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岁红》：儿童小说智性色彩的戏剧美

　　                        李伟

　　《九岁红》是著名儿童文学作家伍剑凝神静气、致力儿童文学文本创新、语言创新可能性的转型之作、成功之作。该作品创化传统儿童文学写作理念，在再现童年书写多样化、情态化和表现手法上充满儿童文学的智性色彩。

　　小说以一个小女孩“九岁红”的传奇戏剧生活为明线，以爷爷和张师傅的别样经历为两条暗线，极具机锋地再现了宏阔复杂的社会背景对于一个有时平凡如蝼蚁，有时大红大紫的角儿的命运沉浮，富有哲学况味和美学意蕴。

　　具体而言，小说突显出的戏剧美，开辟了当代儿童文学书写方式的新路径。我们视域中的戏剧题材小说，在成人文学里已经涌现出诸多佳作，比如贾平凹的《秦腔》、叶广芩的《状元媒》、方方的《水在时间之下》、陈彦的《主角》，这些成人戏剧题材的小说，作家可以按照自己的审美指向，毫无顾忌地挑选成年读者群体，成年读者心智成熟，可以接受大喜大悲、大起大落，即使表现人生际遇，也可以用哲学、宗教的思维方式，提出叩问，留给读者深层次的思考。可是作为一本儿童小说，期盼达到预期的文学效应和阅读效应，对于作家是莫大的考验，考验的难度在于，儿童小说表现戏剧的深浅程度、故事和戏剧的结合维度，与儿童接受心理的契合度和陌生化叙事给他们带来的阅读障碍的影响大小，一般作家积累和视野难以到位，也就不好把握笔力。

　　伍剑难能可贵之处，就在于他能够沉潜下来，调动平时阅读、生活等知识体系的同时，主动放低姿态，走进生活和历史的最前沿，不断爬梳，获得第一手活灵活现、活色生香的素材。分析自己多年的写作经验，他颠覆了一些写作技巧，有效解决了题材的“考验”。这是一名有社会责任感作家的主动出击和内心唤醒，正如著名作家周晓枫所说：“葡萄不断摧毁自己，才能酿制酒浆，写作上也需要持续的自我背叛。”

　　在表现戏剧深浅程度等难点上，伍剑摒弃了佶屈聱牙的戏剧唱词和过于地方性的本子，精心挑选浅语化、儿童能够接受、乐于接受、有戏剧辨识度的戏剧语言，放大在文本中。在情节的铺展，吸引小读者的注意力上，将看起来冷冰冰的戏班生活，选取富有儿童趣味的食物、游戏等纳入文字间，营造出一种不知不觉被我国传统戏剧文化熏陶的艺术效果，也使传统儿童小说逻辑与文本逻辑有了很好的接洽能力。比如，“九岁红”--翠姑随母亲回娘家这一段：马车到了外婆家，迎着她的是一班野娃娃，他们有高高的，瘦瘦的，流着大鼻涕，但眼睛都睁得大大的，他们很期盼着翠姑下车，还没等翠姑脚落到地上，他们便一窝蜂似的涌来，亮起嗓子大声叫道：“大小姐好！”叫完，便不好意思地把一根指头塞在嘴里。翠姑高兴别人叫她大小姐，听到小伙伴们叫，翠姑就会学着戏文中的词回答：“狗奴才！”小伙伴们也学着戏文的样子，垂下头回答一声：“小人在！”接着大家哈哈一阵笑。游戏结束，翠姑还是学着戏文的样子一步一回头，款款移步，返回车上，捧下精巧的礼盒。礼盒上裹着黄纸，上面缠着红丝带，表示喜庆。翠姑翘起兰花指打开丝带，拿出带来的洋点心，分食给一只只伸过来的小脏手，小脏手接过点心，立马像一阵风似的跑开，躲在草垛后去。“

　　这里的”九岁红“回答的”狗奴才“和小伙伴回答的”小人在“，乃至”九岁红“学着戏步，返回车上，拿出洋点心，毫无断代感，亘古不变的童趣弥漫其中，这样的戏谑，文中多有延展，有些延展到小说结尾的时候，令人百感交集，喟叹人生。

　　小说中，王师傅和”九岁红“打赌，这也是儿童读者喜欢的趣味之举：

　　王师傅对”九岁红“说，他再耍棍时，叫”九岁红“把盆里的水朝他身上泼，如果泼的水溅到他身上，王师傅便请”九岁红“和她师父吃武昌鱼。王师傅说完，在院子中站定，把手上的棍捋了捋。藤棍柔软有弹性，王师傅拿着藤棍对着梅香一抖，棍头就似喇叭花绽放开。接着他丢开藤棍，一脚踢到半空，放了个筋斗接住藤棍，身体一转，藤棍就贴在他身上旋转开。不知谁带头喊泼水。”九岁红“依然端着水盆，不知所措，但她还是惊慌地把盆里水，泼到王师傅身上。水花四溅，围着的人脸上，身体上都溅了水。王师傅停下来，抖抖身上的衣服，竟然没有一滴水。梅香吃惊地瞪大眼睛，张口结舌说不出话来。王师傅得意大笑。后来，老李头发现王师傅鞋子有水，王师傅立马认输。

　　本来技艺精湛的王师傅对取胜十拿九稳，不料”败“在一个孩子手上，这样的反差，也是体现出王师傅心细如发，是他假意失败，实则想请张师傅吃饭，制造一点噱头博得张师傅的欢心，而”九岁红“不谙世事，完全不懂，这增强了小说的朦胧性、可读性，为儿童小说细节刻画的多样性提供了写作空间。写儿童小说，深谙儿童心理非常重要，伍剑从纷繁的素材中，精挑细选富有儿童趣味的材料，体现出他的用心用情。

　　儿童文学读者特别，是很特殊的文学，它有不同于成人文学的独特的审美特点。它独特艺术品性，主要表现为纯真、稚拙、愉悦、怪诞、质朴等方面，所以在取材和表现上，不能用力过度，而要举重若轻，否则减损了儿童本位的阅读营养吸收质量，这自然对儿童文学作家提出了书写节制和慎重的要求。

　　在写王师傅请”九岁红“师徒吃饭时，王师傅说：“唐朝有一个叫梨园的地方，聚集着很多的艺人。艺人们聚在一起吹拉弹唱，不亦乐乎。没想到有一个人也喜欢热闹，而且喜欢扮丑逗大家乐，而且是隔三差五到梨园去溜达。这人可不是凡人，而是大名鼎鼎的皇帝唐玄宗。皇帝应该是威严的，咋能扮丑逗乐？于是，一个太监想了个办法，用一块白玉做了个脸谱，于是，所有艺人都用各种材料做出各种脸谱来……”

　　没想到脸谱还有这样的故事，梅香听得很来兴趣。这便是作家熟悉儿童心理，从高深的戏剧中找到能够踩响儿童读者兴奋点的纯真、怪诞和稚拙故事。类似的情节和细节，小说中不时闪现，比如在“新市场”汉口最繁华的地段，“九岁红”和爷爷吃豆花时听到的那首童谣一样的叫卖声--豆花，豆花，买豆花啦！白嫩嫩热腾腾的豆花哦！姑娘吃了白漂漂，小伢吃了补大脑。

　　伍剑是慎重和节制的，他在小说中凸显的戏剧美，并不是刻意为之的表象化、概念化审美，他的书写目标，主要是通过读者喜欢的电影表现手法再现的，从这一点上来看，伍剑是个创造者，成色十足的镜头语言，把戏剧、儿童小说、电影完美熔于一炉，给读者带来不一样的阅读体验。

　　写戏剧题材的儿童小说，离不开戏剧的主题，这主题，一是小说中的戏剧本身的演绎，二是表演者的真实生活，三是两者结合的程度。有句话，戏如人生，人生如戏。伍剑殚精竭虑，以独具匠心的笔法将舞台人生和生活人生，虚虚实实、影影绰绰结合在一起，艺术氛围氤氲袅袅，给人以极大的审美享受。

　　我们看小说的目录，第一章春去秋来寒霜临，第二章苦练枝头闻花香，第三章春风咋暖寒潮来，第四章乱世风云红江城，第五章风雨之中度玉门，后记只为人生不为戏。它们连接起来，就是一段绝妙的唱词，也是一条“九岁红”命运的线索，一名双手不沾阳春水的千金大小姐，命运多舛，由富贵走向贫穷，由无名变成名角，最后有抛却一切，完全出戏，到麻城乡下追随师傅，只为过一段平凡的戏剧生活。

　　伍剑在儿童小说中再现戏剧美，有诸多大胆突破，其中语言的突破是显而易见的。戏剧美是戏剧艺术的审美属性。它综合了文学、音乐、美术的一些特性，比如舞台布景、服装、道具、灯光等因素，都要通过演员的表演，将故事内容传输到观众的眼睛和耳朵，这种空间的直接流动，具有直接性，而且舞台上演员和观众可以交流互动，达成情绪的交流的渠道，这是共情性。《九岁红》借鉴舞台的表现艺术，延伸到电影表现手法上，将小说的语言凝成戏剧语言和镜头语言。

　　《九岁红》的戏剧语言，是运用和唱词乃至传统章回小说里惯用的“雅气”相配套的文白共生的语言来实现的，这种语言让人读来别有意趣。

　　当初表弟讨好“九岁红”时，表弟说“我唱戏你听。”表弟一扬脖子，后脑勺的小辫子一甩一甩地唱起：俺本江湖一大侠，抓住方腊也有俺……“九岁红”翠姑喜欢跟着爷爷看戏，一听表弟唱戏，翠姑就呵呵笑起，因为，表弟唱的是汉剧《打渔杀家》里的改过的词儿。原词是：他本江湖一豪家，诛擒方腊也有他。翠姑不怪表弟，她知道表弟是想再混些点心吃，有意唱错，好让自己教他唱一遍，自己唱高兴了，就会再赏他一些点心。

　　这里表弟修改的唱词，完全变成了戏剧生活，使一个顽童跃然纸上，虽然表弟在小说中没多少着墨，给读者带来的艺术感染力却很强。类似一笔带过的次要人物还有老李头，“九岁红”挨打后，厨房的老李头端着一碗面进来--老李头喜欢吃“三合食品”的洋点心，听说梅香挨打了，便用黄花菜、黑木耳和肉丝下了一碗肉丝面。这个老李头，看似平凡，实则傲岸奇伟，一是经历传奇，二是手艺绝伦，他能够把瘦肉丝塞进豆芽嫩管里，放进油锅一滚，拿出来再加上点鸡汁高汤，变成了一道特别的菜品，就是简单的小白菜，他把它们带着水放进锅里一倒腾盛出来，那浅浅的瓷盘上四溢绿色菜汤，多大的角儿吃了老李头的菜也叫好。当年梅兰芳到汉口戏台唱戏，不下馆子，就点着让老李头去做专厨。老李头还非常有个性，戏班没有人敢不敬老李头，他给班主炒四个菜，给角儿炒三个菜，一般跑龙套和学徒们炒两个菜。高兴，老李头天天变花样，谁惹得他不高兴，他整治人的办法就一个，几个月让你吃一个菜。让人吃得发腻，恶心。老李头放话，张师傅也不敢驳。在伍剑的笔下，这个“能够把瘦肉丝塞进豆芽嫩管里”的老李头，仅仅有少许的叙述，但是他的传奇人生和性格特征跃然纸上，也深深烙在读者心田，这种表现手法，没有笔力、阅历和生活感悟是难以企及的。老李头，虽然是华谊班不起眼的小卒，但是侵染过戏剧的人物，他把生活和戏剧出彩需要的绝活，演绎得惟妙惟肖，别致的个性语言暗藏在生活的细节之中，读者读到类似“闲笔”时，是能够领略作家的良苦用心的。

　　刻画人物的戏剧语言，伍剑善于将戏剧剧情和主人公的遭遇结合在一起，“九岁红”的父亲，因为不走正道，最后败光家财，在街头靠卖糖葫芦为生，被巡街的官兵撞倒后，反被诬陷，偏偏这时候被女儿“九岁红”遇见，周围人都在看热闹，“九岁红”的搭档毛毛也喜赶热闹，可师傅要去踩台，师命难违。毛毛顾不上瞅一眼，拽着梅香往圈外挤。“蜷缩在地上的是梅香的父亲，像一条垂死的狗，奄奄一息。”多少人间悲欢离合，戏剧性汇集在这一方小天地，她对父亲的怨恨，最后变成深深的同情和怜悯，辉映着人性的光辉。舞台上的喜怒哀乐，不自觉在生活中上演，最后，她一路哭着喊着，踉踉跄跄随着巡铺兵一起到了衙门。她要救出父亲。紧接着，伍剑安排了一段唱腔，生活中的梅香立刻入戏，扮演杨排风，师姐程墨香扮演佘太君，搭档毛毛扮演孟良。胡琴一响，梅香感到自己就是杨排风，她拉起嗓子唱开来：太君把我忒小量，我自幼练就武艺强；听得二爷来调将，去到三关擒韩昌；为救少爷把阵上，排风愿去战辽邦。程墨香饰佘太君，一甩袖也唱道：你说此话我不信，空言怎能作证凭。于是梅香饰杨排风，一甩袖，又唱：辞别太君后房进，毛毛饰孟良，念白道：哪里去？梅香（饰杨排风）大声说：去取宝棍见太君。这段戏，他们师兄妹仨不知道排演打磨多少次，唱词动作早已烂熟于心，不过梅香今天唱“为救少爷把阵上，排风愿去战辽邦”这句，特有情感，她在想着把自己的父亲从衙门救出来。这语言精准熨帖，是主人公和戏剧人物命运的巧妙结合，也是作家的智性安排。

　　《九岁红》中戏剧语言的“雅气”，除了在人物刻画时，伍剑极为注重之外，小说在环境渲染中也非常讲究：

　　比如人文环境，就是一大亮点：秦翠姑家原本是西大街上鼎鼎有名的大户人家，她家房子都可以称作豪宅：大门的门板有五六公分厚，上面钉着一排排螺旋形的铜钉，两只雕琢精致的铜制门环威武挂在门上。进门是一堵照壁墙，墙上雕着大眼睛的麒麟。走过照壁是麻石铺着的天井，中间有一个绿色的大缸，里面种着荷花，养着十几条金鱼。

　　五六公分厚的门板、铜钉、照壁墙、麒麟、天井、大缸，寥寥数笔，白描式的移步换景，将“九岁红”养尊处优的环境描绘得入木三分、夺人眼球。

　　再比如，“九岁红”跟着爷爷听戏，也是非常讲究的，他们先要去“乐露春”餐馆吃下江菜。下江菜甜中带酸。没有孩子不喜欢的。每次听戏前，爷爷会给她买一个龙眼包子，压饿。所谓“龙眼”并不是在馅里加了龙眼，而是包子收口时留出小小一个口，包子蒸熟以后，肉馅粉嘟嘟地从小口冒出来，极像龙的眼睛。翠姑压住了饿气，就不吵不闹了。爷爷再不紧不慢的点上几盘菜下酒的稀样菜。糖醋咕噜肉、炒鱼豆腐，还有青鱼秃肺。下江人做菜讲究，青鱼秃肺是把十多斤的青鱼肝取出，撕去肝旁的两条黑线，洗净，沥去水分，然后旺火爆炒葱姜，香味出来再下鱼肝，将锅晃转两圈，接着烹入黄酒、酱油、白糖、米醋、笋片烧制，出锅时再用淀粉勾芡，淋入香油装盘上桌。读者读到这里，除了沉浸其中，还会生出异样的感觉和深思，喜欢戏剧的爷爷这些戏外的讲究，难道会扛得住无情的岁月吗？结果是，爷爷在他最喜欢的看戏时光去世了。

　　戏剧语言的美感，往往是掩藏在戏剧故事的一波三折和激烈冲突之中。冲突是戏剧的极致追求。好的戏剧，冲突除了吸引眼球之外，还有教化、引发思考的功能。这也就是戏剧美特别的魅力所在，通过故事戏剧性的冲突，激起观众感情变化。这当然需要观众精神的高度集中，所以有人说，舞台上演员表演的真实性、准确性、生动性和造型性，是戏剧美的重要组成部分。

　　王国维在《宋元戏曲考》中说：＂戏曲者，谓以歌舞演故事也。＂很显然，伍剑是讲故事高手，在讲述“九岁红”的命运故事时，他恰到好处运用了巧合法和反差法。

　　“九岁红”两次在街头遇到父亲；华谊班散伙后，她和毛毛鬼使神差遇到了草台班--三庆班；她的爷爷去世不久，吃斋念佛的母亲也离开了；她被惩罚关在杂物间，看着天上的星星，无意间练就了“定穿眼”，等等，都是引发故事悬念的巧合。无巧不成书，映射在生活中，自然带着悲欢离合的因子，这无疑增强了故事的可读性。

　　她的父亲以前不争气，还好有爷爷撑着一个家，一家人的生活富庶安稳，偏偏乐观豁达的爷爷，在他最快乐的戏院去世，这是悲和喜的反差；当年大红大紫的张师傅，到后来，被人胁迫，离开了华谊班，这是荣和哀的反差；不务正业、手不拈香一直“打流”的衣食无忧的父亲，最后衣不蔽体、食不果腹，流落街头，成为乞丐，这是勤和懒的反差；“九岁红”在进入华谊班后，不时想起慈爱的爷爷，这是虚和实的反差；经历爆红后的她，由于变故，和搭档落脚土地庙，最后奔赴乡村，这是人生起和落的反差……伍剑别具匠心，在小说中制造了多种映射人物命运的反差铺垫，不停震撼、考问读者的心灵，大大提升了小说的艺术质感。

　　著名豫剧表演艺术家连彩芬在《谈戏曲艺术的表现手法》中说：“中国戏曲是戏剧艺术范畴的一种戏剧类别。它是生活矛盾在舞台上的艺术再现，这种再现不是简单、静止的再现，而是审美意识在芝术实践过程中物化态的运动的再现，是以唱、念、做、打为主要表演手段的一种艺术形式，其表现手法主要表现在内外一致，动静自如，虚实结合等方面。”

　　《九岁红》的戏剧美，在运用戏剧表现手法时，伍剑特别重视内外一致，动静自如，虚实结合的有机统一，使得小说的一招一式和舞台上的一招一式紧密结合。在具体结合时，伍剑跨界地巧妙运用电影艺术的表现手法，将悬念控制和情节反转牢牢把握在手中，频繁触动读者心里最柔软的部分。

　　单说虚实结合在小说中的成功运用：当初，“九岁红”梅香来到华谊班，在洋派高低床上生怕摔下来，小伙伴说用一根绳子把身体绑上，就摔不下来了。说着，大家七手八脚把梅香牢实的捆在床板上。梅香没有反抗，任凭大家的捆绑。只是泪水在眼眶里涌出来，打湿头下的枕巾。梅香被裹成一只蚕茧，只有头能在茧壳里蠕动。谁也不会料到，几年以后，从这只裹着的蚕茧中，爬出一只闪亮着翅膀的蝴蝶来……

　　这是客观叙事的虚实结合，是未来和现实的结合。而在梅香被被褥捆着睡不着，她静静地听见小伙伴们发出轻声呼噜声。扭过头，望着窗外银白色的月光。月光像一个柔软的网，把院里所有的景物都罩在里面，但有时模糊的，梦幻的。一种情绪，一片片思绪飞起，她想到自家的院子：自家的院子比这儿好。自家的院子里有许多的树木和花草，叶子全是毛茸茸的，厚墩墩的，饱满得像在水中浸泡过似的。梅香喜欢坐在树下，在草丛里玩耍。她最大的乐趣是把猪肉切成薄片，放在瓦片上烘烤，让油“咕咕”的冒出来，烤好了，她不会吃，就丢在哪儿，让野猫叼去，让小鸟叼去，让地缝里的蚂蚁扛到洞穴里，残留下来的就让打扫院子的冰叔去处理干净。冰叔是个大胡子，整天乐呵呵的。冰叔除了打扫院子，再是给院子里的花草浇水，拿着西洋的洒水壶，像下雨似的把水浇在花草的身体上。不时草丛里也会蹦出几只蚱蜢，冰叔像孩子似的扑倒抓住，然后用绳子系在蚱蜢的脖子上，再弄一块小木板，让蚱蜢像大街上的板车夫那样拉车。每见到冰叔让蚱蜢拉车，梅香就扭过头不去看，但又不走开，只是远远的看着，直到冰叔玩得厌倦，让蚱蜢飞走，她才会离开。

　　这里的虚实结合，变换另一种风格，是现实的困窘和回忆的喜悦对比，更加突显了现实的无奈、主人公的心酸和对未来的迷惘。

　　小说的最后，人物的命运发生逆转时，“九岁红”为救一家米铺，在米店老板娘的哀求下，答应去给和日本人同流合污、沆瀣一气的罗三爷唱堂会，堂会上，她开始时唱：梅香抬头瞪双珠，书馆景致时间无。走进书馆六神看，前面坐着君之獒。暗暗讥讽罗三爷。罗三爷迷迷糊糊一阵后，似乎觉醒了，问道她刚才唱的什么？

　　风云凸起，搭档毛毛为梅香捏一把汗。梅香迟疑一下，回答三爷：“刚才唱的是‘面前坐的如来佛，高文举从小信佛，故书馆里放佛像’。”这可是她师傅传下来的赞词。

　　在罗三爷直挺的身子弯下去，举起一面膏药似的旗子时。她悲从中来，借《碰碑》抒怀：恨北国萧银宗打来战表，擅抢夺我主爷的锦绣龙朝。贼潘洪在金殿帅印挂了……

　　这里的虚实结合，是唱词里的虚和现实中让人不堪的实，在此，一个柔弱女孩的爱国精神境界得到了升华。

　　随后，在发高烧，孤立无助时，她抬起头，看到师傅张怀蝶模糊的人影站在自己面前，灯光的后面还有一个晃动的人影，应该是王师傅。她屏住呼吸，昏昏沉沉中双手迸发出力量，支撑着坐起身来，喊了一声师傅。师傅还是穿着那件红色的旗袍，肩上披着淡蓝色的丝巾，坚如磐石的坐在一张雕花的太师椅上。王师傅的身影闪到她的身后。手的竹条滚来滚去，时而飞向空中，时而嗤嗤作响的落到他手上，竹条上仿佛有根线，连着他的躯体，怎么抛也不落地。

　　“九岁红”向前跑，身体怎么在水里？水很深，释放着臭气。她感到窒息，一定是溺水了。一只大手抓住她的脊梁。她挣扎着，像抓住岸边一棵枯萎的草根。她听见王师傅说：“得敲碎它。”竹条拼命击在脑门上，像三片铜师傅鼓槌，风驰电闪，极有节奏。痛！极痛！剜心剜肝的痛。闪动着金光的“九岁红”水牌上的金碎了，落到地上，像虫子般的蠕动，钻进土里。

　　仔细品味这里两位师傅的出现，一来折射着她的期盼，二来又害怕张师傅的竹条，一个有亲人等于没有亲人，把希望寄托在又爱又怕的师傅身上，别有意味，世态、人情、挣扎、生命、未来等，交汇于此，在读者为她命运揪心的同时，也给那个时代，奏响了一曲哀歌！

　　画面感、快慢结合的节奏、特写镜头、长镜头、闪回镜头，都在伍剑的笔下摇曳生姿。当然在小说中，伍剑运用得最多的是长镜头、麦格芬手法和交叉蒙太奇，它有效避免了读者的视觉疲劳，把艺术的气息更好地贯穿在文字背后。

　　先说小说交叉蒙太奇手法，在爷爷去世后，说到爷爷光大的“三合食品”的西洋点心，五显巷的几个老街坊回忆爷爷的身世。说爷爷四岁就死了娘，六岁又死了爹，是“三合”的老掌柜见爷爷心疼，收留了爷爷，爷爷也乖巧，小小年纪跟着大人学徒，二十几岁又独自到汉口的一家西点店偷师学艺，几年后回到西大街上，“三合”也败下来，爷爷重振“三合食品”，并给老掌柜养老送终，唉！挣下这大的家财……母亲也不管家务，关着门吃斋念佛。这里因为时间的不同，人生际遇的变化，空间也随着变化，给读者制造出人生沧海桑田的感觉，也暗示出人生实苦，但要一分耕耘一分收获、苦中作乐的意蕴。

　　长镜头的运用，可以使读者集中精力，了解相对长的一个场景、片段或者故事：

　　“翠姑最欢喜跟着母亲回娘家。母亲的娘家在老关村，坐着马车摇摇晃晃得几个小时。沿途小路上各种杂草茂密，静铺着远古的绿色，不时飘来幽淡的薄荷气息，似乎能唤起翠姑心灵深处的记忆。”这是她最快乐的时光，坐在马车上摇摇晃晃的几个小时，心情是愉悦的，车外的景色和人物的内心，相互映衬，情景交融，美不胜收。

　　“父亲离开时，梅香随着跑了几步，双手扒着沉重的剧场大门，远远望着父亲走远的背影。狭窄的麻石板路弯弯曲曲，父亲的背影渐行渐远，似乎模糊得只是一个记忆中的影像。大街上的石板路是那么的模糊，道两旁的白墙，也黯淡发黑，也不知道夜色降临的朦胧，还是心的朦胧。”这种长镜头，特别慢，有意留给读者思考她以后命运的时间，不单单是渲染了她的孤苦，父亲背影的渐行渐远和模糊，带给她前途的不确定性，撩拨着读者的心弦。

　　再看长镜头中的快镜头--

　　有了精神，梅香每天早上天没亮就起床压腿，本来她的身子软，人也机灵，不到几个月，什么筋斗、飞腿、下拱桥、乌龙搅水，就是朝天蹬，也是一举腿，脚尖绷直，就把腿抱在耳根边。“好！”小伙伴们叫好。不知道为什么，程墨香反倒别扭，见了，嘴一撇，走到场子中间搬腿做朝天蹬，可腿脖子不争气，立在地上那条腿，打颤，没站稳，摔摔了个屁股墩。

　　慢镜头有慢镜头的优势，快镜头有快镜头的趣味和惊心动魄。这段快镜头，短语环绕，是她精神十足的志气之举，有效调剂了读者的心里松紧度，也调节了这小说的节奏，把一个倔强小女孩在学习戏剧中的苦中作乐，完美地表现出来。

　　“戏园子的对门，有一间很大的院子里。院子里有十几间独立的房子，协诚剧场的所有艺人都住在里面。师傅的房间不大，十来平米，镂空的雕花窗中射入斑斑点点的细碎阳光，一张精致的木床，四周雕刻着葡萄纹的装饰。白麻布印蓝花的蚊帐。前窗下一张黑漆的茶几，上面搁着一尊乌红的香炉，香炉升起袅袅的檀木烟气，卷裹着纱帘，弥漫着整间屋子。窗边还摆着梳头镜匣。一只雕着凤头的洗脸架，上面放置着白铜脸盆。”

　　伍剑分寸感十足地，娓娓道来师傅的房间摆设，白麻布印蓝花的蚊帐、黑漆的茶几、乌红的香炉、白铜脸盆，富有辨识度的色彩美和舒缓笔触，写出了物如其人的张师傅，张师傅性格温婉，和追求她的王师傅，一个喜静，一个喜动，不过最终他们没有修成正果，张师傅压根就不喜欢王师傅。在读者看来，这样的描写，其含义是有所指的，那就是繁华过尽是哀怨，舞台毕竟只是舞台而已，虽然作家有时有意将读者带入戏剧人生的悲悯审美天地，但掩卷深思，世事演变的常规结局，就是两极转换论。

　　麦格芬手法，是电影中常见的表现手法，指的是人物去世后，这个人物变成了故事发展的线索，不时出现在主人公的心中甚至眼前，推动故事的发展和走向。《九岁红》里的爷爷和妈妈就是这样两位举足轻重的人物，特别是爷爷，在小说中不断出现：

　　在她挨打后遍体鳞伤、痛苦不堪时，她看到了爷爷--“伢啊！莫犟！”师傅坐在床边，安慰梅香：“唉！梨园这行就是不打不成才，那个角儿不是被师傅打出来的？”听到师傅的话，她眼眶里涌出泪花。“要哭，就哭出来。别憋着！”师傅掏出手绢。梅香开口的第一句话是：“我会死吗？”“傻啊！你不是活着好好，咋会死呢？”“我见到爷爷和母亲了。”

　　在杂物间她想到爷爷，想到母亲，更想到自己的父亲。亲情的幻灭，使得她不得不绝地奋起，置死地而后生，练就一身绝活。

　　这里用麦格芬手法观照出的“九岁红”，她想念爷爷，是一个孩子最原始、最本能的负面情绪修复，可是小说到这里，她已经不是她个体生命的她，她的身上，融合了千千万万相同命运的儿童，而社会的光亮和灰暗，也已附体。社会和人一样是复杂的，就像王师傅，打过她之后，又自觉内疚，站在门外心疼起她来，那个时代的局限，赋予他特别的教育观念，理解这点，他人性中美好的一面，自会闪耀在复杂的混沌世界之中。

　　人的生命是强大的，未来是充满希望的，正如深海处的鱼类，往往都自带发光源一样，黑暗有多深，你的光亮就有多珍贵。“九岁红”因为对戏剧的执念--“唱戏已经成为她的生命，只要有人看她演绎人生，她都是满足的，沧海桑田，何必要成角儿？”再也不看重所谓的水牌了，她执著而坚定地走向能够单纯唱戏的乡野，和自己喜欢的戏剧和胜似亲人的张师傅在一起，这项选择，足够燃烧她的未来生活。

　　纵观整部小说《九岁红》，最大的亮点是文本创新，线索饱满，审美价值高，语言立体化、戏剧化，它优化、丰富了当代儿童小说文化元素，开拓出一片新的儿童文学价值畛域，也标示伍剑现实主义儿童小说创作的又一新高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