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毛诗国风》

《国风》，国者总谓十五国，风者诸侯之诗。从《关雎》至《驺虞》二十五篇，谓之“正风”。

正义曰：《周》、《召》，风之正经，固当为首。自卫以下，十有馀国，编此先后，旧无明说，去圣久远，难得而知。欲言先后为次，则齐哀先於卫顷，郑武后於桧国，而卫在齐先，桧处郑后，是不由作之先后。欲以国地为序，则郑小於齐，魏狭於晋，而齐后於郑，魏先於唐，是不由国之大小也。欲以采得为次，则《鸡鸣》之作远在《缁衣》之前，郑国之风必处桧诗之后，何当后作先采，先作后采乎？是不由采得先后也。二三拟议，悉皆不可，则诸国所次，别有意焉。盖迹其先封善否，参其诗之美恶，验其时政得失，详其国之大小，斟酌所宜，以为其次。

老沌：1.这里说的明白，风者诸侯之诗。诸侯，地方长官也。不知为何今人还将国风不作官歌，而视为民歌，老沌实实不解。

2.正义认为国之排序，以封善先后为准，似乎有理。

3.郑笺提出‘正风’之说。

《关雎》，后妃之德也，风之始也，所以风天下而正夫妇也，故用之乡人焉，用之邦国焉。风，风也，教也。风以动之，教以化之。风之始，此风谓十五国风，风是诸侯政教也。

老沌：将《周南 关雎》名下的所有诗歌统归为后妃之德，似有不妥，因还有像《兔罝》《麟之趾》这样的歌咏男子的诗歌。但若说风化始于后妃却可能是实情。国风的好坏来自家风，家风好坏又始于主妇之德。风化始于后妃之德似乎顺理成章。如此说来，《兔罝》《麟之趾》是后妃之德影响下的男子所为也似有理。其实，我愿意将后妃之德理解为女德，这样意义更宽广些。然这一切都基于风化之说，不知有多少是后人的揣测？然人类社会又当真是始于母系，诗经开篇以女德似乎也有道理。只是我有些不懂，周南地区为啥盛产女歌，难道该地还有母系社会的痕迹？难道只重视女性的风化而不重视男性的风化？感情封建制度对女性的束缚大于男性，那时就已初露端倪？我倒更愿意将《周南》理解为周宫廷女歌，因为只有在宫廷内才会对女德有更高的要求。出自宫廷，自然这就也符合“正风”之说。如果说周召二南为‘正风’，那么周南就应该是正中之中了。这也就是毛诗所说‘周南是后妃之德，召南是夫人之德’（夫人是诸侯配偶的称呼）。这里，牵扯到对‘南’的理解。我是这样理解的：在周人眼里，南方风化晚，地位次之。所以用周南召南与周风召风（雅颂）区别开来。如果周、召是周朝正统，二南就是其附属。如果周风、召风（雅颂）是代表天子和臣子之风，那么，周南召南自然就是后妃和夫人之风。这样似乎更可以说明‘二南’里多为女歌的原因。正如古人提有‘正风之说’一样，我提出‘老沌二南猜想’：二南是正风中的次风或叫女风。也许这样就能解释二南中多为女歌的原因了。古人有‘《周南》为王者之风，《召南》为诸侯之风’的说法，按照毛诗说法，倒不如说‘《周南》为后妃之风，《召南》为夫人之风’来的准确。极有可能是有人曲解了毛诗‘周南是后妃之德，召南是夫人之德’的说法。

诗者，志之所之也，在心为志，发言为诗。情动於中而形於言，言之不足，故嗟叹之，嗟叹之不足，故永歌之，永歌之不足，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也。情发於声，声成文谓之音。

正义曰：然则在心为志，出口为言，诵言为诗，咏声为歌，播於八音谓之为乐，皆始末之异名耳。……《乐记》云：“歌之为言也，长言之也。说之，故言之；言之不足，故长言之；长言之不足，故嗟叹之；嗟叹之不足，故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 ……《乐记》先言长言之，乃云嗟叹之；此先云嗟叹之，乃云永歌之。直言既已嗟叹，长歌又复嗟叹，彼此各言其一，故不同也。……《艺文志》云：“诵其言谓之诗，咏其声谓之歌。”然则在心为志，出口为言，诵言为诗，咏声为歌，播於八音谓之为乐，皆始末之异名耳。

老沌：诗与歌的成因。一般道理，不加余论。

治世之音，安以乐，其政和。乱世之音，怨以怒，其政乖。亡国之音，哀以思，其民困。故正得失，动天地，感鬼神，莫近於诗。先王以是经夫妇，成孝敬，厚人伦，美教化，移风俗。

《乐记》云：“乐者，乐也，君子乐得其道，小人乐得其欲。” 《乐记》所云“郑、卫之音，乱世之音；桑閒、濮上之音，亡国之音”。 正义曰：礼乐本出於民，还以教民，与夫云出於山，复雨其山；火生於木，反焚其木，复何异哉！故《乐记》云：“奸声感人而逆气应之，逆气成象而淫乐兴焉。正声感人而顺气应之，顺气成象而和乐兴焉。”又曰：“歌者直己而陈德也，动己而天地应焉，四时和焉，星辰理焉，万物育焉。”

老沌：诗歌音乐之用于治世修政的功效。一般道理，不加余论。

故诗有六义焉：一曰风，二曰赋，三曰比，四曰兴，五曰雅，六曰颂。

正义曰：然则风、雅、颂者，诗篇之异体；赋、比、兴者，诗文之异辞耳，大小不同，而得并为六义者，赋、比、兴是诗之所用，风、雅、颂是诗之成形，用彼三事，成此三事，是故同称为义，非别有篇卷也。且风、雅、颂以比、赋、兴为体，若比、赋、兴别为篇卷，则无风、雅、颂矣。是比、赋、兴之义，有诗则有之。

老沌：诗有六义，后人对六义的解释却是各有不同。实难苟同。总的感觉，人们对风、雅、颂的根本成因都有着很大的曲解和误解，或者说各自根据自己的理解进行了较大的发挥和拔高，反而完全淹没和忽略了其成诗初衷，把诗解带入误区。我在博文‘读经的最大收获’里对其最初成因有了具体解释，国风，诸侯国的述职报告总纲，以国风描述本国民情好坏也。小雅，天子各种国事活动的礼乐。变小雅，成诗于周幽王时期，不满幽王时期的混乱，宣扬和服务于思古复礼思潮。大雅，绝大部分是周成王时期作品，用来体现成王时期歌颂祖先的文化运动，主要作用是为巩固周成王的王位作舆论服务。小部分是评论朝廷大事的作品。周颂，是周成王时期作品，记录了周公制礼作乐时所制定的所有周礼的礼乐。请点击 http://blog.sina.com.cn/s/blog_762ec4ab01014mff.html 。下面，我们看毛诗是怎样解释风、雅、颂的：

上以风化下，下以风刺上，主文而谲谏，言之者无罪，闻之者足以戒，故曰风。至于王道衰，礼义废，政教失，国异政，家殊俗，而变风、变雅作矣。国史明乎得失之迹，伤人伦之废，哀刑政之苛，吟咏情性，以风其上，达於事变而怀其旧俗者也。故变风发乎情，止乎礼义。发乎情，民之性也；止乎礼义，先王之泽也。是以一国之事，系一人之本，谓之风。言天下之事，形四方之风，谓之雅。雅者，正也，言王政之所由废兴也。政有小大，故有小雅焉，有大雅焉。颂者，美盛德之形容，以其成功，告於神明者也。是谓四始，《诗》之至也。

老沌：变雅的解释似乎可以接受。对风、雅、颂的理解则完全不同于我，故不录取其进一步的解释。完全是理想化的解读。并没有点出或说有意回避了风雅颂的成诗初衷。使诗经完全脱离了成诗的具体历史环境和客观成因。形而上学的很，好像无根的飘萍挂在半空。有人还把‘风’自解为‘讽’，更是无稽之谈，都是些自说自话的家伙。无聊学者把个实而又实的国家政体文献解释成了玄而又玄的玄学理论。本来风、雅、颂都是为某一个或几个具体政治目的服务的文献，现在则成了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样板。要么将诗经贬低为乡音野调，要么拔高为凡人不懂的道经梵音，两种作为我都极不赞成。中国文学总是不能脚踏实地，可悲！

然则《关雎》、《麟趾》之化，王者之风，故系之周公。南，言化自北而南也。《鹊巢》、《驺虞》之德，诸侯之风也，先王之所以教，故系之召公。《周南》、《召南》，正始之道，王化之基，是以《关雎》乐得淑女以配君子，忧在进贤，不淫其色。哀窈窕，思贤才，而无伤善之心焉，是《关雎》之义也。

老沌：凭甚么出自周公就应是王者之风，出自召公就是诸侯之（臣）风？周公再英明也是摄政之王，敢说《关雎》目下诗歌都出自周公？这样说才对：出自周地就是王风，出自召地才是臣风，周风召风（雅颂），正风之君臣正风，周南召南，正风之次风（女风，后妃夫人之风）。

老沌：显然，许多解诗者同我一样，在没有完全读懂或完整读完的情况下，就开始胡乱评论，造成诗解的混乱。又因诗经篇幅很长，没有时间再次校对修改，更正错误，便成书出版，以致于错误解读得以流传，害人害己。如同《毛诗》，我真不知应感谢他，还是应该痛恨他。他的解读使诗经得以传世，他的错误解读又直接影响了后人对诗经的正确理解。我对诗经的见解又何尝不是如此？爱又痛恨着，社会不就是这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