特色的造型之一。其装饰设计要素为乾隆将自作诗句随时交与御窑厂，钦命唐英配合诗句创制新器。

壁瓶是乾隆朝瓷器艺术创造的最杰出贡献之一，将壁瓶的造型、纹样和装饰水平发挥极致。此时清宫对壁瓶的称谓改为“挂瓶”、“轿瓶”，名称的变化亦反映功能的转变，乾隆时期壁瓶多出一个重要功能就是悬挂在皇帝的御辇中。

乾隆皇帝特别钟情于轿瓶，将十四式壁瓶挂饰在珍藏稀世法帖的养心殿三希堂的东板墙上，还把轿瓶作为其御辇的饰品，供途中插花欣赏。让鲜花野卉，随轿起伏，赏心悦目，巡行路上为他排遣寂寥。《清高宗御制诗文全集》有七首咏“挂瓶”的诗，反复吟咏，可见其珍爱。

此件壁瓶整体以珊瑚红描金宝相花纹为底，夔凤双耳，瓶腹开光绘以粉彩牡丹纹，底落“乾隆年制”描金款，本品雅致之气直追宋人工笔花卉绢画，意蕴永隽，最宜书斋插花观赏，引人常入“影落空阶初月冷，香生别院晚风微”之境，应属乾隆御用文房观赏器物。

RMB 1,380,000

 

 

552清雍正  斗彩三多小杯

款识：“大清雍正年制”，直径7cm

此件小杯式样优雅，娇巧怡人，一如佳人丽质。胎釉浑然一体，温润如玉，修胎极为规整。其口沿微撇，深腹，圈足，足部微收，通体施白釉。整器画意精美绝伦，妍丽无匹，外壁描绘斗彩折枝蟠桃、佛手、荔枝纹，寓意“多寿多福多子”。画中硕果细叶，疏密有致，以渲染手法绘画果实，淡雅柔丽，成功地表现出三多果实成熟的娇嫩质感。内心绘一折枝石榴花，婉约怡雅。诸彩相配，殊得妙韵。青花淡雅静恬，红彩纯正匀凈，绿彩娇嫩青翠，黄彩明快润泽，填彩准确，尽在青花轮廓线之内。底款青花双圈楷书“大清雍正年制”。

纵观有清一代十三帝，胤祯是为最具艺术品味的皇帝，在位虽仅有十三年，却为后世创造了丰富珍贵的宫廷艺术品。万机之暇，常命内务府造办处依其旨意制作各类玩物，当时的御窑厂亦如此遥听其命，因此，所制御窑瓷器深受其影响，素以精巧淡雅清新脱俗著称。其时斗彩花卉冠绝一时，由宫廷画师为之画稿，交与御窑厂画工能手临摹而成。故其花卉图颇饶书卷之气。一如《饮流斋说瓷》·『说色彩第四』所评述：“（斗彩）康雍至精，若人物、若花卉、若鸟兽，均异采发越、清雅可爱……足为清供雅品，弥可宝贵也”。

《匋雅·卷上》评曰“成化彩瓷。吾见亦罕矣。吾以康雍两朝所临仿者。笔意生动活泼，宜高出乎嘉靖万历之上。”今由此小杯观之，足证前贤所见高明不假。香港天民楼收藏有同类器物，可参考比较。

备注：1.清宫旧藏；

2.道光六世孙爱新觉罗·恒年收藏；

3.上海新世纪拍卖2000.9.16，御窑瓷器专拍Lot51；

RMB 1,725,000

 

 

553清乾隆  粉彩雕瓷地藏菩萨像

无款，高33cm

此地藏菩萨法相庄严，头戴五叶宝冠，双手捧珠作禅定印，全跏趺坐于莲台之上，面相丰润和蔼，栩栩如生，双目低垂，炯炯有神，身披袈裟，法衣施红黄蓝三色彩釉，衣饰刻画细腻入微，衣褶起伏飘逸，流畅舒展，极具艺术美感。莲台秀雅端庄，模印细致规整，立体感强烈，莲瓣渲染自然，质感非常逼真，所施玫红柔和清新，黄彩鲜妍明快，红彩亮丽夺目，浅蓝淡雅娇嫩，诸色萃汇，熠熠生辉，是为乾隆盛世典雅的清宫佛像造型。又因成形复杂，烧造难成，因此其艺术价值和制作难度均在金铜佛像之上。佛像面部及衣褶细部处理非庸手可为之，在模制成形后运用雕塑、驳接等技法最后完成，处处需要异常审慎，而烧造过程更难人为控制，极容易变形疵裂。乾隆十三年唐英曾承命烧造观音，久造无成，乾隆皇帝就斥责唐英“烧造的观音如何还不得？”、“想是唐英不至诚，著他至‘诚’烧造。”（见乾隆十三年五月初一《清宫内务府造办处活计档》之《记事档》）以唐英督领下御窑厂水平之高独步有清一代，纵然如此尚有难为之处，可想神仙塑像烧造之不易。出于对神灵的敬畏，此类雕塑神像多不具年款，有别于鎏金铜像落“大清乾隆年敬制”款者。

本品工艺精湛，衣饰华美，流传至今，殊为珍贵，同类之作存世罕见，见证了乾隆皇帝礼佛敬佛的精诚之心，是为旷世精绝之品。

地藏菩萨梵名Ksitigarbha，据《地藏十轮经》云，由于此菩萨“安忍不动如大地，静虑深密如秘藏”，所以称为地藏。又据《地藏菩萨本愿经》载，地藏菩萨曾受释迦牟尼佛的嘱托，要在释迦灭度后、弥勒佛降诞前的无佛之世留住世间，教化众生度脱沉沦于地狱、饿鬼、畜生、阿修罗、人、天诸道中的众生。“释迦佛召地藏大士，令其永为幽明教主，使世人有亲者，皆得极本荐亲，共登极乐世界，地藏受此重托，遂在佛前立下大誓愿：为是罪苦六道从生广设方便，尽令解脱，而我自身方成佛道。因此地藏又被称为“大愿地藏”，以与文殊的“大智”、普贤的“大行”、观音的“大悲”相呼应。

备注：欧洲藏家旧藏

RMB 2,645,000

 

 

554清乾隆  宝石蓝地洋彩金西蕃花鸠耳瓶

款识：“乾隆年制”，高33cm

金彩耀八方，鸠首寓寿康

——清乾隆 蓝地金彩西蕃莲纹鸠耳瓶赏析

 

乾隆一朝瓷业精进，集成古今之菁华，融汇东西之文化，铸就成器，当中尤以华丽彩瓷为最，诚如《陶雅》所称：“至乾隆，则华缛极矣，精巧之致，几于鬼斧神工。”本品作为乾隆御制彩瓷的独特品类，堪称别致新颖，成为清宫文艺最辉煌时代的见证者。其造型端庄秀雅，左右配饰鸠首为耳，又不失隽巧玲珑之姿。外壁通体以霁蓝釉为地，描绘金彩花卉为饰，口沿绘缠枝莲纹一周，腹部以缠枝西番莲为主题纹饰，其余部位则描绘五组大小各异的金彩变形蕉叶纹，相接装饰。腹部交叉对称所绘的四组缠枝西番莲纹，夹迭着圈曲柔婉的枝叶，构图严谨，绘画精细，并用深浅不同的金彩描绘，增加层次的效果，霁蓝深沉凝重，金彩绚丽夺目，视之富丽华贵，品格非凡。

纵观其画法深具鲜明的西洋巴洛克风格，纹饰与金彩运用技法诸多方面凸显出典型洋彩之特征：一是绘画技法摹仿西洋光影画法，注重枝叶的明暗表现和花朵花瓣的立体层次，以金彩的深浅不同来体现；二是器身多处使用洋彩特有的圆状光点装饰，尽管部分圆状光点因金彩脱落而不明显，但是明确存在。器内施饰孔雀绿釉，质地匀净厚润，至为可爱，底部敷设白釉，中心处书写“大清乾隆年制”青花六字双行楷书款，笔道精练有神。

蓝地金彩是景德镇重要的彩瓷品种，始烧于元代，盛于明清两朝，以装饰效果格外强烈著称，一向位居高端御瓷之列，备受世人推崇，在台北故宫新近发表的“清乾隆 题缂丝御笔新韶如意”（图一《十全乾隆——清高宗的艺术品位》第346页）图中即可看到类似御窑器物的陈设。乾隆时期开始御窑厂的蓝地金彩制作技法与本金的来源均有异于前，彼时内府档案称之为“洋彩金花霁青”，例如清宫旧藏现存台北故宫博物院“乾隆八年磁胎洋彩金番花蓝地胆瓶”（图二）、“乾隆七年磁胎洋彩金番青地纸槌瓶”（图三）和“乾隆八年磁胎洋彩青地金花鱼游春水瓶”（图四）等。检阅清宫档案诸处记载，可知乾隆早期御窑厂烧造蓝地金彩器皿时，金彩是使用洋金，绘画技法上多摹仿西洋，纹饰则选用浓厚的巴洛克式样，所以得名“洋彩金花霁青”，而从本品的诸项特征皆可印证宫廷档案之记载无误，如绘画技法上以多次点触形成具体纹饰为主，仅轮廓线等位置少量辅以白描和平涂等。考察乾隆一朝造办处档案，烧造霁蓝金彩御瓷的记载不多，就当今所见实物而言，亦是颇为稀少，与本件画法最为接近的当属上海博物馆藏“清乾隆 蓝釉金银彩桃果纹瓶”（图五），采用逐笔点染突出物体的明暗效果。

此湛蓝色为清宫最尊贵的色泽之一，可与明黄色相提并论。根据《大清会典》记载，皇帝参加各式祭祀活动对衣着颜色均有不同要求，乾隆皇帝登基后重新修订规定为“朝服色用明黄，惟南郊、祈谷、雩祭用蓝色”，即是要求皇帝在祭天、祈求五谷丰收、祈雨三个场合穿着蓝色朝服，实物见于现存北京故宫博物院“清乾隆 蓝缂丝彩云金龙纹单朝服”。除特殊场合的衣着要求外，蓝色于清代宫廷中亦一时流行。

清代皇家所需衣服和衣料，主要由苏州、江南织造、两淮盐务等办理，不同的时期对衣着颜色亦有不同的审美喜好，据清人李斗《扬州画舫录》载：“（扬州）多子街即缎子街，两畔皆缎铺。扬郡着衣，尚为新样，十数年前，缎用八团。后变为大洋莲、拱璧兰颜色，在前尚三蓝、朱、墨、库灰、泥金黄，近用膏粱红、樱桃红，谓之‘福色’，以福大将军征台匪时过扬着此色也。每货至，先归绸庄缎行，然后铺，谓之‘抄号’。”这段记述颇可玩味，所谓“上有所好，下必效焉”，文中所提到“福色”的流行即是因为福大将军经过扬州时所著，则“尚三蓝”当为又一自上而下的流行趋势。李斗为乾隆年间文人，文中所谓“在前”当为乾隆初期，当时所崇尚的“三蓝”即是从深蓝到浅蓝三种不同的蓝颜色，可见宫廷对蓝色亦是格外青睐，而这一喜好正极有可能发端自乾隆皇帝自己对湛蓝色的情有独钟，这一点从他在日常服饰的穿着中表现颇为明显。例如台北故宫博物院藏《乾隆御制诗文集》卷首存弘历一生不同时期的七张画像，第一张是其登基之初的画像（图六）：年青的乾隆皇帝身着湛蓝色地缎织四团龙纹朝服，眉目清秀，意气风发，其绘制时间应在乾隆十年以前，正好也是洋彩瓷器制作的辉煌时期。因此，本品湛蓝色地的运用绝对是代表乾隆皇帝的喜好与皇家独有之尊贵。

乾隆官窑之琢器多喜置以双耳为装饰，而且式样丰富，色釉多变，堪称开一代未有之奇。尤其洋彩琢器，耳部式样成为本身造型装饰的重要组成部分，越是精巧别致，越见器物级别之尊贵高雅。本品所饰鸠首绘制精湛，面目清晰，威猛精神，以由小至大的金点衬托出鸠首丰富的立体感，可鉴本品级别非凡。清宫御瓷使用鸠首装饰始于雍正时期，主要出现在青花和诸项色釉的鹿头尊上面，乾隆早期承袭之，然制作不广，存世数量极为有限，实例可参见南京博物院典藏“清乾隆青花缠枝花卉纹鸠首鹿头尊”（图七）和“清乾隆仿汝青灰釉鸠首尊”（图八），著录于《宫廷珍藏中国清代官窑瓷器》，南京博物院，上海文化出版社，2003年，第234页、第329页。由于以上所述青花和颜色釉的鸠首皆是釉下装饰，往往徒有其形，面目模糊，根本难以与本品之鸠首相媲美，故曰本品之鸠首堪称独步有清一代，绝非虚言。

清宫寓意文化贯穿整个宫廷艺术品之装饰，本品之耳饰亦然。鸠首耳饰来源于鸠杖，就是在手杖的扶手处做成一只斑鸠鸟的形状，在西周、春秋、战国时期的考古中均有发现。鸠杖在先秦时期是长者地位的象征，汉代更是以拥有皇帝所赐鸠杖为荣。据《礼记·曲礼（上）》称：“大夫七十而致仕，若不得谢，则必赐之几杖。”即说官员到70岁时应该退休，如未得到准许，帝王就会恩赐坐几和手杖，鼓励其继续为国家做事。因此，汉代政府给70岁以上的有功德老人颁发鸠杖以示奖慰。鸠鸟在古代是吉祥、长寿的化身，传说鸠为不噎之鸟，刻鸠纹于杖头，可望老者食时防噎。《后汉书·礼仪志中》：“玉仗，长（九）尺，端以鸠鸟为饰。鸠者不噎之鸟也，欲老人不噎。”雍乾御瓷创设鸠首为耳，一方面是摹古思潮下造办处广泛借鉴古代青铜器入饰瓷器的结果，另一方面也体现清宫期盼帝皇之家人人长寿健康之寓意。

本品另一个重要而特殊之处则是六字双行楷书底款，纵观乾隆一朝，前后历时一甲子，工匠兴替之故，御瓷款字变化较大，但主要以篆书为主。关于乾隆御瓷款字问题，在乾隆登基之初并无专门规定，远在江西的御窑厂沿袭雍正朝的写款传统尤为正常，故楷篆并重，故目前尚见有乾隆六字两行和六字三行楷书款的器物，尚余前朝气息，直到乾隆二年十月始有专谕下发。据《清宫内务府造办处活计档》·“江西”记载，乾隆二年十月十三日乾隆皇帝批谕“窑上若另有旧样，仍随新样烧造。盘，碗，盅，碟俱用篆字，款要周正。” 他要求御窑厂烧造盘碗忠碟等圆器都书写篆款，要求写得规整端正。但乾隆皇帝并不满足于此，三天之后在下发谕旨一道：

“于十月十六日：司库刘山久、七品首领萨木哈来说太监毛団、胡世杰、高玉交篆字款纸样一张，传旨以后焼造尊、瓶、罐、盘、钟、碗、碟磁器等，倶照此篆字款式轻重成造。钦此。”

在最新的谕旨中，乾隆皇帝似乎对篆款情有独钟，并且专门提供款样，要求以后烧造所有御瓷皆照此样书写篆款。检视档案文献，可知乾隆官窑瓷器款识曾有前后之别，今日所常见者应为乾隆钦定之篆字款式，烧制于乾隆二年十月以后。而烧制于此之前的篆款和楷款器皿，其前后施用时间不足两年，故传世所见稀少。

由此可明确推断，本品应烧制于乾隆元年至二年之间。目前所见乾隆朝书写楷书年号款之御瓷存世量不多，主要以盘碗等圆器为主，琢器则寥寥无几，例如原中国文物总店旧藏“清乾隆 霁红釉玉壶春瓶”（图九），著录于《中国古代陶瓷艺术艺术——明清彩瓷和颜色釉》页210、图版87和香港钟氏懐海堂藏品“清乾隆 青花缠枝番莲纹牛头尊”（图十）著录于《机暇清赏——怀海堂藏清代御窑瓷瓶》图版101、页296，当为同时期御窑所出。而与本件最为接近的当属台北故宫典藏“乾隆六年 磁胎画珐琅锦上添花白地酒盅一对”，底书青花“乾隆年制”楷书款，与本品之写款在运笔习惯、神韵风格等诸多方面绝无差异，可以明确肯定此两款皆出自同一位写款工匠之手。值得注意的是，虽然台北故宫藏品根据此对酒盅活计档中记载的配匣时间将其制作时间定为乾隆六年，但据台北故宫的考证，所谓磁胎画珐琅当属在景德镇御窑厂烧造白釉素胎、运至北京造办处加画珐琅的作品，故我们也有理由可以认为此对小杯的素胎也烧造于乾隆元年至二年。

纵前所述，可鉴本品属于乾隆御瓷珍稀的品类，独特而精美的鸠首双耳傲视同群，更以特殊的楷书写款令其烧造年份得以确认，如此融集三大特色于一身，殊为珍罕，至今未见同类之作。虽历经数百年风霜，金彩依然闪射出璀璨之色，光彩照人。

此瓶之来源亦极富传奇色彩，原为清宫旧藏，1922年，退位的末代皇帝溥仪为了维持自己遗老遗少小朝廷骄奢的生活，将一批宫中珍宝暗中抵押给北京盐业银行，此件即为其一。这批抵押的珍玩后被陆续变卖，四处流散，此件辗转由上海实业家、慈善家穆湘瑶先生收藏。穆湘瑶（1874-1937年），字恕斋，自幼好学不倦，光绪年间赴南京应试，中举人。清末任江苏咨议局议员，民国初任沪军都督府警察厅厅长、上海市政委员等职，任职期间积极兴办教育，后兴办纱厂实业，同时热心慈善，为海上知名爱国民族资本家。穆湘瑶的弟弟穆藕初（1876～1943）亦为同时期上海工商界名流，曾赴美学习农学，学成回国后与胞兄穆湘瑶合办德大纱厂，为民国时期著名的棉花专家，是第一位将科学管理引进中国的企业家，被称为“中国管理之父”。此瓶在穆湘瑶先生逝世后由其家族递藏，文革时期入上海文管会后退还，流传脉络清晰。穆氏家族收藏颇丰，落实政策后，其收藏逐渐出现在拍卖市场上，经由本公司先后拍出的即有三件，如2010年春拍“清雍正 斗彩灵芝杯一对”、2010年秋拍“清道光 粉青釉描金福寿花卉荸荠瓶”、2011年春拍“清雍正-乾隆早期 红釉地画珐琅梅花山石玉壶春瓶”等，皆为品级上乘的御窑佳作，并且均配有民国时期锦盒包装，可见原藏家精雅的品味和对其收藏的珍爱。

备注：1.民国初上海警察厅厅长穆湘瑶（字“恕斋”，1874-1937）旧藏；

2.1980年代上海文管会退还至藏家后人

RMB 15,525,000

 

 

555清雍正  青花折枝花果玉壶春

无款，高29.5cm

清代官窑慕古之风，始于康熙，盛于雍正。雍正时期，景德镇御窑厂仿明永乐青花瓷器无论从造型还是画工，质量兼优，故耿宝昌先生于《明清瓷器鉴定》一书中载誉曰：“其中雍正器几可乱真”。

本品为雍正时期摹永乐青花梅瓶之样式，玉壶春瓶原以诗句“玉壶先春”而得名，源自宋代酒器，是中国瓷器最传统的经典造型之一，以变化的弧线构成柔和匀称的瓶体，深为世人所喜爱，明清两代为宫廷装饰之名品，清代自雍正起，历朝皆有烧造，成为传统官窑器形。其为撇口，细长颈，下腹略垂鼓，圈足外撇，造型周正俊秀，外形线条流畅优美。整器胎质细腻，通体施白釉，釉面光洁莹润，通身青花绘图纹装饰。颈部饰蕉叶纹、缠枝花纹以及灵芝云纹边饰，底端为明清时期习见的变体莲纹；瓶腹以折枝花果为主题纹饰，通体绘折枝石榴、荔枝、寿桃、柿子等图案，寓有多福、多寿、多子之意。青花发色浓淡有致，为雍正官窑仿明初永宣时期的佳作，绘画细腻，皴擦点染，风格雅丽，颇得其意，为雍正官窑之佳作。

拍品同上海博物馆藏“明永乐景德镇窑青花折枝花果纹玉壶春瓶”相似，应为雍正御窑对照内廷所藏明永乐青花玉壶春瓶的仿制，其器型、画风与清代常见之同类器有明显区别，非常少见。雍正帝为求仿古常谕旨所仿瓷器不具年款，《清档·雍正记事杂录》中亦有“俱不要款”的记载。

备注：日本藏家旧藏

RMB 2,587,5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