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的诗在艺术上以丰富多采著称，时而雄浑奔放，时而沉郁悲凉，或辞藻瑰丽，或平易质朴。他擅长律诗，又是新乐府诗体的开创者。他的诗声律和谐，选字精炼，“为人性癖耽佳句，语不惊人死不休”，正是他严谨创作态度的真实写照。在我国文学史上有“诗圣”之称。他的诗留存至今的有一千四百余首。有《杜少陵集》。

   律诗在杜诗中占有极重要的地位。杜甫律诗的成就，首先在于扩大了律诗的表现范围。他不仅以律诗写应酬、咏怀、羁旅、宴游，以及山水，而且用律诗写时事。用律诗写时事，字数和格律都受限制，难度更大，而杜甫却能运用自如。 杜甫把律诗写得纵横恣肆，极尽变化之能事，合律而又看不出声律的束缚，对仗工整而又看不出对仗的痕迹。如被杨伦称为“杜集七言律第一”的《登高》，就是这样一首诗：“风急天高猿啸哀，渚清沙白鸟飞回。无边落木萧萧下，不尽长江滚滚来。万里悲秋常作客，百年多病独登台。艰难苦恨繁霜鬓，潦倒新停浊酒杯。” 全诗在声律句式上，又极精密、考究。八句皆对，首联句中也对。严整的对仗被形象的流动感掩盖起来了，严密变得疏畅。

    杜甫律诗的最高成就，可以说就是在把这种体式写得浑融流转，无迹可寻，写来若不经意，使人忘其为律诗。如《春夜喜雨》：“好雨知时节，当春乃发生。随风潜入夜，润物细无声。野径云俱黑，江船火独明，晓看红湿处，花重锦官城。”上四句用流水对，把春雨神韵一气写下，无声无息不期然而来，末联写一种骤然回首的惊喜，格律严谨而浑然一气。

    杜甫善于运用古典诗歌的许多体制，并加以创造性地发展。杜甫关心民生疾苦的思想和他在律诗方面所取得的成就直接影响了中唐时期元稹、白居易等人的新乐府创作。他是新乐府诗体的开路人。他的乐府诗，促成了中唐时期新乐府运动的发展。他的五七古长篇，亦诗亦史，展开铺叙，而又着力于全篇的回旋往复，标志着中国诗歌艺术的高度成就。社会矛盾重重的宋代更是学习杜甫最兴盛的时代，出现了以杜甫为宗的江西诗派。明末清初的顾炎武等人也有明显的学杜倾向，也像杜甫一样用律诗反映当时的抗清斗争，慷慨激昂。

    杜甫在他的有生之年以及他去世后的一些年，没有受到多少嘉奖和重视，这在一定程度上是由他在风格和格律上的创新所导致的，某些评论家认为其中的有些作品仍然很大胆古怪。在世时关于他的资料几乎没有，只有6名诗人共11首诗。而且这些诗关于他的影响这一方面，都没有提及他是诗歌和伦理观点的模范。

     公元九世纪时他的作品开始出名，早期的正面积极评价来自白居易，他推广了杜甫部分作品伦理观点，尽管他只在杜甫的部分作品中找到这些观点。除了白居易，还有韩愈，他撰文以此批驳反对李杜的声音，捍卫了他们的美学地位。同时，这两位诗人的诗文中都有杜诗的影子。杜甫就像孔庆翔说的一样是“中国唯一影响随着时间不断增长的诗人”。

    公元十世纪初，五代前蜀诗人韦庄找到了草堂遗址，重新修建茅屋，使之得以保存。这一个时期，中国刮起了“新乐府运动”的狂潮，杜甫作为这一次现实主义诗歌运动的启发者备受推崇。杜甫的现实主义创作精神，自白居易后，影响了皮日休、曹邺、聂夷中、杜荀鹤等人的创作，从而形成一个现实主义诗派，在晚唐的诗坛上独领风骚。

    到了宋朝，杜甫的声名达到了顶峰，黄庭坚、陈师道等，专门探究杜诗奇峭的一面，形成了“江西诗派”，之后的王安石、陆游、文天祥也都在一定程度上受到了杜甫的影响，文天祥在狱中作了200首集杜甫五言诗，自序里说：“凡吾意所欲言者，子美先为代言之。”  而杜甫更广泛的影响是，杜甫的作品将律诗从文字上的游戏变成了抒发政治抱负的载体，对后来的诗人政治题材的写作奠定了基础。

    宋朝理学的发展确保了杜甫作为诗的典范和他的至高无上的地位，苏轼阐释了理由：“古今诗人众吴，而子美独为首者，岂非以其流落饥寒，终身不用，而一饭未尝忘君也欤！”他思考的能力铸就了他的影响力，出于他对建立良好社会秩序的向往，他深受政治家的推崇，改革家也学习他对穷人的悲悯，文学家学习他在艺术手法上的创新。

    清初文学评论家金圣叹，把杜甫所作之诗，与屈原的《离骚》、庄周的《庄子》、司马迁的 《史记》、施耐庵的《水浒传》、王实甫的《西厢记》，合称“六才子书”。在当代，杜甫对国家的忠心和对人民的关切被重新诠释为民族主义和社会主义的含义，而他本人因为使用“人民的语言”而受到现代研究者的赞赏。

    杜甫对后人的影响还有道德方面的。二十世纪，美国现代诗人雷克斯罗斯认为杜甫所关心的是人跟人之间的爱，人跟人之间的宽容和同情：“我的诗歌毫无疑问地主要受到杜甫的影响。我认为他是有史以来在史诗和戏剧以外的领域里最伟大的诗人，在某些方面他甚至超过了莎士比亚和荷马，至少他更加自然和亲切”。

    杜甫不只在中国流名，还扬名海外。1481年韩国将杜诗翻译成韩文，叫《杜诗谚解》。他对日本文学影响相对较晚，直到十七世纪他在日本拥有和在中国一样的名声。杜甫对松尾芭蕉的影响尤深。杜甫也是美国作家雷克斯罗斯（Kenneth Rexroth）最喜欢的作家。  

    5、这首诗和《梦李白二首》当是同一时期的作品，为诗人客居秦州（今甘肃天水）时所作。时李白坐永王璘事长流夜郎，途中遇赦还至湖南，杜甫因赋诗怀念他。

　　首句以秋风起兴，给全诗笼罩一片悲愁。诗人说：时值凉风乍起，景物萧疏，怅望云天，此意如何？只此两句，已觉人海沧茫，世路凶险，无限悲凉，凭空而起。次句不言自己心境，却反问远人：“君子意如何？”看似不经意的寒暄，而于许多话不知应从何说起时，用这不经意语，反表现出最关切的心情。这是返朴归真的高度概括，言浅情深，意象悠远。以杜甫论，自身沦落，本不足虑，而才如远人，罹此凶险，定知其意之难平，远过于自己，含有“与君同命，而君更苦”之意。此无边揣想之辞，更见诗人想念之殷。代人着想，“怀”之深也。挚友遇赦，急盼音讯，故问“鸿雁几时到”；潇湘洞庭，风波险阻，因虑“江湖秋水多”。李慈铭曰：“楚天实多恨之乡，秋水乃怀人之物。”悠悠远隔，望消息而不可得；茫茫江湖，唯寄语以祈珍摄。然而鸿雁不到，江湖多险，觉一种苍茫惆怅之感，袭人心灵。

　　对友人深沉的怀念，进而发为对其身世的同情。“文章憎命达”，意谓文才出众者总是命途多舛，语极悲愤，有“怅望千秋一洒泪”之痛：“魑魅喜人过”，隐喻李白长流夜郎，是遭人诬陷。此二句议论中带情韵，用比中含哲理，意味深长，有极为感人的艺术力量，是传诵千古的名句。高步瀛引邵长蘅评：“一憎一喜，遂令文人无置身地。”这二句诗道出了自古以来才智之士的共同命运，是对无数历史事实的高度总结。

　　此时李白流寓江湘，杜甫很自然地想到被谗放逐、自沉汨罗的爱国诗人屈原。李白的遭遇和这位千载冤魂，在身世遭遇上有某些相同点，所以诗人飞驰想象，遥想李白会向屈原的冤魂倾诉内心的愤懑：“欲共冤魂语，投诗赠汨罗”。

　　这一联虽系想象之词，但因诗人对屈原万分景仰，觉得他自沉殉国，虽死犹存；李白是亟思平定安史叛乱，一清中原，结果获罪远谪，虽遇赦而还，满腔的怨愤，自然会对前贤因秋风而寄意。这样，“欲共冤魂语”一句，就很生动真实地表现了李白的内心活动。最后一句“投诗赠汨罗”，用一“赠”字，是想象屈原永存，他和李白千载同冤，斗酒诗百篇的李白，一定作诗相赠以寄情。这一“赠”字之妙，正如黄生所说：“不曰吊而曰赠，说得冤魂活现。”（《读杜诗说》）

　　这首因秋风感兴而怀念友人的抒情诗，感情十分强烈，但不是奔腾浩荡、一泻千里地表达出来，感情的潮水千回百转，萦绕心际。吟诵全诗，如展读友人书信，充满殷切的思念、细微的关注和发自心灵深处的感情，反复咏叹，低回婉转，沉郁深微，实为古代抒情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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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杜甫困顿流离，说明他在有生之年并不出名，并不成功，对他诗歌创作水平的认定都是后世的事情。后来的白居易、韩愈等才开始宣扬他的文学成就和美学主张。晚唐时期，杜甫直接影响了皮日休、曹邺、聂夷中、杜荀鹤等人的创作。宋朝的“江西诗派”十分推崇杜甫，王安石、陆游、文天祥也都有赞美之言。我以为，杜甫的成功秘诀就是在格律对仗中完美好装下了民生这个政治话题，因为在中国，任何时候，现实主义都不会过时。

    杜甫在客居秦州时曾作《天末怀李白》。当时李白因永王璘案被流放夜郎，途中遇赦还至湖南。诗中有句话“文章憎命达，魑魅喜人过”，意思是说有文才者总是命运多舛，容易遭忌，一憎一喜，深刻反映了知识分子的弱水与无奈。这是带有历史规律的，不可不察，不可不鉴。

    7、在杜甫1440多首诗章里，有近二十首专为李白送上理解、思念与赞美——

　　“死别已吞声，生别常恻恻。江南瘴疠地，逐客无消息。故人入我梦，明我常相忆……君今在罗网，何以有羽翼？落月满屋梁，犹疑照颜色……”“三夜频梦君，情亲见君意……冠盖满京华，斯人独憔悴……。”（杜甫《梦李白二首》）

　　“文章憎命达，魑魅喜人过。”（杜甫《天末怀李白》）

　　“不见李生久，佯狂真可哀。世人皆欲杀，吾意独怜才。敏捷诗千首，飘零酒一杯。匡山读书处，头白好归来。”（杜甫《不见——近无李白消息》）

　　有杜甫这位最大的知己的惦念与理解，李白那迟暮落寞而又怆痛的心怀一定会感到着莫大的温暖与安慰的吧？

　　真是万里山河一点热。有了这一点热，春天才不会死去，知识分子胸腔中的正气与良心也才不会死去。

　　当然，穷诗人杜甫也因此为中国的知识分子树起了一个堪称楷模的先例：不要为了做官（不管是多大的官），而卖友、而下贱，不要为了向专制制度和专制统治者表现“积极”而昧了善良与真理，不要随了世态的炎凉而轻看了生命与友情。

     8、天宝初年，青年杜甫在齐赵一带初遇当时已名满天下的谪仙人李白，“醉卧秋共被，携手日同行”，从此结下了唐诗史上俩位泰斗的不渝友情。李杜之交，既有诗文的同好，更有命运的同怜。生性沉挚的杜甫，既对天才不羁的李白钦仰备至，又为他傲岸不驯的性格深切忧虑。十数年过去了，当此李白西南流放之日，正是杜甫辞官向蜀，行经秦州时。类似的才高不遇、中心获咎的经历，使杜甫对李白的思念更为强烈，以至到“三夜频梦君”（《梦李白》）的地步；了解也更为深刻，“冠盖满京华，斯人独憔悴”，当京师收复，贵盛煊赫，攀龙附凤之时，何以命运对天才如此不公？本诗就作于这种心情之下。

 　　当第一阵秋风从天边吹来时，诗人陡然想起了流贬途中的故友：季换时移，凉冷侵入，你感到的是什么呢？是萧瑟的寒意？是望乡的悲思？还是天才的不比寻常的兴感？诗人多么希望传书的鸿雁能捎来李白的音讯，“几时到”轻轻一问，显示了诗人的盼切是如何的殷恳，然而江湖万里，秋水荡荡，连鸿雁也难以度越，适足以引动诗人同样茫茫的忧思。

　　前四句，忧思同天末来风油然而起，经过两层设问，更似秋水般地浩浩荡荡涌动不已，既见出了诗人对故友出于心愫的关切，也见出了这忧思业已化作了不尽的长恨。由末联可见，诗人已将对故友的怀念，升华到了对千百年来不平社会现实的责问：从屈原到贾谊到李白，当然也包括杜甫自己，为什么总是才士不遇，志士遭谗？于是我们也更深地体会到了这联警策的深意。“憎”字、“喜”字用语极险刻，悲愤极深刻：文章佳好，本应为造物所喜；却为何反而被“憎”厌、“憎”恨？可见出世之才必不为世人所解：而水那边窃“喜”才人经过的魑魅，当然是影借伺机谗人的宵小，越是“喜”，则越见得他们心地的卑鄙龌龊。屈原流放湘南时，曾因悲愤不可遏，作《天问》以自抒，我想，“文章憎命达，魑魅喜人过”这联警策，正可为屈子的悲问作答。

     9、少年时读杜甫的诗“文章憎命达，魑魅喜人过”，不大理解其深意，只是困惑，好运当头的人，为何写不出好文章来。稍长，读辛弃疾的词“栏干拍遍，无人会、登临意。”便渐渐能窥其堂奥。这种英雄气度，与唐朝诗人陈子昂的《登幽州台歌》所表述的那份苍凉，可谓一脉相承。

　　中国文学自古至今，一直有着一个很好的传统，即忧患意识。生于忧患死于安乐这样的一个命题，几乎成为中国作家代代相传的基因。这便是杜甫“文章憎命达”的来由。自秦以降，中国历史跨过那么多王朝，始终是乱世多于顺世，至于盛世，更是屈指可数。因此，疮痍与苦难，在作家的心中发酵，出乎为文，成就了不少名篇。如果我们以文学的眼光看中国，则魏晋与盛唐是两个既非常优秀又迥然相异的范本。魏晋时期虽结束了东汉末期长达一个世纪的战乱，但还称不上顺世，以“竹林七贤”为代表的作家们，为摆脱士族政治的压抑，而穷形极相地张扬个性。这种放纵的结果，导致作家与社会的尖锐对立，最终两败俱伤。魏晋风骨，作为个体而言，是心灵解放的绝响，但是，对于社会而言，则是一种责任的放弃，是破坏而不是救赎。

   　盛唐的文学却不一样，文学虽然是个人的行为，但却是国家的事业，几乎每一个作家，无论他是宰相还是平民，是元帅还是穷儒，都有着锦心绣口吐出七彩华章的能力。至今，盛唐气象令我十分景仰。盛唐气象即国家的意志符合民族与百姓的需求，而文学又非常准确地反映了这样一种时代精神，一种积极健康的情绪主导并作用于作家创作。今天，我们不管是读到“君不见黄河之水天上来，奔流到海不复还”这样气势豪迈的诗句，还是“但使龙城飞将在，不教胡马度阴山”这样卓然傲立的自信，都能让我感受到作家磅礴的胸襟；即便狂放如“天子呼来不上船”，浪漫如“云想衣裳花想容”，我们仍能体会到作家既惊世骇俗又心地坦然的大家情怀。

     10、 唐代诗人杜甫怀念流放中的李白，感慨于他的绝代文章与盖世才华，可惜却命运不济，不禁感叹：“文章憎命达，魑魅喜人过。”这句诗千百年来，一直是怀才不遇的文人的牢骚话。历览前贤，许许多多的文学家在成名前都尝过人生最苦的药汁，都曾经历过深刻的精神危机。当真是文章憎命达吗？杜甫与后代文人们当真认为是文章厌恶命运通达吗？其实不然！ 

    作家在进行创作的时候会自觉不自觉的把自己的审美理想，情感体验，思想倾向等溶入文学创作中。虽然说文学是社会生活的反映，但实际上，读者在文学作品中所看到的社会生活却是已经被作者的主观所加工过了的，诗化了的生活。

     对于一般人来说，早期所经历的许多事件和体验，也许只是偶尔回忆一下而已，但对于文学艺术家们来说，这些经历都是他们最具个性，最有价值，最可宝贵的“不动产”。读者在欣赏一部文学作品的时候，首先看到的是文字，而看到文字的同时，得到的是在作品中所获得的情感体验。读者欣赏的是文学作品中所表现出来的那一部分表达了读者情感需求的东西，这些东西也就是对读者触动最大的东西。人类的情感体验在某种程度上具有极可怕的相似性，甚至是雷同的。比如快乐、恐惧、亲情、爱情、友情……比如关于活着，比如关于死亡……显然，文学作品中表现得越真实的情感，越能引起读者的共鸣；越真实的体验越能启发读者对生活的思考，而文学创作获得成功的可能性就越大。有句话叫做：越是民族的，越是世界的。这其中的大道理也许就是依据人类的某种相通的东西，而这种“相通的东西”在文学创作与文学欣赏中是普遍存在的。我们姑且类推，文学作品中的这种相通的东西越是作家的越是全人类的。所以，从文学创作来说，忌雷同，忌重复，鼓励作家突显个性，当代作家茹志鹃说：“我用这双眼睛在大家共见的生活中，去找出单单属于我的东西。什么东西？这里就与我的兴趣，我的美学观都是结合起来的。……这种属于你自己的东西越多便越有个性，越有特点，也就越好。”所以，作家独特的观察与感受，以及独特的个性便是最可宝贵的，最有价值的。

    那么作家表现在文学作品中的这最可宝贵的和最有价值的东西从哪里得来呢？无疑，是对作家本身触动最大的东西。一个人的一生实在是太漫长了，经历 的事情也实在是太庞杂了。斯坦尼斯拉夫斯基说：“时间……能把我们对体验过的情感的回忆澄清和滤净。它还是一个艺术家。它不但能澄清回忆，还能把回忆诗化。由于记忆的这种特性，即使是那种黯淡的，实际存在的和粗糙的自然主义的体验，也都会随着时间的进展而变得美丽些艺术些。”太多记忆内容渐渐淡漠了，模糊了，泛化到人的无意识中，只有那些震撼过人的灵魂，在人的心灵深处留下深刻烙印的记忆才能占据自己的位置，才经得起遗忘和冲洗。所以，苦难往往成就了一些文艺创作家，如：卢梭，陀斯妥耶夫斯基，卡夫卡，托尔斯泰，贝多芬，梵高，屈原，李后主，鲁迅……当代的右派作家王蒙，张贤亮，高晓声等，都曾经历过深重的劫难。

    杜甫的一句“文章憎命达”道尽了千古文人的一把辛酸泪。文学作品是作家情感的一种释放与寄托，古人说，“国家不幸，诗家幸。”然而又并非所有面临国难的人都有幸成为诗家的一员。文学创作不在于文艺家的身体活动所面临的难堪与窘境，而更在于这种窘境带给他的心理体验，更在于他的心灵活动是否处于极端压抑的状态。当然，也并非所有的作家都生活在悲惨和不幸之中，但却不可否认，许多文学作品的成就在于它的创作者的苦难与精神危机。这里想到日本作家川端康成，他的悲惨的少年时代，使得他产生了一种“早逝的恐惧”，人生的悲哀对于他来说，从少年时起便不是淡若云烟，而是刻骨铭心。成为一种仿佛是与生俱来的精神重负。他一面变得多愁善感，一方面固执别扭的“孤儿脾气”执拗的贯穿于他的全部作品和整个生活之中，那“哀伤、漂泊的思绪不绝如缕，从未间断过。”所以，当他创作时，“往事如梦，人生无常”情调与感喟就压抑不住的流露出来了。我们很难说是川端康成造就了文学作品，还是文学作品成就了川端康成，但有一点是明晰的，那就是川端康成的苦难的历程成就了川端康成的独特的创作风格和独特的文学个性。

    在封建集权的社会，杜甫感喟李白的遭遇，作诗以赠李白。然而，读者可曾想过，杜甫一生的遭遇又比李白好到哪里去呢？两个人的才华是何等的相似？岂单单是李白的文章憎命达吗？杜甫自己又何尝不是呢？他在另外一首赠李白的诗中唱到：“冠盖满京华，斯人独憔悴。”敢问杜甫此时就不憔悴吗？

    杜甫深深的慨叹“文章憎命达”。那么，他为什么把自己命运不济的原因独归于文章？而没有更深层次的挖掘其根本呢？古话说，“千古文人侠客梦”，亦士亦侠是中国传统书生的典型，李白曾在诗中写道：安能摧眉折腰侍权贵，使我不得开心颜？把他的侠骨才气表现得淋漓尽致。戏曲小说中常见的尚方宝剑，其实质就是文人侠客梦的体现。手持尚方宝剑的如刘伯温，如包拯，他们都是才智过人。智慧的化身同时又兼具侠肝义胆，是正义的守护神。这种亦士亦侠的个性品质，可谓是文人侠客梦的极致。而他们手中的尚方宝剑则是照亮文人侠客梦的点睛之笔，使得儒与侠的期待在作品中由可能，成为现实使人们观之，大快人心，而李白的诗句“仰天大笑出门去，我辈岂是蓬蒿人？”历来被说成是李白儒侠性格中的败笔，却不想，这正是体现了李白感到侠客梦能够得以实现的掩饰不住的激动心情。与李白不同的是，杜甫虽然也盛赞李白“天子呼来不上船，自称臣是酒中仙。”却毕竟没有李白一样不拘的性情。他出身在俸儒守官的家庭，他的理想是“学会文武艺，货卖帝王家”，这样的人生信条使他把命运通达的希望寄托在封建王朝身上希冀着仕途通达，他看见了李白的仕途坎坷，当然亦感受到了自己生命的艰辛，但却看不透坎坷与艰辛的背后究竟是什么？杜甫有句名诗：“为人性僻耽佳句，语不惊人死不休。”历来为人们所推崇，可称得上是治学为文的格言，一句诗，不难看出杜甫对于文章的爱是多么热烈与痴迷。却一下子道破了“文章憎命达”，另藏玄机。他分明知道命运不济的罪魁祸首本非文章，却又强说“文章憎命达”，因为唯一能和李杜二人联系上的是一样的才华横溢，一样的坎坷人生，冤债自然归于文章。然而，他依然无法按捺住心中对于文章的眷顾，笔锋一转，“应共冤魂语，投诗憎汨罗。”，可见，文章本非害人物。诗人之所以这么写，不过是借笔下这一声深长的叹息，来抒发一下满腔的不平与苦痛罢了。同时，又在其中找到一种心理平衡。杜甫在另一首诗中写道，“文章千古事，得失寸心知。”

    可见，诗人对自己的作品与才华是相当自诩的。“文章憎命达”一句虽是在写李白，其实是在写自己。诗人处于悲苦境地，面对尴尬的处境，空有一腔报国热血，满腹才情，奈何贾生才调如何无伦，圣驾却只问鬼神，不问苍生？诗人唯一的安慰便是发现和返回作为精神存在的自我，去作一手好文章了。

    诗人的一句“文章憎命达”，看似荒诞，却道尽了文学创作与作家精神历程之间的纠葛种种，看似简单，却余味无穷；看似平淡，却是机关重重，发人深思，奈人寻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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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不知是那个自称少陵野老的不算老的老头走得太远，还是我离得太近，千年前的那些沉郁，那些怅望，那些流浪，那些苦难，那些悲悯，当然还有那些呼号，那些平静，那些安然，从河南的巩县，穿越江汉，乱入长安，直抵蜀中，流落荆楚，最后淹过1328年后我丑陋不堪的头颅，悲怜地想用一堆沙子搓成一条湘江上的纤索，拽起一船的漂泊与忧思，溯流，魂归。

    “风雨问当年，流寓星沙，客恨曾题临水阁；江山留胜迹，何分湘蜀，诗魂尚系浣花溪”，正这么看着想着，风雨中，老人微仰高贵的头颅踟躇到了我的身边，带着沉郁顿挫的笑，阳光不锈。

    是梦？显然不是。不是梦？也显然不是。

    仰视着面前这个饱经沧桑的59岁老人，不，是1388岁的老人，曾经“右臂偏枯半耳聋”，满头白发，形容枯槁，衣衫褴缕，在寒冬阴湿的江面上，如一片飘零的枯叶，被滚滚湘江带向远方。如今，他回来了，就在我的眼前。他依旧念念不忘“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忽而“出师未捷身先死，长使英雄泪满襟。”，忽而“感时花溅泪，恨别鸟惊心”，忽而“跨马出郊时极目，不堪人事日萧条”，忽而“万里悲秋常作客，百年多病独登台”，忽而悲悯“文章憎命达，魑魅喜人过”，忽而激愤“边庭流血成海水，武皇开边犹未已！”一面颠沛流离，一面忧国忧民，他依然有着“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的壮怀激烈，有着“安得广夏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的大悲大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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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凡是文章有成者，获得外在世功与世俗意义上的家庭幸福的人，不管男女，都不是太多。所谓文章憎命达，魑魅喜人过，生活引起的心理层面的种种坎坷、波折，最终成就了不朽的篇章。如果他们从现世没有得到回报的话，也许，从后世得到了回报。他们通过作品，延长了生命和精神。使生命能够摆脱对肉身的依赖，古往今来，能做到这一点的，并不多。这也是一种幸福。而才华终寂寞，也是高才之人的必然结局吧，所谓“千秋万岁名，寂寞身后事”，流芳百世与俗世幸福，很多时候。只能选一样。一个人总不可能在所有方面都获得、都成功，在这一点上，上天是很公平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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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自古以来，有君子的地方必有小人，而缺少民主管理体制和气氛的政府部门，又缺少有效的监督机制，所以在“一把手”说了算的政治氛围里，君子一般是敌不过小人的。有道是“文章憎命达，魑魅喜人过”，手握对人才生杀大权的“一把手”，就成为戕害人才的杀手。回顾一下当年的楚国最有才能的几位人才的悲剧命运，他们无一不是遭遇小人的残酷迫害。伍员（伍子胥）桀骜不驯，却落败于小人费无忌；屈原文采绝艳，却落败于小人靳尚。楚国由盛入衰竟致灭国的教训有很多，其中最主要的一条就是所用非人。所以，屈原曾悲切地叹息：“黄钟毁弃，瓦釜雷鸣；谗人高张，贤士无名。”（《卜居》）就此而言，一部楚国兴亡史，其实就是一部人才流失史。

     14、“文章憎命达”意谓有文才的人总是薄命遭忌。文才出众者总是命途多舛，语极悲愤，有“怅望千秋一洒泪”之痛。

“文章憎命达”之句，出自唐代大诗人杜甫《天末怀李白》：“凉风起天末，君子意如何。鸿雁几时到，江湖秋水多。文章憎命达，魑魅喜人过。应共冤魂语，投诗赠汨罗。”

此诗以凉风起兴，对景相思，设想李白于深秋时节在流放途中，从长江经过洞庭湖一带的情景，表达了诗人对李白深切的牵挂、怀念和同情，并为他的悲惨遭遇愤慨不平。  

徐凝《和夜题玉泉寺》说：风清月冷水边宿，诗好官高能几人！韩愈《荆潭唱和诗序》云：夫和平之音淡薄，而愁思之声要眇，欢娱之词难工，而穷苦之音易好。这似乎也是文章憎命达的佐证。

欧阳修言“诗穷而后工”，厨川百村讲：“文学是苦闷的象征”，其实都是相同的道理。

“憎命达”之“憎”乃指“天憎”。从“天”（历史）的角度看，文章不关照“命达”者，毋宁说“天”总是把大师、文豪桂冠赏赐给那些命运乖舛的人，而被赏赐者并不一定能够在有生之年领取奖赏。“人”与“作品”形成残酷的二律背反，面对这一吊诡，文学家很难抗拒，一般只能等待命运安排。

之所以自古哀怨起骚人，是因为中国士大夫普遍有两种生存本能：一种是“穷则独善以垂文”，另一种是“达则奉时以骋绩”。穷则为文，达则作官；与“应景文章”对应的是千古文章，之所以说文章憎命达，就是因为命达必写出“应景文章”来。

历史上，作家的求真与先觉，都会受到诽谤、侮辱、打击、压制、迫害、摧残，他们处于贫病交困的境地，不得“平”而鸣，因“激”以致高远。

翻开史籍，那些千古传唱的锦绣文章，几乎都是在那些文人骚客失魂落魄的贫穷时期写就的，而一但飞黄腾达却又写不出好文章了。

历史上的王阳明、韩昌黎、屈原、司马迁、李后主，如果不遭贬逐、不受刑罚、不穷困、不失国、高官厚禄，既富且贵，能留下这许多传世之作吗？

    李白在长安郁郁寡欢，索性漂泊四海，后来又搅进了安史之乱的战争，但是也正是如此艰辛的生活，造就了一代诗仙的风骨。

    司马迁被鲁迅先生高度赞扬称其所做的《史记》为“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而作为男人被处以宫刑，是多么大的耻辱和打击，如果是换成我等之流，估计连活下去的勇气都没有了，可是司马迁却妙笔生花般完成了《史记》的鸿篇巨制。

    我们家喻户晓的古典文学四大名著，作者也都是坎坷沧桑走过一生的。吴承恩是才华横溢，无奈命运不济官运不通，就借题发挥用孙悟空的形象来表达作者对世界的反叛之心。而施耐庵和罗贯中这对师徒，都是生活在元末明初的战争时代，因此他们的小说《水浒传》和《三国演义》都是以战争为主要表现场景展开的，这也是他们生活经历的某些映射。至于《红楼梦》这部在文学艺术上登峰造极的小说，几乎完全是在描写曹雪芹家族自身没落的故事，书中的细节和大的结构框架和他们曹家从富贵走向衰败的史实如出一辙，而曹雪芹也是在饥寒交迫的困境中撒手人世的。

有人认为，鲁迅先生的“两间余一卒，荷戟独彷徨”的心态、晦涩阴暗的笔锋，都与他不幸的婚姻不无关系。如果他一直高官坐定，娇妻美妾拥身，他还能写出那些愤世嫉俗的文章吗？

张贤亮后来做了企业家，日进斗金，他再也写不出像样的文章了。别管他如何辩解，其实已经江郎才尽了。

    纵观古今，其实不光“文章憎命达！”但凡是能够轰轰烈烈的做一番惊天动地的大英雄豪杰，皆是命运曲折坎坷，因为越是悲惨，才越激励人，正如先知所说“自古雄才多磨难，从来纨绔不英雄！”

    窃以为，如果老天赋予某位文学家才华，他就应该尽力攀登高峰，以不废其才，让生命最大限度地释放出能量，使逝去的生命化为文学苍穹中一颗耀眼的恒星。溺于俗流，岂不可惜。俗流给予人的，不过是溢美的虚名而已，唇舌流芳，能有几何？

    15、九十多年前十八岁的达夫离开富阳去往日本求学，作为一个弱国子民，饱受讥哂，积心中郁苦而成小说集【沉沦】，地位很高，是中国第一部白话文小说集，比鲁迅的【呐喊】早了一年余。实则这小说集已隐含了达夫命运的两个最关键的部分，不得善终，一个是民族，一个是女性，都是达夫不达。前者，在达夫生命的后期，客居星加坡，被迫做了日本兵的翻译，竟然被勒死灭口；后者，即使是当时被传为佳话的与王映霞的十四年的婚姻，最后也以离婚悲剧收场。不过这悲剧的人生，也塑造了达夫在文学上，无论是小说还是诗歌，成就卓著。

　　 借用杜甫评价李白的话，文章憎命达，魑魅喜人过。郁达夫，名文，字达夫，命不达，文达……

　　 总要有一天去杭州的风雨茅庐和富阳，去探寻郁达夫的痕迹。在富阳喧嚣的街道外是不是还能看见小赵小姐柳荫里德倩影，泛起与少年达夫心中一般的水样春愁呢？年少时看郁达夫小说时暗合的心情，或是不是也与达夫早上起来，面也不洗，便扑在【资治通鉴】与【唐宋诗文醇】时专注的神情似曾相识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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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文章憎命达，魑魅喜人过”，文能穷人，蚌病成珠，这是为人熟知的道理。同为皇帝，李后主诗歌何等凄凉何其感人，乾隆帝作诗万余首也不见一首流传。读诗赏析当然选择李后主，可让你选择现实人生，自然会选择做个“十全老人'”的乾隆，不会选择作阶下囚的李煜。我等作文，浅薄如纸，正因生活平安幸福：平生无缘国破家亡，中年更无妻离子散，恨世无由，作文无源，恨人难有刻骨铭心之怨毒，怀人也少沧海桑田之感慨。西人尝言：“历史书越薄的国家，人民越幸福。”我等书写阅历，估计了了几笔，大多基本相似，当然平淡无奇，人生如此，何其幸也！

    17、曾何几时，我已开始失意，已宠辱不惊。天有不测风云，人有旦夕祸福，何必苦究？看看书架上落满了灰尘的那本同学录，他们有的也许跟我差不多吧。纵观李白一生，有美人捧墨，力士脱靴之才又若何。岂不知文章憎命达，魑魅喜人过的真理？酒不醉人人自醉，现今还有多少人企盼蓬莱文章建安骨？有多少人愿意在午后，取三分易安的婉约、取三分东坡之豪放、得三分渊明的淡泊、再添加一份纳兰的多情，从而凑成十分惬意？

    人生短暂，抵不住时光流转，幼时往事几人忆？春节也是情人节，面对着满街的玫瑰，谁还肯和羞走，倚门回首，却把青梅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