鉴赏之三百 

 

 

明  清  官  窑  瓷  器  （三十六）

 

 

351清乾隆  青花缠枝花卉观音瓶

款识：“大清乾隆年制”，高20.6cm

本器呈侈口，颈部适中，肩下弧线丰满，至胫部以下外撇，浅圈足，瓶体规整，线条流畅。釉质莹润，器形典雅。通体以釉下青花绘缠枝花卉纹，发色浓郁。一些地方以重笔点染，以期摹永宣青花之苏麻漓青效果。纹饰虽繁密却井然而层次分明，蕉叶纹，卷草纹，缠枝纹，如意云头纹和莲瓣纹排列分明。缠枝花卉形态各异，密而不乱，枝叶婀娜，疏密有致，使得整个纹饰衔接自然，而又有拙朴饱满之感。底书青花六字三行篆书款“大清乾隆年制”。

乾隆一朝承雍正之风，另有新制，尤以乾隆二十一年之前，唐英为督陶官之时，所制之器别具雅趣，神妙万方，其用心精深之处实是难以名状。但是能达成如此之艺术成就，却非仅仅唐英一人之功，还应感谢彼时中西文化之交流。从卷曲牵连的叶片中，后人不难发现西洋之巴洛克风格对同时代的中国瓷器艺术之影响。

巴洛克艺术自清代传入中国之后，曾深刻的影响到了瓷器方面的装饰，与皇家的艺术审美情趣，在传世品种可以找到不少范例。至乾隆初年，这股风潮仍一脉相承，两种分别产生自东西方的艺术相互辉映，最终完美的融合到了艺术品之上，实乃艺术界之大幸。

本品肩部所饰如意云头纹为唐窑时期最具特色的边饰之一，也是鉴定此件作品制成年代的重要参考。唐英在乾隆十二年之前的典型如意云头纹饰便如此作品之纹饰一样。但是在乾隆十二年之后，此纹饰便开始被简化，如意云头纹变小，同时中心圆眼消失。点涂的笔法亦远不及从前之苍劲有力。故此可以判断，此观音瓶应为乾隆早期唐英榷陶之时，“唐窑”佳作。

备注：北京诚轩，2007.11.06，Lot0048，封面， 辽宁省文物总店旧藏 出版：《汲古丛珍》P170，图155，辽宁省文物总店，1997年7月

RMB 4,600,000

 

 

352清雍正  青花缠枝莲大碗

款识：“大清雍正年制”，直径29.7cm

此碗胎质坚密厚重，碗形硕大稳重。外沿绘一周青花海水纹为边饰，横书“大清雍正年制”官窑楷书款。外壁以青花绘西番莲及四季花卉纹。圈足外饰一周青花蔓草纹。该碗为雍正官窑仿宣德的典型样式，绘画流畅有力，青花发色艳丽，保存完好，颇为少见。

参阅：耿宝昌《明清瓷器鉴定》P241,图411。

RMB 1,955,000

 

 

353清雍正  洒蓝地白花缠枝花卉纹盘

款识：“大清雍正年制”，直径33.1cm

此盘体量颇大，敞口弧壁，底承矮圈足，盘底心双圈内青花书“大清雍正年制”六字二行楷书款，字迹规整，笔划有力。大盘内外壁均以洒蓝釉为底色，花卉以瓷堆白的手法，产生一种色彩的强烈对比。

此类洒蓝釉堆白作品，制作工序复杂，先于素坯之上依图堆塑出缠枝花卉纹饰并覆上白釉，入窑素烧成为瓷胎，继而于素胎之处施上蓝釉二度入窑，方始成功。此盘纹饰制作细致，手法老到传神，所堆塑缠枝花卉与洒蓝釉面高底相间，富有层次和立体效果，极为养眼，而且蓝白相映，清新别致，深得雅趣风骨。整器胎体较厚，手感沉重，器型大气少有。

洒蓝釉，又称“雪花蓝釉”、“洒蓝釉”。明宣德时景德镇所创，清康熙时烧制成熟。是在烧成的白釉器上，以竹管蘸蓝釉汁水，吹于器表，形成厚薄不均、深浅不同的斑点；所余白釉地仿佛是飘落的雪花，隐露于蓝釉之中。

清康熙、雍正、乾隆时期的洒蓝釉瓷器呈色稳定，做工精细，由于烧造时的工艺复杂，成功率比较低，因此洒蓝釉瓷器在当时也是比较珍稀的一个品种。清代后期，洒蓝釉瓷器的烧造水平有所下降，胎和釉等方面都无法与清早期的器物相比。因此，从收藏的角度讲，清代的洒蓝釉瓷器仍是以康熙、雍正、乾隆时期的制品为最佳。

以施釉技法而言，雍正年间对早明设计的模仿可谓唯妙唯肖，正如一件刊于陆明华著《明代官窑瓷器》（上海，2007年，图版5-33），属上海博物馆所藏之雍正作例。与万历盘以一般钴蓝釉下青花作留白绘饰不同，宣德作例及上海博物馆的雍正盘，皆在白釉上施一层均厚深蓝色釉，其中的氧化钴已溶解。现此品上的蓝釉更是以覆盖细纱之竹筒吹洒上色，形成如此细致的洒蓝效果。

雍正皇帝对烧制瓷器，一丝不苟，据载雍正曾多次亲自设计瓷器形制、规格等并命人依样烧造，由此可见雍正朝的器物堪称精品，此盘器物较大，烧造却十分精细，做工更是堪称绝妙，是一件值得收藏的珍品。

备注：日本藏家旧藏

RMB 2,875,000

 

 

354清乾隆  青花缠枝花卉赏瓶

款识：“大清乾隆年制”，高37cm

此瓶侈口，长颈，溜肩，鼓腹，圈足，底部“大清乾隆年制”六字三行青花篆书款。透明釉地青花绘饰。口沿外侧饰青花海浪比邻如意云头一周。颈饰蕉叶纹、回纹。肩环凸弦三周，单弦两周、双弦一周分隔两域，分饰缠枝花卉纹与如意云头纹。腹壁缠枝莲各样周环满饰，腹底变形莲瓣纹一周。圈足外壁卷草纹一周。整观，胎体整范，造型挺拔，青花发色沉丽，特意点染铁锈斑效果，特征典型，值得收藏。

赏瓶创初名“玉堂春瓶”，创烧于雍正时期，因其多以青花绘缠枝莲纹，意寓“清廉”，故常被帝王用作赏赐用瓷，以期臣下为官清廉，故又名“赏瓶”。 据《清宫造办处活计档》载，雍正八年（1730年）“十月三十日，海望奉旨将赏用瓷瓶依画样呈览，交年希尧烧造些来”，档案中之“赏用瓷瓶”即应指赏瓶。赏瓶自雍正朝创烧伊始，即成为清代御窑瓷器之经典品种，一直延续烧至清末。据资料，目前所见乾隆朝青花缠枝莲纹赏瓶分为两种：一种为延续雍正朝之作，其肩部饰三组凸弦，腹部上丰下收，所绘缠枝莲花为单层排列；另一种为乾隆朝创新之作，其腹部浑圆，不饰凸弦，足际起唇边一周，腹部缠枝莲花为双层。本品即属延烧雍正之品种。

参阅：《中国陶瓷全集第15卷 清（下）》 “清乾隆 青花缠枝莲花纹瓶”（图2）

《中国清代官窑瓷器》 “乾隆 青花缠枝莲花卉纹赏瓶” P233

《清代瓷器赏鉴》 “乾隆青花缠枝莲纹赏瓶”（图165）

《孙瀛洲的陶瓷世界》 “清乾隆 青花缠枝莲纹赏瓶（一对）”（图146）

2012年5月15日 伦敦苏富比“清乾隆 青花缠枝莲纹赏瓶” Lot385

RMB 1,955,000

 

 

355清道光  柠檬黄地洋彩花卉纹大碗 （一对）

款识：“大清道光年制”，直径18.5cm

本器口微撇，腹部平滑，圈足，胎体薄厚适中，造型端庄秀丽，曲线柔美。碗内壁施白釉，釉汁润泽，宛若凝脂，碗心用矾红彩以渲染的笔法绘制五只姿态各异、活泼生动的蝙蝠。“五蝠”即“五福”，典出《尚书·洪范》，具体是指：“寿、富、康宁、修好德、考终命”五种人生吉祥之事，以红彩绘制五蝠还有“洪福齐天”之意。碗外壁以黄釉为地，用各色料彩绘制牵牛、秋葵等四枝竞相绽放、纷繁鲜艳的缠枝花，花间枝头还有半放的小花及花蕾点缀，整器纹饰绘制纷繁细密，色彩富丽堂皇。所绘花卉的曲线及布局均与典型的中国传统画风截然不同，明显体现出西方巴洛克装饰风格对中国美学的影响。器物外底施白釉，底心青花书“大清道光年制”六字三行篆书款。

“洋彩”即“粉彩”，此观点目前已经基本被陶瓷界所认同，但“粉彩”之名是晚至清末民初陈浏所著《陶雅》及许之衡所著《饮流斋说瓷》中才出现的，清宫造办处档案中从未见“粉彩”一词，而都是以“洋彩”为名。关于洋彩的起源，唐英撰于乾隆元年（1736年）的《陶成纪事碑》中载：“洋彩器皿，新仿西洋珐琅画法，山水、人物、花卉、翎毛无不精细入神。”文中明确指出洋彩是仿制画珐琅器物而创烧的彩瓷品种，因此对于包括本对碗在内的使用西洋画法的早期粉彩器，还是称为“洋彩”为宜。本碗即为道光年间，延续乾隆初年洋彩器物的典型样式，乾隆二年造办处档案有载：“洋彩黄地花宫碗，花样甚好……照此将小圆盒亦烧造些”，文中所称“洋彩花宫碗”即指本器，并颇受乾隆皇帝喜爱，此后遂成为清代景德镇御窑厂的传统品种，一直烧造至光绪朝。

备注：海外藏家旧藏

RMB 2,817,500

 

 

356明宣德  青花镂空花卉海浪纹花熏

款识：“大明宣德年制”，高38cm

本品属于宣德朝的重要赏赉瓷之一，为中外交流盛事之见证者。其形制别致，配以精良的胎釉而成，彰显出如玉似冰的材质之美，制作工艺异常复杂，设计精巧新颖，整体纹饰铺陈出繁复多变的异域情调，盖部与器身上下吻合，呈圆球状，盖顶模拟出一朵含苞待放的莲花，并在莲瓣中镂雕出六个如意形小孔，与肩部六个如意形镂空孔洞相呼应，肩部镂空孔洞之间装饰以折枝花卉，布局疏朗而留白鲜明，盖部中央纹饰则是镂空缠枝灵芝，六朵灵芝均匀分布在细密的枝蔓之中，雕琢精绝，下方均对应绘饰六组如意云纹，一虚一实，如意云纹之间点缀着扁菊纹。器身与盖部的口沿皆绘一周细枝碎叶式卷草纹，洋溢浓厚的伊斯兰繁密枝蔓装饰风格，器身腹部为缠枝宝相花，勾画婉转流畅，足座处分别绘以缠枝灵芝与海水浪涛纹。整体纹饰匀称分布，藤蔓绵绵，疏朗而饱满，纹饰写实传神，充分借鉴国画的笔墨意韵，得其法度，勾、勒、点、染诸法，运用皆宜。线条粗细并用，青料浓淡兼施，从而令画面富具苍翠欲滴的意趣，透出凝重雄浑之美，一如朱明盛世，威加四海之气势。明人张应文《清秘藏》赞誉“我朝宣庙窑器，质料细厚，隐隐橘皮纹起，冰裂鳝血纹者，几与官、汝窑敌。即暗花者、红花者、青花者，皆发古未有，为一代绝品”。今观此器，可知前贤评价之高不为虚言。

本品构图设计颇见匠心独具，纹饰虽繁缛而不乱，镂空工艺的运用令层次丰富清晰。镂雕是明代官窑重要的装饰技法，然烧造极为不易，往往导致器物疵裂变形，为当时窑业之大患。例如万历御瓷尤好此装饰，据《明神宗实录》载，万历十二年（1584）：三月己亥“工科都给事中王敬民极言瓷器烧造之苦与玲珑奇巧之难。得旨，棋盘、屏风减半烧造。”镂空制作一直是明清两代制瓷业的核心技术，官窑也无法保证绝对的成功率，故只能以减烧、少烧来降低烧造成本。然而类似本品器型周正，无变形之虞，雕琢玲珑剔透，繁密纷集，妙不可言，无论是修胎成型还是装烧成器都极为不易，稍有闪失，前功尽弃。

本品成型颇为考究，必须采取模印成型工艺，再加以驳接上下顶尖和足座，在装烧中必须是一体入窑，即是盖部与器身相迭，子母口处不施釉而以谷糠灰等物隔离，防止粘连，只有一体烧造方可保证器物同步收缩，让盖部与器身恰好吻合，避免错位不合之患。但是一体烧造必然增加器身的承重，极容易在烧造最后阶段发生变形倾斜，毕竟本品入窑之前总高度是在45厘米以上，为了适应承重的需要，器身部分逐渐加厚，并将圈足处理为宽平式样，更好降低烧造失误的概率。本品融汇绘画、镂空、模印诸多重要工艺于一身，属于宣德官窑瓷器的佳妙之作。

RMB 25,300,000

 

 

357明正德  青花斗彩开光阿拉伯文出戟六管瓶

无款，高25cm

六管瓶的形式始于五代，流行于宋代浙江龙泉窑，多与祭祀用器相关，具有五谷仓之类的意涵。本品器形独特，长颈，溜肩，鼓腹，足座外撇，瓶颈有六管对称装饰，饰以青花回纹、蕉叶纹，瓶腹中部有六出戟与颈部六管呼应，肩部斗彩绘饰如意云纹，间以红彩点缀五星朵花装饰，腹部绘青花主题纹饰菱形开光阿拉伯文，周围衬以变形斗彩如意云纹；近圈足处绘上下青花蕉叶纹一周。此瓶造型规整，施釉均匀，釉色典雅。青花沉稳淡雅，用笔流畅，技艺娴熟。独特的阿拉伯文装饰风格，正是见证中外文化交流最典型的例证之一。据有关资料统计，伦敦大维德基金会收藏类似一件，头部有残，北京故宫博物院收藏了半截此类藏品，法国吉美博物馆也有一件完整器，但无红星点缀。故此品存世罕见，甚为希珍。

正德帝崇信伊斯兰教，因此他当朝的瓷器上大量用阿拉伯文和吉祥图案作为主体开光纹饰，开光内书阿拉伯文，意为“一切赞颂都归于真主”、“真主真伟大”、“赞美真主阿拉”等内容大多是吉祥语句。伊斯兰文化由唐宋至明清呈现着不断繁荣，不断发展的趋势，在中国的穆斯林人数也在不断的扩大和发展。明代伊斯兰教和穆斯林人数取得更广泛发展，据《明实录》统计，从洪武至成化的百年间，西方来穆斯林近七十批，其中宣德六年的一次来归就达三百余口。明代形成继元代之后穆斯林入附中原的新高峰。在这样的背景下，出现了适应穆斯林文化需求的相关产品。永宣时期流行的阿拉伯文青花瓷，青花折枝花卉大执壶等都与穆斯林人生活紧密联系。瓷器中的阿文款式也是在这种背景下产生的。

正德时期在中国陶瓷史上是一段非常特殊的时期，装饰中出现大量的阿拉伯文、波斯文的书写。以这两种文字做装饰，在瓷器上最早可以追溯到唐代，但只是作为一种点缀，字数极少。而明正德时期却以大段《古兰经》箴言、圣训格言，以及赞颂真主安拉和贵圣穆罕默德的字句题写在器物上，具有宣扬宗教的意味。在传世品中目前所见带阿拉伯文字的正德瓷器，主要以碗、盘、罐为主，另有香炉、插屏、灯座、香筒、烛台、圆盆、笔山、帽筒等日常生活所需之物，而多以青花装饰，五彩器颇为稀罕。

备注：英国藏家旧藏

RMB 4,600,000

 

 

358明初  钧窑丁香紫釉葵花式三足洗

款识：“七”，宽22cm

钧瓷之美胜于釉色，三分人力，七分天成，其间色彩的流淌与幻化，非巧思可以成就，尤以紫钧最为典雅，釉彩之绚丽宛若晚霞，而釉质之细润，犹似一泓静谧湖水。其烧造颇为周折，先需模制成型，再经多次素烧、施釉。因釉彩本身乳浊黏稠、流动缓慢，故上下加迭色泽不同的釉彩，极易形成斑斓、交织的现象，乃至一窑一火烧制的钧瓷，变化万端，无一相类，故有“钧瓷无双”之誉。

本品原为钧窑宫廷陈设花器之盆托，因其形制古雅精致，置于案头亦赏心悦目，后世文人遂以之为笔洗。其形制为六瓣葵花形，侈口出沿，沿边凸起一道细棱，器身随形而生，婉转而不失刚健。釉色厚润，色泽依器型的转折而丰富多变，口沿与外壁为玫瑰紫，灿若晚霞，绚丽夺目而变化无穷，内壁则是天蓝色，静穆湉谧，与外壁的炽烈瑰丽形成鲜明的对比，如此冷暖色泽的搭配符合美学的原则，折射出工匠们的巧思和皇家审美的品味。其釉色流光含韵，乃人间炉焰之功，使之瞬息交融，融为奇异。釉色之美更由造型之妙相称，俯视本品，器内每一处转折均见釉色浅淡，以致黑褐坚硬的胎骨隐现，使得造型轮廓鲜明，釉质的温柔婉约和器型的刚健硬朗合二为一，别见一番古朴典雅之风韵。底部下承三足，敷涂褐色护胎釉，斑驳古拙，与莹润釉光对比鲜明。周缘存支烧痕十余枚，古朴豪迈，一侧清晰可见刻出“七”字款，笔道遒劲，荡漾出独特的时代气息。

此类花器属于钧窑历史上独特的一类，底部各刻一个从一到十的数目字，基本规律是数字越小，器物尺寸越大，若如本品式样与釉光者，底部刻“七”字，存世稀少，检视目前公私典藏资料，同类仅见二例，其中之一源自清宫旧藏，现为台北故宫博物院藏品，典藏号：【故瓷14035】，高6.5厘米，口径20.3厘米，内外釉色与本品相近，釉光略见沧桑，著录于《故宫藏瓷大系•钧窑之部》，图版43。若两者相比较，本品之釉色则远胜清宫旧藏者，其釉色之浓妍展示出玫瑰紫一色无以伦比的魅力，亦为钧窑花器当中极为罕有的隽品。另一例为香港大学美术博物馆藏品，著录于《大繁若简：宋金元朝的单色釉瓷》。近二十年国内拍卖市场未见同类“七”字刻款器皿出现，其珍罕程度由此可见一斑。本品形制精雅，色釉妍美，纵观当今内府遗珍之中，能有如此品格者极少，故犹为可珍。其秀巧怡人当为文房佳器，抚而赏之，追忆昔日御园遗芳，亦可鉴永宣二朝文艺之隆盛。

本品原为钧窑花器之一，与之配套使用的花盆，亦为铭刻“七”字款的玫瑰紫釉葵口者，现存世实物可见三例，分别收藏于美国旧金山亚洲艺术博物馆和北京故宫博物院，前者著录于HE LI着《Chinese Ceramics》页151，图239，后二者收录在《故宫博物院藏文物珍品大系——两宋瓷器》上册，页18、20，图15、16。由此可鉴，镌刻“七”字款的玫瑰紫釉葵口花器流传至今甚罕，更因为盆托作为花盆的配套，在使用中耗损率远远高于花盆本身，所以至今盆托较之花盆更为稀少。

此类钧窑花盆确是盆景栽植的经典器用，一直深受古代文人之推崇。明万历高濂《遵生八笺》载：“均州窑，有朱砂红，葱翠青（俗所谓鹦哥绿），茄皮紫，红若胭脂，青若葱翠，紫若墨黑三者纯无少变露者为上品，底有一、二数目字号为记……此窑惟种菖蒲，盆底甚佳。”

由此可见，明代钧窑花盆的盛行，与种植菖蒲有联。弘治乙未（公元1499年）吕纪、吕文英所绘《竹园寿集图》，描绘有一对置于庭院山石之上的天蓝釉渣斗式花盆及盆托。从造型与釉色分析，应为“钧窑”制品。盆中植物为石菖蒲。菖蒲是我国传统文化中可防疫驱邪的灵草，与兰花、水仙、菊花并称为“花草四雅”。菖蒲先百草于寒冬刚尽时觉醒，因而得名。菖蒲“不假日色，不资寸土”，“耐苦寒，安淡泊”，生野外则生机盎然，富有而滋润，着厅堂则亭亭玉立，飘逸而俊秀，自古以来就深得文人雅士的喜爱。以钧窑花器培植，二者相映，殊为清雅，故明代以降成为风尚，世人自然对钧窑花器的关注更甚于前。

对钧窑花器的狂热从明清两代历朝文人大量的品评文字之中更是流露无遗，试举数例如下：

明嘉靖、万历张应文《清秘藏》：“均州窑，红若胭脂为最，青若葱翠色，紫若墨色者次之，纯而底有一、二数目字号者佳，其杂色者无足取。”

明崇祯文震亨《长物志•总论铜玉雕刻窑器》：“均州窑，色如胭脂为上，青若葱翠，紫若墨色者次之，杂色者不贵。”

清顺治汪介人《中州杂俎》卷二十“钧窑、汝窑、柴窑”条记载：“钧州瓷器，谓之钧州青，最为海内所重，久不制造，自寇燹后已如彝鼎不可复得。”

入清之后，此类独特的钧窑花盆彰显宫廷艺术独有的气息，自然深得清宫珍视，作为前朝珍玩的它们获得雍干二帝之钟情。雍正皇帝对钧窑花器的喜爱体现在摹古方面，雍正七年（公元1729年）曾谕旨唐英摹制，无论是窑变釉器皿或是仿均釉器皿皆以钧窑花器之釉色造型为范。是年三月唐英为求此釉复烧成功，不惜派厂署幕友吴尧圃亲赴河南禹县探求古配方，谓之“此行陶冶赖成功，钟鼎尊罍关国宝。”（见唐英《陶人心语》卷一《春暮送吴尧圃之钧州》）七月，钧釉终于复烧成功。成功烧造的仿钧釉花器被送至清宫，融入帝皇后妃的日常生活当中，妆点和提升生活情趣，例如雍正朝内府所绘《十二美人图之对镜》当中，菱形仿钧釉盆奁一套安放在窗台，发色瑰丽，应为玫瑰紫，其上水仙绽放飘香，极得幽静之趣，此情景为后宫真实生活的写照。

乾隆皇帝独具好古情怀，对此厚爱则体现在大量使用钧窑花器盆植花卉或是装饰金属玉石盆景。因为富具情趣的乾隆皇帝对盆花艺术非常钟情，若以前朝古物与奇花异草相搭配最见雅致，自然不容错过。另据清宫造办处档案记述，乾隆皇帝曾不止一次谕旨制作各类金属玉石盆景之后安放在此类钧窑花盆之上。因此，钧窑花器在清宫生活中扮演的角色甚为独特，融陈设与实用于一体，在清宫花道艺术方面占据异常重要的地位。传世所见不少钧窑器皿底部刻有宫殿、斋堂名号，表明陈设的位置，其铭刻内府堂名款遵循严格的格式，皆呈“T”字形布局：先横刻大的宫殿名称，后竖刻具体的安放厅堂，例如前述清宫旧藏“七”字款玫瑰紫釉葵口式花盆，其底部横刻“建福宫”，竖刻“竹石假山用”；可见这些刻宫殿款的花盆在乾隆朝被广泛地实际使用，装饰清宫里面最尊贵的场所。

晚清国门大开，文物珍品遂为外国收藏家所竭力典藏，其价格亦暴涨，大不同于从前，钧窑花器亦然。清末民初之际，因欧洲、日本等海外买家的狂热追捧，不仅钧窑瓷器价格高涨，连仿钧瓷器都甚受欢迎，从下列文献中可略窥端倪：

1910年江浦寂园叟《匋雅》：“余初著书时，宋均且不见重于西商，今则宋元瓷品，声价陡增，然犹必沾沾于紫釉，尤未得天青之三昧也。”文中又说：“日本颇贵重广窑，目为泥均，价或逾真均，亦可诧也。”

刘子芬《竹园陶说》：“近日商人则重紫，均窑紫器一枚价万金……”

黄浚（1890～1937）《花随人圣庵摭忆》：“光绪初叶，乐亭刘氏极豪奢，饲猫犬饭盒，悉用钧窑，取其质厚不易损，海王村商人以贱值得之者，彼时内府钧窑花盆内，亦不过种三文一棵之六月菊，绝无宝贵意。曾不二十年，以欧人最重此瓷，腾涨至万金以上，识者云更二十年，钧窑恐将绝迹国中矣。”

上述说法从现今欧美公私收藏中见到的各式钧窑花器获得了验证，最具代表性的当属20世纪前期名震四海的戴维德爵士的收藏，其典藏品中可见钧窑花器11件（其中盆托5件），且以施紫釉者为多数，显见其所受当时中国品味的影响。海外收藏家对钧窑花器的搜寻持有极大的热情并积极的购买，当时在中国古玩市场皆以钧窑花器为贵，且多不易见，时人感叹：“花盆以均窑为最佳，其座谓之盆连有圆者，有海棠式者，有六角，近则折足磨边亦珍逾拱璧，盖均之可贵极矣。”《陶雅》载：“均窑……紫色亦美。而坯质泥松同符朱说。……而青紫交晕，天然浑合，甚难觅也。”

正因为西方收藏家的介入和推崇，以致欧美日本古陶瓷学界对钧窑花器的关注和研究持续近百年，至今热情不减，备受重视。而西方收藏界秉承传统风尚，在收藏和拍卖中继续演绎着对钧窑花器钟情不变的经典传奇，例如2008年春季香港苏富比第2508号拍品【15世纪明代钧窑天青釉仰钟式花盆】以4400万港元成交，创钧窑花器成交记录之最，纽约佳士得 2009年9月15号第2196号拍品，成交价为1，258，500美元，纽约佳士得2010年9月17日 第2239号拍品，元或明早期钧窑 成交价782，500美元。由此可见，西方收藏界对钧窑花器无比推崇的历史感情成为钧窑花器市场价值不断高升的主要因素。

备注：欧洲及日本藏家旧藏

RMB 6,325,000

 

 

359明嘉靖  青花九龙大盘

款识：“大明嘉靖年制”，直径53.5cm

嘉靖一朝四十五年，官窑生产从未间断，据不完全统汁，产量可达六十多万件。将近半个世纪的生产，形成了嘉靖官窑青花瓷器的独特风格。嘉靖时期的景德镇瓷器，唯重大器，大型器物如大龙缸、大罐、葫芦瓶、大盘等的制作日渐增多，瓷器造型复杂，风格浑厚敦实，与前朝大相径庭。青花这时一改明中期成化、弘治的淡雅，而变得浓艳。嘉靖青花色料改用回青料（有的加石青），由于回青料含铁量低，所绘纹饰没有黑色斑点，又由于含锰量高，纹饰浓艳泛紫，又称之为“青金蓝”或“佛头青”。其色调如朝珠串上的青金蓝石呈现的佛头青色，蓝中泛紫，如蓝宝石一样鲜亮，又似青金蓝般艳丽。《陶雅》一书曾称：“嘉靖尚浓，回菁之色幽菁可爱”。构成了鲜明的时代特征，此件作品即是嘉靖一朝大器中难得的精致之作。

该盘为敞口，浅腹，圈足，底不施釉，体量厚重硕大，浑厚凝练。其器形规整，胎质细腻，釉面莹润，全器以青花满绘龙穿缠枝花卉纹样。青花发色浓艳泛紫，具回青特征，是典型的嘉靖官窑器。盘外壁近口沿下一隅，双框内横书“大明嘉靖年制”六字楷书款，运笔遒劲，笔粗色浓，结体健美，刚柔相济，苍劲中飘秀逸。盘心绘正面苍龙，龙鬃飞扬，双目圆瞪，龙嘴较长，俗称猪形嘴，五爪短而有力呈风车状，强劲有力，扬尾、弓身曲颈，腾飞于花海之中，刚健威武。内外壁周饰首尾相对的侧面形龙，内外各四，共计八龙，正合“九龙吉祥”之意。其间填缠枝花卉图案，虽仍采用传统的勾线加平涂的技法，但却非常细致周到，繁而不乱，装饰效果非常好。龙身较瘦，龙身饰绘鱼鳞状纹，排布细密，双目圆睁，龙角冲天，龙背绘有尖刀状齿纹，威风凛凛，表现出明显的嘉靖时期龙纹特点。九龙腾翔于花海之间，缠枝花卉相互勾连，绵密不绝，曲线婉转细腻，绘制精细。缠枝是中国艺术品的重要装饰纹样，寓意生生不息，万代绵长之美好愿望。缠枝的婀娜优美，富于动感，所见九龙横空而出，穿腾于花丛之中，遒健凶猛，气夺千里，神姿各异却又相互呼应，王者之气激荡其中，予人鉴阅之际顿生敬畏之心。此件大盘虽为大器，然做工细腻，修胎精致，青花发色完美，艳若宝石，纹饰繁复富丽，体现了皇家气度，实为一件难得的嘉靖青花大盘精品。

来源：日本藏家旧藏

RMB 2,875,000

 

 

360清道光  青花福寿双耳扁瓶

款识：“大清道光年制”，高24cm

此扁瓶胎体润洁，釉汁盈亮，圈足较浅，呈圆角长方形，足端宽平，口沿下、腹侧面绘缠枝灵芝纹，颈部绘如意云头与缠枝莲纹，腹部外周绘缠枝莲花纹，腹部的桃形框内绘有桃、蝠纹，取意“福寿双全”。青花花卉开光桃纹如意耳扁瓶属清代宫廷传统器，创烧于雍正，各朝均有烧造。道光帝亦对陶瓷钟爱有佳，命御窑厂烧造各式传统佳器，同前朝嘉庆和以后几朝的作品综合比较，依然相当出色，不少作品甚至超越了嘉庆朝的御窑器。此件扁瓶无论胎釉，造型，画意，保存状况都趋于全美，工精料纯，不为多见，更可与雍、乾同类品媲美。

参阅：《中国清代官窑瓷器》上海文化出版社P.220

RMB 805,0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