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12月1日飞赴厦门采访甲B联赛第二轮恒大女排客场挑战福建女排的比赛开始，一晃半个月过去了，我一直在外面跑啊跑，感觉真是很累，回顾一下，感觉能平平安安回家都好不容易。

      首先是12月1日上午出发，在首都机场和搜狐体育的记者曾珍会合，一同飞往厦门。到了T3航站楼老远看到她就发现不对，她穿得特别厚，还戴着大棉口罩，走近一问，说是家里人感冒发烧，她被传染了，有些不舒服。我心一紧，这未来十几天的旅程，还没开始就面临流感病毒的考验啊！

      为了保证我和一飞机乘客的安全，曾珍一路都没摘口罩，但是她告诉我她开始头疼，嗓子疼，情况不妙，搞不好要发烧。

      我们的飞机下午两点降落，三点到了酒店，我俩约好了住同屋，担心流感传染想分开住吧，又没有房间了，只好祈祷曾珍能挺过这关，千万不要发起烧来。

      此时陈导正在从福州赶往厦门的路上，我们为了见证“和平”相见的场面，进了房间放下行李直奔厦门体育中心酒店。到大堂没一分钟，就看见一辆黑色皇冠轿车停在门外。

      陈导笑眯眯从车上走下来，向我们问好，带我们上到六楼。

      从那时起，我们开始马不停蹄地工作，直到深夜两点。

      “和平”相见寒暄后，郎导带队员准备晚上的比赛了，陈导则和福建排管中心主任一起请我们几个记者出去吃了顿饭。席间曾珍就说发冷、头疼，吃完饭她回酒店加了件衣服，然后蔫头耷脑到赛场看球，那时就开始发烧了。

      我当天晚上要出报，完全顾不上她，目不转睛盯着比赛。

      那天福建队打得真不错，跟恒大女排较上劲了，前两局我还心情平静，第三局打完，大家都说这球肯定要打五局了，我心里开始发毛：现在报社截稿时间提前，清样晚了要罚编辑的，可是我知道比赛之后“和平”还要和“黄金一代”聚会，我还想去见证一下，拍些照片回来，可是这比赛迟迟不完，我哪儿还有时间写稿？！

      第四局打完，我有些沉不住气，向曾珍借了电脑，打算多少先写点。但是场内乱嘈嘈的，一共没写几个字。

      新闻发布会结束，一看表都十点了，赶快回酒店写稿，这时曾珍告诉我她不行了，至少39度，得去医院打针了。

      幸亏酒店工作人员热情有加，曾珍打电话问附近有没有医院，人家主动提出带她去看病。送走曾珍，我专心投入写作，就想着赶快写一部分稿子，然后到“和平”、“黄金一代”聚会现场，采访回读者最想看的新闻和照片。

      11点半，郎导打来电话，告诉我她们聚会的地点，我记下地址抄起相机就冲下楼去。因为在厦门人生地不熟，我求助酒店工作人员，他们很热心帮我查好方位，告诉在门口等活儿的出租车司机，我们匆匆出发。

      路上我给爸妈打了个电话，跟他们说晚安，他们听我这么晚还要出去很是着急，担心我的安全。其实如果是为其他采访在一个陌生城市这么晚往外跑，胆小的我肯定也会找理由放弃，但是想到将要见证“和平”喜相逢、见证陈导和他得意弟子重逢的难得场面，激情和热爱让我完全忘掉了担心和害怕，再想到第二天将为无数喜爱郎导陈导和“黄金一代”的球迷朋友带来独家的文章和照片，我坐在出租车上还相当兴奋。

      采访过后再打车返回酒店已经12点半了，距离我们的截稿时间只有一个小时了，我还有一千五百字没写。抓紧时间进入最后冲刺，我一边发照片一边写稿，终于在电脑右下角的电子时钟变成01：30那一刹那把稿子传给了编辑！

      此时，曾珍正在医院打点滴，酒店的工作人员陪在她旁边，而三个从重庆、杭州赶来看郎导和“黄金一代”的球迷，还在楼下等我，她们说好不容易在一个城市相聚，很想和我坐下来聊聊。

      再回到房间是凌晨三点了，曾珍已经回来了，仍然38度5高烧，但是还在咬牙坚持写稿，我劝她跟领导说一下，抓紧休息，她不肯，不想因为生病耽误了这么重要的报道。

      曾珍告诉我流感病毒超强，说不定会把我传染上，所以让我喝她从医院拿回的“双黄莲冲剂”预防一下，还让我窗户都打开，卫生间的排风扇也打开，再把床推到房间的另一头，脸冲墙睡。

      我心里也有些紧张，毕竟接下来还要去香港采访东亚运，到广州采访“广东德比”，病了就麻烦了，所以逐一照曾珍说的做了。

      伴着曾珍“噼噼啪啪”的打字声，我迷迷糊糊地睡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