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奇异的风俗

戏他桃花女，砍却桃花树。

盛衰本有自，何必怨陶澍。

这首诗，引出清代两淮盐场流行一时的风俗来。

道光年间，两淮大盐商打的叶子牌（俗称小牌）比别地多出两张，一张绘有桃树，一张绘有桃花女。打牌的人如果得到“桃树”，即使全赢也算是全输，因而人人视为灾星；但如果拈得“桃花女”，即使全输也算全赢，所以人人喜爱之，有如嫖客之宠妓。

《水窗春呓》对此俗有详载：“扬（州）人好作叶子戏，乃增牌二张，一绘桃树，得此者虽全胜亦全负 ，故人拈此牌无不痛诟之。一绘美女曰陶小姐，得之者虽全负亦全胜，故人拈此牌辄喜，而加之以谑词，其亵已甚。”

<<清稗类钞>>又写道， “叉麻雀”原是叶子戏的一种，民间用它来赌博;后来改为纸牌，牌面 “绘梁山盗一百八人于上” －－

至国朝，淮扬盐贾盛行此戏，陶文毅(澍)尝禁绝之。鹾商乃改绘梁山盗宋江貌如陶文毅(澍)，并其女公子。

“戏他桃花女”的风俗由此而来。

“砍却桃花树”民俗，说的是道光年间，每到除夕，大盐商家家用利斧砍伐桃树枝，并以火焚之。

王焕《陶澍年谱》卷下云：“迄今扬俗犹有岁除伐桃树顽风，盖当时蠹商怨公之深，由此可见。”

一些别有用心的盐商还出资让艺人根据以上情节编成叶子戏，在海州、扬州一带民间巡回演出。此事见载于《金壶七墨》一书：“群商大困，怨陶公人于肺腑，编为叶子小戏，貌其家属，又一人以双斧砍桃树，妄立名目，以肆诋毁”。

这种风俗是怎么产生的呢？原来“桃树”是影射改革两淮盐政、功勋卓著的清廷重臣陶澍。“桃花女”则讽喻陶澍最疼爱的女儿。

那么，两淮大盐商们的缘何如此痛恨陶氏呢？水有源头树有根。此俗的缘起颇有一番盐政背景。

创行新法

清朝初年，盐政照搬明代万历以来一直沿用的“纲引制”，即允许盐商垄断淮盐的生产、运输和销售。这种官督商办性质的盐业制度，因其弊端甚多，沉疴难治，很快就造成盐业经济的衰颓 。原来被垄断的6省250个州县的淮盐运销市场丧失殆尽。到了道光年间，淮盐疲弊，商困课绌，岌岌不可终日。更兼官盐价昂，私盐猖獗，场灶倍苦，淮北“十数年来引滞岸悬，几于无课可收”，“海州积疲之余已成痼疾”。仅道光元年至十年(1821－1830)，两淮盐课欠银达2100万两。以至出现 “商逃灶困，场池荒废大半”的颓废局面。

陶澍首次来海州的使命是 “讲武察吏，经画新鹾”。他“亲历盐池，咨取利弊”，针对淮北盐务日坏的局势，他多次上疏朝廷欲“创设新法”，要求“大减浮费，节止流摊，听商散售”。 道光十一年（1831），道光帝奏准淮北废除“纲法”，改行“票法”。

陶澍面对淮盐废弊，“于无可措手之中，集思广益，酌古宜今，筹票盐以拯之”。票盐与引盐不同，引商捆盐有定额，行盐有定地，世世代代相承以为业;而票商则纳一引之课，运一引之盐，额地全无一定，来去任其自便。改纲为票，实质上就是化整为零。

道光十二年(1832)七月开局，首先在淮北所属的中正、板浦、临兴三场试行票法。具体地说，于板浦场之西临疃、太平堰，中正场之花垛垣，临兴场之临浦疃、富安疃，各设一局，专管场盐买卖放运。

票法规定由运河刷印三联票，一为存根，一存分司，一给民贩行运。每400斤为一引，合银6钱4分，加以诸杂费，为1两8钱8分，每票运盐10引，产区州县1斤也可起票。“民贩由州县给照赴场买盐，其附近海州者，即在海州请领。” 时任两淮都转盐运使司淮北海州分司运判谢元淮说得更详细: “淮北纲盐，共行安徽、河南、四十一州县。今除江运八州县、暨湖运畅岸十一州县、滞岸天长一县仍令商办外，其安徽之凤阳……盱眙、五河、河南之汝阳……息县，又食盐口岸;江苏之山阳、清河、桃源、邳州、宿迁、赣榆、沭阳，又例不销，引之海州、安东共滞岸三十一州县，一律变通，改行票盐。”接着“又于海州之大伊山、房山、吴家集设立三卡，委员注卡，抽查以杜透漏。”并委派委员驻扎在赣榆青口“领运倡导”。

票法好在只要照章纳税，无论什么人都可以领票直赴运岸行销。用陶澍 <<会同钦差覆奏体察淮北票盐情形折子>>中的话来说，即 “在局纳课，买盐领票，直运赴岸，较商运简捷。不论资本多寡，皆可量力而行，去来自便。” 名为 “票盐”，实类于就场征税。

陶澍在实施票过程中视地情民情采取灵活举措， “青口不设局商，不用场商，盐价径给灶户，无把持中饱之弊。又创归团挂号，自稽晒扫之法，令民贩赴局挂号，亲往所派团池，协同团长局差稽查灶户晒扫。盐归公团，每人一号，每号一百引，十号为一起。齐心合力，分团稽查。俟团盐足数，合计均分给票，捆运盐价六钱，由局对众给灶，不准克扣，亦不准民贩私自给灶，以杜暗中添价。灶户透私，民贩公禀究办，民贩一日又到，此一日之盐，不准摊分，三日不到，即将其号涂销另补。人自为力，场灶肃清，抬价、透私、把持诸弊悉除。”

那时，白场河至双金闸三百里盐河， “盐船衔尾抵岸，为数十年中所未有。未及四月，请运之盐，已逾三十万引”，场产积压十余年的陈盐，一扫而光。商贩聚于板浦，市面顿时繁荣起来。房价陡涨，几间茅屋便需租费百金，蒲包绳过去只值几个钱，这时也一下提价十余倍。行船的人挣了大钱，争着昼夜抢运盐斤。这一年海属发生大灾荒，不仅灶户温饱无虞，就连农村饥民也因为参加运盐得到丰厚的收入，“全活无算 ”。在销地则以盐好价廉，使私盐无竟争力，无以自存，私枭纷纷转而贩售票盐。以至于 “贩多盐少”，出现 “争铺池面”的盛况。

“民灶大欢喜，踊跃乐征输” 。临兴盐场水陆盐运亦呈兴旺景象。青口三疃产盐不能满足盐贩的运销，采取抽签的方法，销售9万余引。陆运食盐均为人背、肩挑、驴驮、手推车、牛车运输，冬春季节是贩盐的极盛时期。赣榆所设的一家食盐店， “岁销三百引”，按现在计，即达12万斤。淮北盐区 “七月开局，至岁终行二十五万余引。”道光三十年（1850），两江总督陆建瀛在淮南推行票盐法仅6个月，即完成全年的销售定额。销区也是一派“莺歌燕舞”景象。销极滞的21个州县及引岸8个州县市场上施行票法后，商民称便，领运踊跃，运销立畅，课收立裕。

三年后，即道光十五年四月，陶澍再次来到海州，其时的淮盐产地正是“烟火万家屯穴灶，沧波千顷变腴田”。陶氏喜见 “晒池累累如卦”，课收畅盈，抚今思昔，感慨万千，作《重登云台山》诗：

又踏金牛顶上行，海风飞泻上蓬瀛。

蛟龙瀑外晴犹挂，鸡犬云中夜有声。

为访仙人寻旧塌，喜偕词客证初盟。

长松迓路三年别，欲笑公髯雪已盈。

自道光十二年至二十五年，两淮平均每年销盐量为610万引，比规定年销300引多销1倍多，平均每年征收税银1112万两，比规定年征额300万两多收216倍。更可喜的是，“每年皆行两纲之盐，收再倍之课”。道光二十一年 (1841)年鸦片战争中，淮北就曾报效军需30万两白银。

淮盐废引改票无愧为济时良策，朝野内外莫不以“国课充足，民生乐利”赞誉之。

两淮盐政改革的发轫者魏源，称赞陶澍的新法是“利国、利民、利商、利灶，为数百年所未有”。

另一位辅佐陶澍筹办两淮盐务的要员包世臣，与魏源属嘉、道年间的同代人物， “有经济大略” 且“知鹾事深”，他在 <<上陶宫保书>>中评及票盐有四大收益:第一，自 “倡改票盐以来，产销颇增，洪湖以南食盐居民，率贱值得净盐，以为有生所未见”;第二，由于淮盐产销两旺，集市贸易活跃，“彼西坝者，在票未行之先，只一沙堤耳，两年间连甍成市”，大有旧貌换新颜的景象;第三，浮杂捐税无由存在，“今票盐科则可谓轻矣! ”第四，各类盐业经营者获利可观， “池盐户万引，岁赢七千五百两，是足以餍其心矣”。所以，改行票法，实为救弊良策。

谢元淮在淮北海州分司运判任上，盛赞陶澍票盐改革嘉绩，称此举使海州 “课税大盈溢，丁灶歌丰穰，顿令斥卤斥，化为康衢康”，“地与人遂极一时盛。”他在 <<鹾言>>诗中列举实施新盐法有十大好处:

虑始古为难，守成今非易。惟兹票盐法，行之有十利。

其一国课盈，辐辏额增倍。其二民食充，老弱知肉味。

其三莠化良，百斤许贩卖，免于斗与刑，保全岁万计。

疃丁盐有售，得钱时买醉。儿女衣食丰，此为利之四。

其五佣趁多，游民力自食。淮海竟宴然，穷黎藉稠济。

其六货流通，贵贱不壅滞。其七布大公，众利无内外。

其八免督销，无复忧吏议。其九苞苴稀，官商少挟制。

从来治乱间，草泽盗名字。剽夺起盐徒，黄张略可记。

票法令通行，承绝私枭害。是谓利十全，其利在万世。

同治三年八月，曾国藩称淮北盐务，自从前任督臣陶澍改行票盐后，“意美法良，商民称便，果能率由旧章行之，百年不敝”。用当今的话说，方法得当，商民称便，盐路畅通，如果能够按这个章程循序实行，经历一百年也不会出现弊端。

关于陶澍改革两淮盐法的主要内容及其影响，民国期间在淮北稽核分所任过中方经理的曾仰丰于<<中国盐业政史>> 有段精当的论述：

清自乾隆时代(1736----1795)，报效既多，商力疲敝，各省盐务，皆有不可收拾之势。故及嘉、道年间(1796---1850) ，言事者屡以取消专商、改革盐法为请。道光十二年 (1832)，因将淮北改行“票盐”，……..道光三十年 (1850)，复将淮南亦改“票盐”，其办法虽仿淮北，而设计较详。如运司为盐务总汇，其积弊过深，殊难禁止，则改为纳税领票，于扬州设立总局办理，以清运司衙署勒索之弊。

谤议大作

改纲为票打破了盐商垄断两淮盐业的局面，使一般商人皆可行盐，盐如百货之通流，手续简省，化整为零，中间盘剥减少，成本大为降低，解决了纲盐大批积压滞销的问题。与此同时，盐商也就失去赖以生存的土壤，特别是专靠垄断根窝而坐收盐利，或以设立公账、摊派散商取利的总商，更是一败涂地。

票盐法先后实施三十余年，由于陶澍变革盐政触痛了一些贪官污吏和世代独霸盐纲的大盐商们的神经末稍，从一开始就遭到这些人的强烈抵制和反对，一时流言四起，群议朋兴，百般阻挠，变局屡生。正如<<水窗春呓>>所说: “陶文毅(澍)改两淮盐法，裁根窝，一时富商大贾顿时变为贫人，而倚盐务为衣食者亦皆失业无归，谤议大作!”史书亦载，这场盐法改革，使得 “盐商顿成贫户”、 “盐商大困” 。谢元淮亦有亲历：“三月赴板浦，议论犹纷纷”。陶澍坚持定见，不避劳怨，重用能员。<<浪迹丛谈>>说到，两淮盐运使俞德渊，字陶泉，是一位廉洁奉公而精明强干的人，“陶文毅公整理淮鹾之始，都转屡不得其人，手书令余切实举荐。余即以陶泉应。”陶澍举贤荐能同时，完善了各项配套措施，雷厉风行，排除险阻，是局外人难以尽知的，即便到了盐务改革成效大著，朝廷内外已成定论的时候，那些大盐商们尤恨恨不已。

大盐商江春，被人誉为“以布衣上交天子”的赫赫有名人物。据载，乾隆帝在金山游玩，曾让江春陪行，并把自己佩戴的荷包赠送给他;乾隆帝在京城举办千叟会，特邀江春兄弟赴宴，并予赐杖之荣。乾隆帝还两次到江春家的康山草堂，并写了《游康山即事二首》、《游康山》等诗。诗中有“爱他梅竹秀而野，致我吟情静以偿 ”之句，透露出他对江家园林的喜爱。江春最感荣耀的事，是乾隆两次“赏借”给他五十五万两帑银。所谓帑银，用盐商的话说就是“万岁爷发的本钱” 。然而，就是这样的“通天”大盐商，“自陶澍清欠帑银后，公私皆没入，旧时翠华临幸之地，今亭馆朽坏，荆棘满地，游人限足不到”。管中窥豹，略见一斑，何况其他家资一般盐商呢！

许多破产盐商连妻妾都抚养不起，只好忍痛让她们沦为青楼之女。典籍载：“自盐务改票，裁汰冗费，城内外为娼者，约添三千余家。此辈受祖父余荫，有一名目，目得例规，辄酣歌艳舞。妇女亦逸乐嬉笑，惟知妆饰。骄惰既久，一旦失据，衣食无着，又不能事事，且习苦未惯，无可如何，与妻子计议，惟此事较便，遂忍心为之。”如此这般，失势的蠹商们对陶澍恨之入骨，也便在情理之中了。

那些颇有背景的盐商，嘴上不说，心里却恨得长牙。业盐淮鹾的徽商曹棋(注:左首为金旁)，“淮北人多赖之”。其父曹文埴，进士出身，官户部尚书，弟振镛为军机大臣，清乾、嘉、道三朝宰相。陶澍改革两淮盐业弊政，他不好公开反对，私下却说，“焉有饿死之宰相家!”

道光十五年，陶澍因政绩卓著被召入京觐见。道光帝详细询问了陶澍的家世，陶澍道：其家位于“洞庭西南，资水之滨……潭心有石方正若印，名曰印心石”;幼年随其父“侍屋读书其上”。道光帝听了很感兴趣，随即书大小两方“印心石屋”匾额以赐。此四字后镌刻于我市花果山水帘洞外的石崖上。游人每看到这块御赐石匾，不禁发“每因风雨思今日，常以山川怀古人”之慨了。

陶澍还注重教育事业，曾建敦善书院于板浦。他带头捐款修缮云台山的庙宇，并发动当地盐商参加恢复云台山风景区的建设，使裁海荒废了的云台山面目一新，香火重新旺盛起来，成为苏北鲁南佛、道二教的活动中心。

道光十九年（1839），陶澍辞世。淮北盐民为纪念陶澍治盐勋绩，请为陶澍建祠，时两江总督陈銮据情上奏宣宗帝获准，并賜谥号文毅;海州盐运分使童濂选择于板浦敦善书院西首、荷花池畔建一座庄重肃穆，金碧辉煌的“陶文毅公祠”。后该祠毁于战火，荡然无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