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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启四川“某姓营”尘封的历史大门(四)

(2012-06-29 09:04:02)
标签:

四川

某姓营

杂谈

七、朱元璋“为我调用”了明玉珍“官庄”的屯田庄户

    洪武四年朱元璋派两路军队攻打四川,明玉珍之子率大夏官员投降。出于明玉珍的军队没有对朱元璋产生过生死威胁,并且双方过去主要是交好的关系,正如杨璟复明升书信中说:“顺附者无不加恩,负固者然后致讨,以足下先人通好之故……深仁厚德,所以待明氏不浅,足下可不深念乎。”[2]后来朱元璋在他的《平西蜀文》中又说:“但获多兵训练,为我调用”[3],明政府并没有采取使大夏政权基层民众为难的办法。朱元璋是怎样“调用”夏政权遗民的呢?

 

    以屯为招局课耕,而不拘其籍,以耕为实。着与业不世其伍。[4]

 

    这个“以屯为招局课耕”的办法虽出至于明末司马朱爕元之口,但旧时官员无先例绝对是不会轻易开口的。“不拘其籍,以耕为实。”应是依早年朱元璋所开先例,对西南地区屯田,不追究“其籍”(这里的“籍”指原籍或身份),而作出的处置方案(后面两则引朱爕元文具同此观点)。朱元璋用正确的政策善待了明玉珍的屯田庄户。

洪武六年太仆丞梁野仙帖木耳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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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1]名山县方志办重刊,民国《名山新县志》点校本,第196页

    [2]《明氏实录》

    [3]明《天启成都府志》卷五十一《太祖高皇帝御制平西蜀文》。 

    [4]《明经世文编》朱爕元《回奏新旧田赋疏》。  

 

    “宁夏境内及四川西南至船城,东北至塔滩,相去八百里,宜招流亡屯田”。[1]

 

    四川的“亡”自然包括了原明玉珍“官庄”的屯田户。

 

    “户部奏四川民总八万四千户,其伪夏故官占为庄户者,凡二万三千余户,宜令户满三丁签一军,其不及者为民。从之。”[2]

 

    这里所说的“庄户”,就是明玉珍时“官庄”中的屯田户。“三丁签一军,其不及者为民”就是朱元璋“调用”明玉珍的“二万三千余”屯田户的具体实施方案。这个方案是明政府解散了大夏政权的基石──“官庄”,并将“官庄”内这些屯田户按三个方向安置,一是,户有三丁签一军,那就是军屯户,由军队卫、所直辖。二是,不及者安排为民(兵)屯户,由地方政府管理。三是,因某种原因不能作民屯户,“复迁”川内异地安置为自耕农。民国《泸县志•艺文志》载,明崇祯年间时任泸州分巡佥事吴登启的《招民榜文示》:“迨我国初,亦移麻城孝感之民,以实富、荣二邑”。民国《大竹县志》称:“明洪武四年命廖永忠进村……复迁楚黄麻人来实兹土”。很多旧志如是所说。笔者对此认为:各旧志所说“复迁”“来实兹土”,就是将“签”余下来的民户再分散另行迁徙到四川各地为自耕农。这三种安置方向,在一些史料和“某姓营”信息中都可有对应情况为印证。

    朱元璋在洪武三年下达清查户口圣旨时说:

 

    说与户部官知道,如今天下太平了也,止是户口不明白俚,数中书省置天下户口的勘合文章、户帖。你每户部家出榜,去教入官附名字,写着他家人口多少。写得真着,与那百姓一个户帖,上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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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1]《明史》食货一。

    [2]《明太祖实录》卷七二


半印勘合,都取勘来了。我这大军如今不出征了,都教去各州县里下着绕地里去点户比勘合,比着的便是好百姓,比不着的便拿来做军。比到其间有司官吏隐瞒了的,将那有司官吏处斩。百姓们自躲避了的,依律要了罪过,拿来做军。[1]

 

    洪武二年前后,从外省逃奔四川,投靠大夏政权的兵士和百姓,算不算在“百姓们自躲避了的”的范围内呢?是不是明玉珍“官庄”的屯田军民也要“依律要了罪过,拿来做军”?朱元璋这段话应该与明代四川六地“某姓营”没有直接关系,但不排除参照执行的可能。因为,朱元璋所说的“做军”就是让这些人户充当“军户”。难道明玉珍“官庄”中的军民,在朱元璋眼中不属于“要了罪过”的人户吗?

 

    按籍而清其原屯,按屯而查其亩数。不问是军、是兵、是民,精壮愿耕者即听注册服业。兵耕之,则除其月饷。民耕之,则输粮瞻操。兵与民即军也。[2]

 

     “按籍而清其原屯”,“原屯”应是明玉珍的屯田官庄。“是军、是兵、是民”就是将“原屯”的屯民,签成军屯、民(兵)屯和自耕农。民国《名山县新志》田赋一节提到:

 

    明沿元制,民田外有官田,有屯田。屯一作军。[3]

 

    也就是说明,沿旧制就是明朝官方接收了明玉珍的“官庄”,分成军屯、民屯、自耕农三类。今邛崃市新安就有一个叫“军田”的村。名山县马岭镇的余沟小地名叫“官田坝”,城东马岭镇还有一个“官田”村。成都市新都区还有一个叫“军屯”的镇,那里生───────────────────────────────────────────────

注:[1]摘自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藏“洪武四年徽州府祁门县汪寄佛户帖”。

    [2]《明经世文编》朱爕元《回奏新旧田赋疏》。

    [3]民国《名山县新志》


产的“军屯锅盔”,在整过川西坝子都是有名气的。“军田”、“官田”都是对屯田土地属性的称呼,也是“军屯”与“民屯”的区别。

    中峰赵营《赵氏族谱》中提到:

 

    至于本支赵姓迁居赵营的时代,碑传只记载万夔迁居赵家营,但万斛、万福、万夔、万星之墓均在赵营,马真公的墓在新店古城汪岗(马石桥),而关保、关友、关亮、刘保诸公之墓赵营和赵沟均无考。这给后人留下一些未解之迷,一是马真公是否只有关保、关友、关亮、刘保四个后人?二是在关保、关友、关亮、刘保四公除上述后人之外,在赵沟或别的地方还有没有其他后人?从赵营碑载看,关保等四公下一代都是独子,这在当时不太可能,应该还有其他子嗣。三是如果关字辈祖先还有其他子嗣,为什么都各迁一子定居赵营?[1]     

 

    上述问题应放在一个合情的大环境中才能有合理的解释。梳理民间族谱、口碑中各种杂乱问题方法也应是这样。赵氏的问题如果放在清初“湖广填四川”这个大环境中,那是根本无法解释的,一旦放在明洪武四年后,朱元璋“为我调用”明玉珍“二万三千余”屯田户这个大环境中,赵氏所提的问题就迎刃而解了。“为什么都各迁一子定居赵营?”这正是朱元璋“从之”户部的“户满三丁签一军,其不及者为民”奏疏在基层实施时的反映。“赵营”就是从新店赵沟赵氏各房精壮子弟中各“签一军”出来组成的军屯。

    今天崇州市三江一带有称堂屋正中神榜为“名签”的说法[2],这个“名签”两字大有屯户被“签”的味道。是否有这样可能:我们今天的“户口簿”是一个小本子,它的前身叫“门牌”(不是今天所称的“街道门牌号”的那种“门牌”),旧时的“门牌”为约8开大小的纸张,上除书写有该户所在保、甲(里)外,还记有户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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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1]名山县秦场村赵营《赵氏族谱》。[2]在名山县双河乡扎营采访该村岑氏,问及主人堂屋中神榜的称谓。岑氏称“名签”说法来自于崇州三江岑氏。

 

及该家庭成员信息等。粘在一块木板上悬挂于门首故称“门牌”。这个“名签”是否就是明初对“门牌”的称呼呢?“名签”上是否有家庭成员被“签丁”或将被“签丁”者的姓名呢?还是明政府对屯田军民专用的特种“门牌”呢?“名签”与这一带祠堂和堂屋中的“宗支牌”有什么关联呢?这些问题有待今后有新的发现来回答。

    从邛崃夹关熊营熊氏起,顺夹关河上溯到名山县境內,沿大蒙山脚依次有中峰赵营赵氏、郑营郑氏,至建山简家营侯氏,名山县一部份杨氏与翻莲花山到雅安雨城区中里镇一带的杨氏,从他们族谱和口碑中称其入川始祖全是明初迁自“湖广麻城县孝感乡苦竹碥”。在同一区域发现同一时间同一迁出地点的各氏族,这不是一个简单的原籍“从众”的问题。可能这些氏族入川始祖是同一地迁出,被明玉珍整体安置到同一区域屯田,并且后来朱元璋在明玉珍屯田的基础上,几乎保持了原地域屯田结构,组建了有相同原籍的“某姓营”,“官田”。

    邛崃市牟礼孟营孟氏入川祖原籍是“麻城孝感乡”,孟氏入川祖应是明玉珍旧属。孟氏群众保存了旧时木制《宗支牌》牌首(这种《宗支牌》又叫《宗支碑》,是立在祠堂内神龛上,即客家移民、湘籍移民所立神榜位置。今天邛崃卧龙、蒲江县陈家营陈氏在复兴的一分支及名山前进凤凰梁氏,大邑悦来李家营李氏等都有这样的《宗支碑》)。牟礼孟氏宗支牌首牌上书“明世指挥孟曾孔”七个大字。据考证“孟曾孔”系明末人,他任“指挥”一职应是由入川始祖世袭下来的。也就是说孟氏入川始祖也属朱元璋“为我调用”范围,并给与了一定的官职。另外,这个牌首书写的形式不是“前明”或“故明”,而是“明世”,且不令人深思吗。

    除中峰赵营是由新店赵沟赵氏“签”出来的以外,建山简家营的侯氏,也是从蒙山脚下,屯田侯氏中“签”一支到简家营军屯。名山县余光余氏中也被“签”出一支到马岭的“官田坝”屯田。

    朱元璋除“为我调用”了明玉珍的屯田户外,还向其中“渗沙子”,以便有效管理和监督“某姓营”。邛崃市高家营高氏原籍安徽凤阳。“安徽凤阳”是朱元璋老家,高氏入川祖应是朱元璋嫡系人马,他参与屯田就是要起监督和管理作用。

    名山县廖屯《廖氏族谱》记载:

 

    明太祖洪武四年……授廖贵为名山卫千户,管理屯务,世袭其职。[1]

 

    朱元璋为继续扫除大夏政权反明残余和积蓄力量,准备进攻元朝在西南最后的势力时,不可能抽调大批兵力投入屯田,只有“为我调用”大批现存明玉珍“官庄”的屯田户,并派少量嫡系人马渗入其中,实施管理和监督。

    根据上面资料分析,明玉珍为了军政需要,按军事形式组织屯田,它的名称叫“官庄”。朱元璋实行“三丁签一军”后,才有“军屯”和“民屯”之分。也就是说,明玉珍来不及细化自己的“官庄”,朱元璋接手之后,行使了较为合理的甄别分类,才有“某姓营”正式产生。

 

 注:[1]转摘自名山县方志办重刊,民国《名山新县志》点校本13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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