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制晚报》的记者昨天采访我，要我谈谈媒体的道德底限问题。起因是我们《体坛周报》前几天隐去真实姓名报出了深圳足球队一个年轻球员精神失常的事，而在接下来网络媒体的跟进报道中，竟然公开了这个已经回家医治精神疾病的运动员的名字。

    媒体该不该说出这个运动员的名字，问我，我当然说不该。因为我总会设身处地，在可以想象被点出真实姓名之后，这个运动员本人和他的家人承受的压力和所受的感情伤害，让一个已经遭受沉重打击的运动员和他的家庭再受一重伤害，又于心何忍呢？

   我这样说并不是失去了一个媒体人探究事情真相的冲动，事实上每每有隐去真实姓名的报道出炉，我也很有兴趣根据作者提供的线索去猜测真人是谁。但是我也发现，那些揭露假球黑哨、球霸赌徒的文章，往往会惧于当事人的势力影响以及可能产生的法律问题而选择回避。不过这一次媒体面对的是一个踢球没踢出名堂又精神失常的球员，他和他的家庭还能有什么力量反击呢？在这样的人的伤口上再撒把盐，如果不去拷问自己的良心，那就没有任何的损失和危险。

    由此想到记者手中这杆笔，现在应该说是用来打字的键盘了。

    现今这个社会，人人都变得内心很脆弱。过去我们上学时被老师批评要虚心接受，受了委屈也能忍着，现在的学生就不行，动不动会以死相威胁。我们的家长上班工作时，多大的压力都能承受，现在领导给下属施加压力也得悠着点儿，搞不好就能弄出个精神分裂或是抑郁症。

    所以说记者也得注意点，采访对象的内心也很脆弱，即使他们是世界冠军，有着比一般人坚强的外表和内心，也需要爱护和保护。每个问题，出口之前先想想，别人要是这么问我我说什么，动笔之前，也先想想如果别人这么写我我是不是受得了。   

    己所不欲，勿施于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