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我爱女排》的开始，是我和中国女排的开始——

引言

    七十年代出生的中国人，一提起日本，常会想起代代木。

    2003年11月，当我在东京坐着山手线第一次经过那个叫“代代木”的地方时，心情很自然地被记忆触动。

    同行的朋友告诉我，这个地处新宿、涉谷两大商业中心之间的小站，是因为车窗外的国立代代木竞技场和与之毗邻的代代木公园而闻名，但那时我脑子里回响的，是22年前宋世雄老师在电视转播中那段让人难忘的开场白：各位听众、各位观众，台湾同胞们、海外侨胞们，我现在是在日本东京的代代木体育馆向您现场直播第三届世界杯女子排球赛的决赛，由中国女子排球队对日本女子排球队……
列车从代代木体育馆前飞驰而过，快到我几乎看不到它的全貌。

    几分钟后我走进涉谷一家巨大的电器商行，穿梭在众多品牌绚丽豪华的液晶电视群中，我却不时想起当年被我家视为宝贝的那台日立牌12寸黑白电视机。

    那是成长的记忆。

    我们这一代，成长的记忆中无一例外有一个很重要的部分是被中国女排占据的。

    1981年冬天，我还是个刚上一年级的小学生，前一天晚上和爸爸妈妈一起守在新添置的电视机前目睹了中国女排夺得世界杯冠军，第二天上课做口头作文，我就令老师和同学惊讶地说出了这样的结尾：“我要努力学习中国女排大姐姐的拼搏精神，长大以后成为国家的栋梁之材”。

    我因此受到了老师的表扬。开心之余，我更把中国女排、把郎平大姐姐当作是自己心中的英雄。记得那些年，一个人在家的时候，我常常模仿中国女排艰苦训练的场景，一次次倒在大床上做滚翻救球的动作。自言自语的时候，我常常想象着用袁伟民教练的口气对自己说话。

    久而久之，我竟然感觉自己和中国女排似曾相识。

    缘分是很奇妙的东西。

    在我还是个小学生的时候，为满足自己对体育的狂热喜爱，每个月初，我都会到邮局买《新体育》杂志忘我研读，而我从中国人民大学新闻系毕业以后的第一份工作，正是《新体育》杂志的记者。

    是当年《新体育》上的一张中国女排全家福，让我注意到了躲在袁伟民和中国女排群星身后那个微笑着的年轻陪练，二十年后让我的心与中国女排紧紧相连的，正是当年那个不起眼的小人物、今天的中国女排主教练陈忠和。

    是经陈忠和引荐，我才在2004年雅典奥运会上顺利结识郎平，并完成了对她的专访，之后我和她更是成了无话不谈的好朋友，而从小喜爱中国女排的我人生的第一个偶像，正是“铁榔头”郎平。
人生有缘，即使是原本不在一条轨道上生活，缘分也终究会安排我们相逢。

    2003年夏天，我和中国女排的故事以极富戏剧性的方式展开。

  （一）折翅的梦想

  1

    或许是刚刚经过“非典”的缘故，虽然已是七月，病毒的威胁早过去了，但是人与人之间，却仍然保持着相当的距离。

    一天，我接到报社《全体育》杂志编辑的电话，说是要交给我一个任务——写一篇关于赵蕊蕊的人物稿。

    女排的赵蕊蕊？那个大高个儿？我不认识呀！报社不是有专门采访女排的记者吗？您还是别难为我了！

    这是我的第一反应。

    但是编辑并没有放弃的意思：“对！就是那个赵蕊蕊！现在要做她的稿子，你去搞定她吧！咱们报社原来跑排球的记者采访不到她，你比较擅长和运动员沟通，这个艰巨的任务，非你莫属了！”

    采访赵蕊蕊的任务，就这样硬塞给我了，我一肚子的不乐意。不过编辑都说到了这个份儿上，我也只好去试一试。

    我完全没有想到，编辑的这个电话，竟改变了我未来几年的人生。

    此前我一直在跑足球、体操、跳水，也曾客串跑过田径、游泳、乒羽甚至是围棋、花样滑冰，真正从未接触的项目就属排球了。我翻遍了电话本都没想起朋友中谁和中国女排比较熟悉。几经辗转，我以前同事的女朋友的同事给我抄来一个电话，是中国女排主教练陈忠和的。同时他还告诉我，中国女排所有队员的采访都要经过主教练同意，赵蕊蕊的电话，就向陈忠和要吧。

    可能是当记者这几年锻炼出来了，我给陌生人打电话从来不发憷。在拨通陈导的电话前，我只是略略思考了一下该如何介绍自己，想到《体坛周报》已是家喻户晓，远比新创办的《全体育》杂志有名气，自报家门的时候，就直接跟陈导提《体坛周报》吧！

    电话通了，电话那头的声音很温和，很礼貌，和陈导平时电视里接受采访的声音一模一样。我赶快自我介绍，没想到刚刚说出“体坛周报”四个字，电话那边的声音立刻由晴转阴——

    “你说什么？你是《体坛周报》的？《体坛周报》的还好意思给我打电话？”陈导的反应很不客气，以至于我完全被他的反应吓着了。

    这种情况我可是第一次碰到，不过还好我没有慌张到扔了电话，我尽力稳定住自己的心情，脑子里迅速考虑着如何化解这场突如其来的危机。

    “陈导，您先别生气，我真的不知道您和我们报纸之间曾经发生过什么事，要不我也不能就这么冒昧地打电话给您呀！您说是吧？而且有一点我可以向您保证，让您这么生气的事肯定不是我干的！”为了表明我的“清白”，我还特意强调说：“陈导，请您相信，这是我第一次给排球界的人打电话，我此前没有‘前科’！”

    说到这儿，陈导的态度似乎缓和了点儿，但是一开始的温和友好肯定是谈不上了，我赶紧借机说明来意，那个时候我倒是没有在意给他留下什么样的印象，心想反正就这么一次，以后也不会再和他打交道了。

    他听后稍稍考虑了一下，对我说：“那周四下午三点，你到排球馆来吧！”

    挂了电话，我心里非常别扭。

    不用说肯定是此前我们报纸得罪了陈导，现在又想要和人家打交道，报社找不到合适的人了，就让我冲上去试试。而且报社肯定觉得如果我不知道这件事的背景，就没有必要再告诉我了。他们也知道我还没傻到明知双方有过节，还偏要亲自去当炮灰。

    不过这鼻子灰还没有碰完。

    三天后，周四下午三点，我顶着烈日准时赶到国家体育总局训练局排球馆。当我走到排球馆门口时，就看到中国女排一队高人正从街对面的大客车上走下来，主教练陈忠和走在最前面。

    我赶快上去拦住了他，毕竟他不认识我，我得主动点儿。我又一次自我介绍，从陈导“晴转多云”的表情就知道，我的到来又一次让陈导想起了和《体坛周报》曾经的不快。

    不过他还记得三天前答应过我的事，我还没有提赵蕊蕊的名字，他就叫住了刚好从我们身边走过的这个1米97的高妹。

    “赵蕊蕊，她是《体坛周报》记者，想要采访你，你们认识一下，你把手机号给她，课后再联系吧。”陈导对赵蕊蕊说，我站在一边陪着笑脸。

    谁知赵蕊蕊很不客气，她甚至丝毫没有顾及我面子的意思：“陈导，我们不是不接受《体坛周报》的采访吗？我为什么要理她？”

    赵蕊蕊这么一说，从我身边走过的队员，就都知道我是《体坛周报》的了。我丝毫不夸张，她们原本没有立场的眼神，刹时间充满敌意。

    还是陈导替我打了圆场：“她以前没有跑过排球，而且她是要给杂志写稿，杂志和报纸不是一回事。”

    见教练发话了，赵蕊蕊不好再深究，只得很不情愿地给我留下了她的手机号。我记下来刚要谢她，她继续没好气儿地补充说：“我们训练很忙，周日你再打给我吧！另外，这是我的私人电话，请你不要告诉别人。”

    说完，她头也不回地进了训练馆。

    陈导大概是可怜我的尴尬处境，在进训练馆之前勉强冲我笑了笑。

    后来我才知道，是因为2002年世界锦标赛上，我们报纸曾经做了一系列关于“让球事件”和炒作陈忠和下课的报道，把陈忠和和中国女排搞得十分被动，一度陷入绝境，导致双方反目。而陈导和中国女排姑娘们之所以这么“记仇”，是因为此前两年，他们一直跟我们报纸关系不错，跟报社派来采访的记者曾经无话不谈。

    “被朋友这么出卖，是我最接受不了的。”距离与陈导的初次见面大约半年以后，在他已经不对我那么反感的时候，他这样解释当初接我电话时他的失态。

    那时，他已经是带领中国女排时隔十七年重登世界冠军宝座的金牌主帅了，世界杯期间和他打的几次交道已经让我确信，他肯定是个善良的人。

2

     终于等到了周日，我可以给赵蕊蕊打电话了。

    为了寻找共同话题，我花了两个下午的时间，读了网上关于她的绝大多数报道，了解到她爱画画，爱学习，有才情，有追求，是中国女排的明星球员等等，但是深深印在我脑子里的，还是那个冷若冰霜、伶牙俐齿的高妹形象。

    酝酿了半天情绪才拨通了她的电话，但是她一听是我而变得更加冰冷的语气让我立时兴致全无。问她的问题她回答得轻描淡写，我没话找话地和她聊了大半天，也没有把彼此之间的距离拉近多少。更让我失望的是，我找了许多借口力求和她有一次面对面交流的机会，可她直到挂电话时也没同意和我见上一面。即使是好不容易答应我把她的画作和照片借我一用，但是她的安排却让我晕倒：第二天下午训练前她把东西交给排球馆看门的阿姨，我到阿姨那里取走即可。

    放下电话我对自己说，看来我是碰到了工作以来最难啃的硬骨头。

    这里忍不住要夸一下自己。

    当时的我，已经因为此前跑哪个项目都能基本搞定，特别是跟足球圈里最难相处的李铁成了好朋友而被公认为是“公关高手”，然而就在我自认为已经达到“攻无不克”的高度时，冷傲的赵蕊蕊无情地打击了我。

    采访没完成，肯定不能就这么放弃。再加上我对这个喜欢英国王妃戴安娜的天秤座女孩的性格推断，我真就不相信赵蕊蕊是冷在骨子里，拒绝被融化的。

    定好第二天下午去排球馆取东西，我中午出发前花了半小时给她写了一封信——之所以选择写信的方式，是我深信一个有才情的女孩一定会耐心地读完一封写给她的信。当然如果她读完我的信后仍然无动于衷，我也就比较难办了。

    信的大致内容我还记得——

    从第一次见你，我们之间就因为某种原因非常别扭。你的冷淡，让我感觉非常难受。其实想想此前我们从来没有见过面，从没打过交道，我因为这次采访任务走近你，在我看来这是你我之间的缘分。虽然这缘分，有可能在我完成这次采访之后就尽了，之后我们形同路人，各奔东西，但是也有可能让我们彼此从陌生到熟悉，从相识到相知，从朋友到知己。于我而言，从采访之初，对你就抱着一颗真诚之心。如果可能，也请你给我一个机会，无论我们今后能不能成为朋友，都让我们今天以缘分的名义真诚面对，好吗？

    在信的最后，我留下了我的手机号码。

    那天下午，在排球馆看门的阿姨那里，我用我的信和赵蕊蕊的画做了交换。近在咫尺的训练馆大门敞开着，很巧，赵蕊蕊的身影远远地在我视线里晃动了一下。

    我问自己：看过我的信，她会回电话吗？

    我知道我这是在跟自己打赌，赌我对她的判断。

    回家路上，电话响了。

    心中莫名的激动，打开手机一看，却是来“催命”的编辑——

    “还没搞定赵蕊蕊啊？这么难吗？她难道比足球那些大腕还牛？”

    我无言以对，只回他两个字：等吧。

    那天晚上，坐在朝阳门外联合大厦一层的金湖茶餐厅里，和大学时最要好的女朋友聊天时，我的注意力却一直集中在我那等待响起的手机上。因为生怕错过赵蕊蕊的电话，我隔几分钟就拿起手机看看，直到它轻快地响起乐曲，有节奏地舞动起来。

    手机屏幕上显示的“赵蕊蕊”三个字，让我顿时心花怒放。

    虽然她只是小心翼翼地推开一扇窗，但这在我俩相识之初，已经足够了。

    再一次电话采访她时，她终于肯正面回答我关心的问题了。

    她告诉我，她出生时个头就比别的孩子大不少，护士就叫她“小郎平”。在她的记忆中，从小到大她都比同龄人长得高：5岁时1米5，10岁时1米7，13岁时就1米88了……

    我们都羡慕她的大个子，她却说，长得这么高，其实很不方便。她说高个子人有很多烦恼，比如头总有被撞伤的风险，所以进门一定要注意低头，而且睡觉要睡加长的床。从上小学，自己眼睛不好还老被安排坐在最后一排，更令人苦恼的是长大以后总也买不到合适的裤子……

    我问：那高个子人的优势体现在哪里呢？

    她很幽默：站得高可以看得远啊！和朋友出去即使走在人堆儿里也不怕失散，因为她不会被人群淹没。还有，可以轻轻松松够到大家都够不着的树叶，即使是长辈和领导跟自己说话也不得不仰着头……

    有了这些，我的中国女排“处女作”——《云中的赵蕊蕊》才有了那些生动的细节。

    需要特别说明的是，在那次采访即将完成的时候，赵蕊蕊同意在运动员公寓的楼下和我见上一面。

    正是在那匆匆一面中，我终于近距离见到了她秀气的笑脸和她那修长无比的双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