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延林案与乌台诗案
乌台诗案—苏轼
中国文人最幸福的时代是宋朝,在宋朝发生过太多太多故事,北宋最出名的大才子是苏轼,苏轼是北宋著名的书法家,与黄庭坚、米芾、蔡襄并称“苏、黄、米、蔡”书法四大家,苏轼居首;同时苏轼也是北宋著名的文学家,与欧阳修并称“欧、苏”;苏轼还是著名的词作家,与辛弃疾并称“苏、辛”,就是这么一位有报复的高考状元,却因为党争差一点丢了性命,今天来看看北宋最大的文字案“乌台诗案”
一、因为站队的问题被贬黄州,微词抱怨身限囹圄
苏轼属于保守派司马光阵营的,对王安石变法不以为然,司马光就好比是老县县书记,王安石就好比是新上任的县长,王安石对于旧体制的臃肿和低效率很是痛恨新官上任要大刀阔斧的烧几把火,其实王安石的变法跟现在的地方政府改革没有多大区别,看看今天地方政府新官上任后的工作内容,无非是搞示范区、信用社无息贷款支农、养猪、扶贫、提拨干部等等,看到王安石干得热火朝天,作为市委书记的赵顼同志大力支持。在我们的社会中,不管你怎么努力总有一些在后面抄着袄袖子说闲话的人,估计司马光同志就是这样的人,苏轼也是这样的人,人非圣闲孰能无过,所有领导的工作出发点都是好的,但是事情的结果往往不尽人意,比如为了搞示范区把房子盖好了,却没有商户入住、本来支农惠农的无息贷款,却被二倒贩子从中谋利,变成了官办高利贷,精准扶贫却被非议为给自己的亲属谋利益,提拨有能力的干部却被非议为任人唯亲,不管你怎么努力,不同的声音总是像幽灵一样的存在,
苏轼这么有才,要是让他损人的话,那损得绝对有水平,他的诗句就好比今天的顺口溜,气不死人不算数,苏轼从徐州市委书记调任太湖边上的湖州任市委书记,到了新工作岗位之后,给老东家神宗皇帝赵顼同志写了一封信叫《湖州谢上表》,类似于今天的“述职报告”,里面有这样几句话

这个《表》被改革派的人看到了后开始借题发挥,改革派就在这里面找到两个词,一个是“新进”,一个是“生事”,你苏轼这分明是讲我们改革派寻衅滋事嘛!当时的改革派就告到市委书记那里去了,让纪监委对正处级干部进行立案调查,于是监察委主任何正臣就对苏进行留置审查。你苏轼不是跟司马光走得比较近吗,那就通过你把你的后台扳倒,因为当时赵顼同志非法支持王安石同志的经济工作,你苏轼没有大局意识,竟敢妄议中央,说我们改革派“寻衅滋事”骂我们不就是骂我们的市委书记赵顼嘛!这可是典型的“指斥乘舆”(妄议中央),抓起来!
二、摸底排查,深挖苏轼黑材料
监委的人也知道,但单凭《湖州谢上表》里一两句话定罪是不行的。要把苏轼所有写过的诗词都搬出来,遂字遂句的找里面“指斥乘舆”的字眼,就跟白延林案一样,侦查机关把白延林20年前到今天的所有银行流水都打印出来一样,只要看到有人给白延林汇钱,就把汇款人叫过来做汇款人的思想工作,让他们指控白延林诈骗,理由你自己编就好,编好了拿给白延林看,让白延林看着他们的笔录照着复述。
功夫不负有心人,当时因为苏轼属于著名的网络大V,有人为他的诗词出了一本文献叫《苏子瞻学士钱塘集》,这给御史台(监察委)提供了收集黑材料的绝佳机会。监察御史经四月潜心钻研,找了几首苏轼的诗,比如苏轼写的《山村五绝》第四首“杖藜里饭去匆匆,过眼青钱转手空。赢得儿童语音好,一年强半在城中”这一首是讽刺王安石“青苗法”,王安石“青苗法”的主要是夏秋两季给农民发放低息贷款,目的是为了抵制地主高利贷盘剥农民,因为当时贷款手续都要到城里去办手续,不像现在的农业银行在乡镇上都有网点,结果农民贷至款后,看到大城市这个花花世界里有KTV、浴池、商场、淘气堡,手里的钱直接花掉了,根本没用在农业上,这首诗描述了务农的庄嫁人耽误农桑,几乎快变成半个城里人了,“赢得儿童语音好”,是说农民的孩子跟着大人成天泡在城里,都会说地道的京腔(河南话)了,这首诗确实是苏轼在揶揄新政。
侦查人员后面陆陆续续挖出一大堆如:“读书万卷不读律,致君尧舜知无术“;“东海若知明主意,应教斥卤变桑田”;“岂是闻韶解忘味,尔来三月食无盐”等等,这些内容都是讽刺王安石新政的,苏轼的行为,就好比是县政府的工作人员对县委主要领导工作失误指手划脚一样,比如扶贫工作不精准、干部任用唯亲不唯贤、公款消费、公车私用、领导有男女关系等等。
苏轼知道自己干了些啥事,所以监察委的人来调查他时,他吓坏了,就跟现在的某些领导同志,听到监察委的立案调查决定后,立刻吓尿裤子一样。
因为苏轼的胆子比较小,侦查人员一吓唬他,苏轼立马认错,针对苏轼的认罪大老板还有点怀疑,于是,大老板赵顼问监察委主任有没有对苏轼刑讯逼供?李定说:苏轼名声太大,好几万粉丝呢,他跺跺脚整个开封城都会颤一颤,可不敢用刑呢。大老板赵顼大怒,要求监委主任深挖苏轼犯罪团伙的主谋和保护伞,开展一场扫黑、除恶、打伞的专项斗争。最终结果是,因苏轼受牵连的官员多达70余人,改革派清除异己的工作取得了阶段性的胜利。
四、赵顼同志宅心仁厚,苏轼逃过一劫
当时改革派杀声一片,认为碎嘴子苏轼妄议中央的行为,已经涉嫌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必须处以极刑,但苏轼的案子经过一延、二延、再延迟迟未决。苏轼最终没有被杀,苏轼没有被杀得益于三个方面,一是大宋的开国皇帝赵匡胤抑武右文的治国策略;二是赵顼的宅心仁厚,同时也因为赵顼他亲妈也是苏轼的粉丝;三是文人的基本素养,当时改革派的王安石都出来为苏轼求情,跟大老板赵顼同志求情说“圣朝不宜诛名士”,综合因素之下,神宗赵顼同志告诉监委主任和法院院长说:放了吧!
苏轼终免一死,贬谪为“检校尚书水部员外郎黄州团练副使本州安置”,相当于黄州县武装部的副部长,苏轼在开封的国家监察委(御史台)关了100多天,因为御史台里面种的全是柏树,而柏树老是招乌鸦,就跟今天的北京一样,秋冬的晚上,你在长安街上走走,从商务部向公安部方向走,包括故宫两边的大树上,你抬头一看,上面全是黑压压一片乌鸦,相当的诡异,苏轼的案子通常被叫作“乌台诗案”。
五、乌台诗案后,苏轼身心重创,羽化东坡
苏轼被取保候审后,降级降职为从八品副科级小干部,相当于判了一个缓刑,他余生20多年里虽有两次起用,但都好景不长,基本上过着流放的生活,先是贬到黄州干县武装部的副部长,这个职位其实就是一个闲缺,不是实职,苏轼生活应该并不富裕,他在黄州寄住的地方东面有一面小小的山坡,他就给自己起个字号叫“东坡”,苏轼变成苏东坡,是他人生的一个重大的转折,经历过生与死的人,最能知道人一生最宝贵的是什么。
苏东坡胆子很小,或者说就是个胆小鬼,他根本没有兵飞那种豪气和煞气,他就是芸芸众生里的一个小确幸,监委的人来带他的时间,吓得躲在屋里不敢出来,因为他知道这张碎嘴子惹祸了,在押解途中数次想跳湖自杀,到看守所后天天担心吊胆,怕死怕的不要不要滴,其实我们大部分人不都是这样的嘛,就跟某些领导干部被带到监委后,还没有开始审讯,就全招了,甚至于连小学摸过女同学的手都坦白了,真实的生活中,没有几个岳飞那样的硬汉,苏轼是一个内心脆弱、丰富、善感的普通人,因为满腹的诗书再加上跌宕起伏的经历,成就了一个文学巨匠,但他也只是市井小民一枚,他真的不适合从政,苏轼被抓以后非常害怕,经常问自己会不会被判死刑立即执行,每时每刻都在关心自己案件进展,他曾告儿子没有坏消息不要送鱼,有最坏的消息才能送鱼,好让他死前有个心理准备,后来有一天苏轼的儿子有事,把送饭的事交给另外一哥们,这哥们出于好心给苏轼送了一盘鱼,结果苏轼认为自己死期已到,在巨大的心理落差下,含泪就给他最亲的胞弟苏辙写了一首诗
圣主如天万物春,小臣愚暗自亡身。
(愿与你世世作兄弟,今生到此不能再续,我们来生再结同胞缘)
苏东坡跟他弟弟的关系,好到像同性恋一样,苏轼出事后,苏辙用尽了所有的办法营救,应了那句话,上阵父子兵,打虎亲兄弟,当你落难时,真的想帮你、能帮你、愿帮你的人只有亲人,正是这诗绝命诗救了苏轼,赵顼同志看到后,感叹苏轼的文才和性情,宅心仁厚的神宗此时此刻原谅了苏轼。
经历过生死的苏轼看透了人生,在贬黄州之后,他才正式起用“东坡”的名字,给自己定位田园散人,沉闷的过起了田园生活,跟朋友都不敢写信,即便写一张便条,也提醒友人“阅后即焚”,生怕言语有失再度囹圄,苏东坡半醉半醒的状态度过很长一段时间,他写过一首《临江仙》的词:
“夜饮东坡醒复醉,归来仿佛三更。家童鼻息已雷鸣。敲门都不应,倚杖听江声。长恨此身非我有,何时忘却营营。夜阑风静縠纹平。小舟从此逝,江海寄余生”。
这首词有着浓浓的禅味,我感觉羽化的东坡比苏轼更多了人性、佛性,而少却了世俗的“营营”,苏轼是一个心怀家国、胸有抱负的书生,苏东坡变成了一个寄情田园、看破红尘的扫地僧,也正因此,苏东坡余生中与寺院僧侣结下了不解之缘。
经历过朋党之争的他,更看清了朋党本质,特别是王安石在神宗死后受到打压,苏东坡因为属于司马光一派,被平反重新起用,当他看到保守派对改革派的疯狂压制之后,他仿佛在王安石的陈营里看到了自己的影子,于是又发微词,导致保守派的同志认为他的革命意志不坚定,被再次贬官至岭南、海南,最终死在流放的路上。
而这一切的变化源于“朋党之争”。
乌龙案—白延林
一、白延林案,祸起清涧朋党之争
白延林案是清涧县监委借着打击记者“强迫交易、敲诈勒索”整治舆论环境的东风,对白延林展开体检式的刑刑审查,但最终强凑出来的17起案件,这些案件中没有一起涉嫌“强迫交易”或“敲诈勒索”,所指控的犯罪事实,也没有一起与其记者身份有关系,这就尴尬了。打着整治舆论的旗帜整白延林诈骗,语法不通啊。白延林虽然话很大,但不害人,要整白延林,一定具有某种社会目的,否刚无法调动几十上百的警力来做这件事情。
白延林案的庭前会议、庭审中,辩护人和白延林一直在讲白延林受到了刑讯逼供,白延林称在绥德大院三十多天的审讯过程中,每时、每刻、每个角落都有同步监控录相,法庭上白延林每每说起受到刑讯逼供的过程时,都被审判长给打断,不许白延林讲刑讯逼供的详细内容,或许是因为绥德大院的审讯监控里,有太多太多的故事,而这些故事中,最精彩的故事就是“朋党之争”。
白延林告诉我,某御史大人在批捕的前一天,亲自到现场与白延林交谈,要白延林承认网上举报县委书记的材料是白延林写的,白延林明确告诉他,这事不是俺老白干的!御史大人也相信举报信不是白延林写的,便又问举报信是不是白延林安排别人写的?或者是不是别人安排白延林写的?这个人是不是县府办的某某?某某某?......
直到听见这句话,白延林才知道,自己卷入了清涧县委、县政府的一场“朋党之争”,整白延林只是表面现象,而清涧县监委的目的,是想挖出清涧县内部“指斥乘舆”的策划者......
二、清涧监委将错就错、一错再错
面对白延林的回答,御史大人应该也相信了白延林,白延林在人民群众中的口碑,杠杠滴好,绝对甩御史大人好几条街,所有跟白延林交往的人都知道白延林会吹牛,但白延林不会说慌,于是御史大人随口问了白延林一个问题:“如果把你放了,你会不会四处去告我们?”白延林说会的,第二天白延林被批捕。
案件在送到检察院的时间就已经确定了刑期,放出话来称:如果听话认罪认错,可以判8年,不听话就判十几年,一开始不明白为什么是十几年,后来才想明白,十几年之后放出来,白延林正好能赶得上给御史大人庆祝退休。
三、非法证据里的非法内容
指控白延林的所有犯罪事实中,唯一客观真实的证据是“转账记录”,就好比苏轼写过的“诗句”一样,诗句是客观存在的,但是这个“诗句”怎么解释,完全根据御史的需要来解读,本案中,白延林的“转账记录”跟苏轼的“诗句”一样一样的,比如:10年前高某转给白延林的5万元钱,侦查人员拿着汇款记录问白延林是什么钱,白延林说记不起来,侦查人员又拿着汇款记录去问高某,高某也说不记清了,侦查人员急了,哥们你们都记不清不行啊,我们的故事编不圆没法交差怎么办,于是侦查人员对高某进行启发,是不是找过白延林给儿子办理军校上学?或者是当兵入伍?高某只好顺着编,第一次编的是给上高中的儿子办的军校入学,第二次又编成给大专毕业的儿子办理的军校入学。还有刘某某的儿子当兵办入伍,先是编的给女儿征兵入伍,后来又发现搞错了,当兵的是儿子不是女儿,白延林的案子大部分都是这样“打造“出来的。其余的案件中,白延林给办过事、借过款的事情通通认定为诈骗,而这些诈骗案的被害人很多在庭审现场旁听,庭后,他们表示侦查机关基本是两边威胁,或者拿着别人的笔录让他们照着说......
四、依法审判之路,其修远兮
法律人都在追求法律的公平公正,当法律遇到了朋党之争,一切都变了味道。
监委的这位御史大人在案件侦查开始时,具有极高的热情,新官上任三把火,御史大人坚信白延林案会成为他命中注定的政治资本,或许他认为打倒白延林,可以象乌台诗案一样,带出几十个贪官污吏,如果真是那样,对御史大人来说那可是奇功一件,连升三级也未可知.
一个月的侦查结束之后,御史大人发现他错了,错的一塌糊涂,白延林案没有带出一个官员,唯一涉及的官员是张小明同志,而张小明的事也不是因为白延林才案发的。侦查结束后,相信御史大人内心一定很失落,轰轰烈烈的一场整人运动后,他看到的是满地鸡毛,但御史大人在自己的地盘上还是能够控制判决结果的,从侦查到起诉再到审判,御史大人全程监控这个案件,特别是审判阶段,长达十个小时的审判,御史大人稳坐清涧法院三楼监控室全程监视审判的全过程,御史大人一眼就认出了旁听席的记者,立刻派衙役把记者请到三楼上座,恳求能不能不报道这个案子,一改开始扯虎皮拉大旗的恣态,为了不让庭审的内容扩散,清涧县法院的审判大庭第一次启用了信号屏蔽系统,确保关于白延林刑讯逼供的整个过程不能有一个字透露出去,特别是关于御史大人与白延林“斧光烛影”里的对话内容,必须捂住、盖住、捺住.....
案情说到这里,所有的人都在质疑一件事情,密室里的“斧光烛影”是真是假?白延林供述其与御史大人的对话真的存在吗?这个内容,我们都不在现场都不知道,但,凡事总有人知道,天知、地知、你知(御史大人)、我知(白延林),但本案还有另外一个人知道,这个人就是不会撒慌的“监控”,御史大人如果要狡辩的话,不妨把同步录相交出来,而且按照法律规定,你也应该交出来,我为什么这么坚信斧光烛影是存在,理由只有一个,白延林不会撒慌(刑讯逼供除外),再回看一下庭审,公诉人打死都不敢拿出监控录相,也可以印证白延林的说法,当御史大人问白延林“朋党之争”问题时,白延林还曾善意的提醒御史大人,说咱俩头顶三尺之上有摄像头呢,会记录这些内宾的,御史大人说不怕,这些都可以控制……
白延林开庭时,还提出要求公诉人回避,白延林记起本案的公诉人在侦查阶段就已经介入案件,并在绥德大院现场指挥侦查机关进行有效供述采集,参与侦查工作……
这样的一个监察御史操控的“判者不审、审者不判”的案件,要想做到以事实为依据、依法律为准绳,我只能说很难、很难,至少在清涧县法院是做不到的,这个案件对清涧县法院来说,考验的不是智商,而是立场,因为真正的审判长是御史大人,对于清涧县法院以及本案的合议庭,我或许可以理解,但我决不能谅解……
五、对绝对权力的约束只能是法律,而不应是执法者内心的善良
苏轼能免于一死,并且后来还能有两次起用,完全得益于北宋重文抑武的国策和赵顼同志的内心仁慈,赵顼是权力的终极持有者,杀一两个妄议中央的科处级的干部那太简单了,绝对权力的执法者几乎没有任何的约束,在这种情况下要制约他的权力,几乎是不可能的,法国大哲学家孟德斯鸠说过:“任何有权力的人都有滥用权力的倾向”。
宋朝开国皇帝赵匡胤知道藩镇割据对社会的重大危害,所以他的开国宪法只有两条:第一条是:“柴氏子孙有罪,不得加刑,纵犯谋逆,止于狱中赐尽,不得市曹刑戮,亦不得连坐支属”,这句话的意思是说:我老赵夺了柴家的天下,以后柴家的孩子犯罪了,不要重判,即使犯了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也不要枪决,最多是注射执行死刑。老赵的这一条内容,反映出老赵内心善良、懂得感恩,宅心仁厚,老赵这颗柔软的心一直影响了大宋三百年。第二条是:“不得杀士大夫及上书言事人”(抑武重文),意思是说不得杀害妄议中央的人,这是对言论自由的开放姿态,也是对士大夫阶层的保护,同时,也是最终保住苏轼性命的法律保障。
虽然神宗对苏轼指斥乘舆大动肝火、恼羞成怒、欲杀之而后快,但他还是守住了祖宗制定的家训(依法治国的底线),又因为赵顼的老爸、老妈是苏轼的粉丝,再加上赵顼看了苏轼在看守所里写给胞弟的绝命诗,为之感涕…
真相是掩盖不住的,因为我们生活在无处不监控的环境里……
从公元960年的陈桥兵变到今天,已经过去了1000多年,今天我们享受着现代化科技带来的各种便利和舒适,可是我们的文化基因没有一丝的变化,我们用一张张新船票轮渡在旧时的风帆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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