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梓生（1892—1967），字君朔，浙江绍兴人。1922年任商务印书馆《东方杂志》编辑，1932年入申报馆编辑《申报年鉴》。1934年5月，黎烈文迫于压力辞职后，他接手编辑《申报?自由谈》。著有《国难的二年》。他与鲁迅相识已久，1919年鲁迅移家北京时曾将部分藏书存放其处，鲁迅在《花边文学》集中说“新任者不能细辨”，是打马虎眼的说法。

     后来绍兴的鲁迅纪念馆成立，征集文物，其中最重要的一次收获就是从当时绍兴县皋北乡洋滨村张梓生处取回的当年鲁迅家寄存的三箱藏书，这些书中有鲁迅在南京求学时期手抄的《开方》、《开方提要》、《几何学》、《八线》等文物。鲁迅在浙江师范学校任校长时，张是该校《礼记》、《经学》等古文课程的教师。

     张梓生与章锡琛同为周建人在商务印书馆的老同事。鲁迅的“我曾在上海对人说”可能不限于一次，直接导致高长虹与章锡琛“闹起来”的，应该是31日晚上鲁迅对章锡琛、周建人、张梓生所说的“坏话”。

（东方杂志）首任主编是教育家蒋维乔，一名年轻助手为王迈常（铭远）。以后担任主编的有徐珂、孟森、杜亚泉（陈仲逸）、钱智修、胡愈之、苏继等；章锡琛、俞颂华、张明养、张梓生、吴景崧、冯宾符等先后在《东方杂志》担任过一般编辑。他们大多数是学者和专家。四十多年期间，《东方杂志》的政治倾向并不一致，甚至完全相反，内容的侧重也明显不同，这与各个时期商务印书馆当局及各主编的指导思想密切相关。

    申报月刊　1932年7月15日创刊，出4卷12期。1936年1月起改名为《申报每周增刊》，又名《申报周刊》，发行人先后为史量才、马荫良。杨光政、俞颂华、凌期翰先后任编辑。以介绍学术文艺、研讨国内外时事、帮助读者明察中外形势为使命。辟设小言、评坛、室内谈瀛、外论摘要、时事一周、时事漫画等栏。主要撰稿人有蔡元培、张梓生、张默、金仲华、章乃器等，登载过茅盾、叶圣陶、许钦文、穆时英等人的文学作品，1943年1月改回本名，1943年6月停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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付：《自由谈》之停刊

由于反动势力加紧对《自由谈》的压迫,1934年5月黎烈文不得不辞去主编职务，在黎烈文准备离去《自由谈》之前，张梓生已应史量才之聘，主编《申报》的《年鉴》和《时评》了。在黎烈文去职和张继任的那天，黎烈文在南京东路新雅酒楼设宴交接，聘请作者参加，继续支持《自由谈》，与宴者有鲁迅、茅盾、张梓生等人。张梓生与鲁迅、黎烈文本来是极相熟、极相好的，思想也趋向进步。他接编后的《自由谈》在编辑方针上与黎基本一致，我们称之为“萧规曹随”的时期。他在发稿时常与《业余周刊的主编吴景崧（向隅）磋商编务，另聘王燕堂专任《自由谈》校对。黎烈文虽然离开了《自由谈》这块阵地，但鲁迅仍继续给《自由谈》供稿，积极支持张梓生的工作。他在《花边文学·序言》中说：“我常常写些短评，确是从投稿于《申报》的《自由谈》上开头的……后来编辑黎烈文先生真被挤轧得苦，但为了赌气，却还是改些作法，换些笔名，托人抄写了去投稿……”可见即使黎烈文离开了《自由谈》，鲁迅先生的继续支持是与黎烈文是分不开的。继续保持了“自由谈”副刊的风格。1934年夏关于大众语的讨论就是以《自由谈》为主要阵地开展的，发表了鲁迅的《门外文谈》。只是为了对付检查，鲁迅等经常更换笔名。自然，由于客观条件的限制，张梓生、吴景崧主编的《自由谈》在择稿方面就不能不拓宽范围，相对说来色彩也不如过去鲜明强烈。

 不到一年半（1935年10月），张梓生备受亲国民党小报的造谣、围攻，由于反动派迫害的加剧,《自由谈》的处境更加艰难,到了后期，张梓生不大出面了，编务完全交给了吴景崧负责。1934年11月,《申报》总经理史量才被特务暗杀再也没有人能遮风挡雨的“自由谈”嘎然中断，张梓生也终于在10月31日登出《自由谈》停刊启事，继黎烈文之后被迫辞去主编职务。《自由谈》自此一度中断，到1938年10月复刊后，虽经个别人努力，总未能再恢复黎烈文、张梓生主编时的面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