辽东地区史前文化玉器初探

                             

    史前文化玉器出现在五千到一万年前，中华文明发展有一条支脉就是顺着玉文化的脉络辐射而延伸下来的。众所周知，史前没有历史记载的确切年表，但是，玉器的出现让人们注意到了史前出现的文明，这或多或少改写了中华文明的历史，让史前玉器走进了史书记载的前页。
    目前，被发现的史前玉器影响力最大当属内蒙古赤峰红山地区，业界称之红山文化玉器。以此为中心，延伸辐射到整个辽西及内蒙古部分地区，兴隆洼文化，查海文化，赵宝沟文化，小河沿文化，新乐文化，小珠山文化等，这些地区出土的玉器奠定了中国北方史前文化概念，把玉文化历史提前到五千到一万年。
     查海文化被认为是红山文化源头，因为有墓葬发掘，有实物证据支撑，证据链完备，无人提出异议。但是辽东地区亦同样出现史前文化玉器，笔者居住地正是辽东地区，近二十年时间征集到几件史前玉器，其器型和红山文化玉器几乎就是异曲同工，因此，有理由推测辽东地区与红山文化隶属于同一文化范畴，个人认为是思想相互影响，文化相互渗透的互助地区。
    辽东与辽西相距三百公里左右，思想和文化的相互渗透是正常的。当时的社会有无国家概念之说无从定论，但是古人的思维，张力应该是一致的，我们从辽东地区发现的类似红山文化玉器就可窥见一斑。

      这件玉猪龙与赤峰红山地区及其它地区出土的玉猪龙惟妙惟肖，别无二致，征集于辽东凤城地区,高五点七公分，宽三点四公分，厚一点六公分，其器型，尺寸，与其它地区的发现的玉猪龙相似，通体纹饰以瓦沟纹为主。说到瓦沟纹，了解红山文化玉器的人都认为，是远古时候囿于工具限制而出现的一种特有的纹饰，于是，瓦沟纹便成为当时玉器所必有的一种特征。但是，在赤峰及其它地区发现的玉猪龙虽然瓦沟纹相似但又不同程度出现了长短不一的阴线，须知，对古人而言阴线加工难度要高于瓦沟纹，那么有理由推测辽东地区这件玉猪龙在时间上可能早于辽西牛河梁出土的那一件.见下图。

     这件牛河梁出土的玉猪龙堪称精品，无论是加工，打磨都显示出不凡的气质，在猪龙头部有许多阴线。阴线加工干净利落，老道，漂亮，观其孔道很快就让人联想五千年那种美的感受，和辽东凤城地区玉猪龙相比明显就不在一个层次上，给人印象之一就是时间上加工的差别。

    辽东地区玉猪龙孔道，台阶痕，螺旋纹线一目了然，这些特征笃定了玉猪龙的自身价值，但是，同牛河梁的的玉猪龙孔道相比就像不同时代的马车和汽车一样。

     这件玉猪龙是从经销古玩的商人手中征购，此商人常年跑乡镇收购古玩，其征购价格而言没有从异地迁徙之说，如此，出产地大致范围就应该辽东在凤城市及周边地区。引申一点讲，这件玉猪龙同牛河梁出土的玉猪龙虽有异曲同工之妙，其神韵也出人意料地一致，但是仔细观察孔道和细部加工大有异同，产地牛河梁的玉猪龙孔道比较圆润，光滑，和辽东的玉猪龙的孔道相比显得比较老到。总体上的感觉是辽东凤城这件玉猪龙在加工工艺上落后于那件玉猪龙，这是否是时间的差异无从考证，但是作为出产地是可以考虑辽东凤城地区五千到一万年前有先人群居，其思维，科技的发展和赤峰及辽西地区不相上下。

     玉猪龙是红山文化玉器中标志性物件，正因为它的出现，红山文化玉器熠熠生辉，把中国玉器文化提升到了五千到一万年，其他地方发现的同时期的文化玉器被认为是红山文化玉器向外延伸和辐射。出现在辽东凤城地区这件玉猪龙我倾向于为本土所生，无独有偶，丹东一陈姓位藏家也曾征集过一件玉猪龙，征集对象是常年跑乡下购物的商人，此商人花了十块钱从一农民手中购得，转手一万元卖给了陈姓藏家，结合这件没有迁徙过程的玉猪龙出现，我们有理由相信，史前文化玉器分布不会只是内蒙赤峰和辽西地区，辽东地区应为候选地区之一。
    辽东境内玉石分布给整个玉器加工提供了原料，红山文化玉器已经被证实为岫岩河磨玉，而辽西及内蒙发现史前玉器的地区没有发现玉产地，如此，只有一说，那就是古人千里迢迢将岫玉迁徙到当地进行加工，还有一种可能，就是当地加工之后迁徙到异地。
     史前玉器的出现意味着人类文明进化的发展程度，玉器的器型代表着古人的意境，思维，工艺则表明当时的科技发展的水平。
    许多专家学者认为，红山文化玉器大抵就是中国北方玉器文化的肇始，在没有其他发现之前应该说理论成立，即便在其他方位发现与红山文化玉器相类似的玉器也可能是与后天迁徙有关，但是我认为辽东和辽西互动有关。因为相距不远，再加上辽中宿主的缘故，彼此之间相互欣赏，直接导致了文化渗透，直言不讳不会一点讲，辽东玉器文化可能早于辽西玉文化。


     这件玉器在辽东凤城地区征集，称玉箍型器，何为箍型，字面上无需解释，真实的物体是上下通透，又有人称筒型器，玉质为岫玉，高十点四公分，上园五点九公分，下园六点一公分，至于古人为什么上下没有选择一致还是个迷.

     赤峰及辽西地区出土的玉箍型器和这一件还是有相当大的区别，首先还有一个别称，马蹄型器，上园下方，上部呈斜状，底部有系挂式小孔，而且是对向，由此产生的联想是否是辽东史前玉器向辽西史前玉器的嬗变.见下图。

    比较而言，这两种玉器的加工方式是一致的，但是，马蹄型器在加工工艺上要相对复杂一点，感觉是加工方式和器型有了更理性的推进。

    对古人而言加工一件箍型器耗时难以估量，几年几十年都不为过，远古的手工制玉是靠解玉砂一点一点地碾琢而成，只是到了金属出现才缩短了手工耗时，这种工艺上的改进提高了古人的审美，让所有的玉器有了更直观的美感。但是红山文化时代有没有接触到金属我们无从知晓，只感觉辽西地区出土的红山文化玉器相比辽东地区的史前玉器在视觉了更接近于美。这种美感让我们直接感觉到辽东发现的史前玉器与辽西的史前玉器是有一定差距的。差距所产生的美取决于早期和晚期的工艺，这也我提出的辽东史前玉器概念的初衷。
     这件箍型器样式别致，但是与红山文化玉器又有相似之处，用途虽不明朗，其思维和理念应该是一致的，我认为它应该是本地史前文化的代表作。同玉猪龙一样，当年购入的时候商家是以清代笔筒出售，售价及其低廉，更无异地迁徙再售之说，因为本身的车马费都不及，出自于本地的可能性理由成立。

     专业人员定位史前玉器分布是以出土墓葬为依据，红山文化玉器既是如此，它周边的的墓葬发掘都是和红山文化玉器相关联，按照我出示的玉器去定位辽东史前玉器文化有失偏颇，这是因为红山文化玉器墓葬依据支撑完整，而辽东地区没有发现真正意义上的史前玉器出土墓葬，或许这与辽东地区丰厚植被有关。






    第三件玉器，玉枭，也称鸮，尺寸高四点七公分，宽五点六公分，岫岩河磨玉质。玉枭在史前玉器中比较而言多见，赤峰地区出土，博物馆有藏，本人这件同样出自于辽东凤城地区。枭，一种猛禽，古人对枭的钟情溢于言表，不仅仅将枭制成玉的标本，还将玉件本身碾琢出用于记挂的孔道，足见古人对飞翔在空中的猛禽有一种畏惧的崇拜。
      这三件史前玉器均出现于辽东凤城地区，凤城和岫岩山水相连，两县城之间不过六十公里，得到玉料轻而易举，我认为辽东凤城地区史前玉器分布成立。其理由如下，和产地地域相近，不排除出自岫岩再迁徙到凤城，但是一衣带水的两地之间就无所谓归属了。
     内蒙古及辽西地区出土的史前玉器的玉质都与岫玉相关联，玉料相同，到目前为止还没有发现产地，内蒙及辽西地区的出土玉器用料均为岫岩玉。就一个概念，辽东与辽西通过辽中的宿主，在文化上是想通的。

    玉玦，红山文化玉器中的主要器型，呈蜷曲状，有人认为是红山文化玉器c型龙的早期坯胎，此说并不为过，做一下比较就知晓。但是这并不是我们探讨的题目，关于这件玉玦，我们研究的是它同样出现在辽东地区凤城市，同上述谈到的玉猪龙，箍型器，玉枭一样，出现在相同区域，没有域迁徙之说。

     观察这件玉玦和其它史前文化玉器略有不同，相对感觉比较粗犷，其加工方式比较独到，表现在打磨方式上，不像其它的史前玉器打磨的比较光滑，这自然应该联系到年代，须知，这毕竟是五千一万年间的遗物，它的身上显示了远古的符号和记忆，为我们印证了不同时代的审美观念，更重要的是它的加工和打磨似乎显示在年代上要早于上述三件史前玉器，这对我们认证辽东地区史前文化早于辽西地区更有说服力。


    双孔方型玦，在目前史前玉器的器型中还没有发现此种器型，认定为史前玉器的理论依据依旧是它的加工方式，孔部和其它的史前玉器如同一辙，有台阶痕，半螺旋纹线，玉质透过一小块开窗鉴定为岫岩玉。这件玉器同样出自于辽东凤城地区，因为没有同类器型比较，预判为辽东地区代表作并不为过，由此可见，辽东地区史前玉器分布大致在辽东凤城，岫岩及周边地区，只是专家学者没有注意到该地区所出现的玉器分布，上述所谈的玉器无一例外都是在辽东地区出现的，有理由相信，五千到一万年前，辽东地区借助天时，地利已经出现玉文化，根据我手中史前玉器的发现及加工方式研究，包括玉器分布应该早于辽西及赤峰红山文化时期玉器。

     上述谈到的五件史前玉器和出土的红山文化玉器无论是尺寸，器型都相近，购买的玉器没有异地迁徙过程，倾向于本地所生，辽东凤城为首选，虽然没有墓葬依据支撑，但是相信随着时间的推移和对史前文化玉器的认知，找到墓葬的可能性增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