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国藩后半辈子当了12年的总督，10年的两江总督，2年的直隶总督。按照作家张宏杰的计算，当这两任总督，他基本可以结余180万两白银。

  但是曾国藩临死的时候，他的积蓄只有18000两，只占1%。而且这1%，他本来是准备自己告老还乡之后用的，结果也没用上，因为他在两江总督的任上死了。当然最后的这18000两也没剩下，办丧事给花得精光。因为他临死的时候交代自己的儿子，办丧事不准收礼。

  所以从原则上来讲，曾国藩是一个没有留下遗产的人，除了在湘乡的一栋房子和里面的藏书。

  曾国藩一辈子对自己的生活要求都非常严，吃饭就用一个瓦盆，见客人的时候就穿着邋遢的破衣，因为他觉得自己又不是京官，穿那么好干什么？他一生穿的鞋袜衣服，都是自己的夫人和女儿做女红的产物，自产自销。

  他的夫人姓欧阳，欧阳夫人在老家一听老公当总督了，就去投奔他，希望过点儿好日子。没想到，到安庆一看，总督衙门破烂得一塌糊涂，老妈子只有两个。这么一大家子，家务怎么操持得过来呢？所以欧阳夫人就自作主张到街上去买了一个丫鬟。

  曾国藩看见了就很生气，说咱家没必要花这个钱，有事自己做，最后逼着欧阳夫人把这个丫鬟给送人了。这不是什么廉洁，他就是觉得没必要。而且曾国藩一生有一个观念，不要给子孙留财。他自己的生活也很清苦，比如说他有一个规定，“夜饭不荤”，就是说晚饭的时候不吃荤菜。

  曾国藩是一个清官，这没错，但他是一个非典型清官，因为他收礼。举个例子，他刚当上两江总督，去安庆上任的时候，地方官当然得巴结了，给他办公馆，送家具、被褥、细软。曾国藩一看，说不错，你们当差很谨慎，很用心，但这么多东西我不能收。我也不能全不收，我收下这七领草席好了。这就是给双方台阶下，让地方官也有面子，不至于在总督大人那儿碰一鼻子灰回来。

  再比如说曾国藩有一个幕僚叫容闳，这个人可不得了，是美国耶鲁大学的毕业生，当然他是中国人。容闳在曾国藩的幕府里，跟曾国藩商量说，一定要搞洋务运动，引进外国的机器和技术。曾国藩说，好，我给你68000两银子，你到美国去采购机器，我们自己造枪造炮。容闳揣着钱就走了。按照当时官场的说法，只要碰了公款，这可就是美差。后来容闳回国的时候，曾国藩已经不在两江总督的任上，到北方去了。但是他知道，容闳一定会来给他送礼，所以他就给自己的儿子曾纪泽写了一封信，说容闳上门，一定会送礼，你也别不收，但也别多收，20两银子之类的礼物你就收下好了。

  这就是曾国藩的原则：不给他人难堪。

  还有一件小事，也典型地反映出他的这个原则。他在两江总督的任上，小金库结余的是3万两，按说他都能带走，但是他没带，只带了2万两。那剩下的一万两怎么办？他写信给他儿子，说这一万两你替我散给穷人，但是只能偷偷摸摸地散，不要大张旗鼓地散。为什么？因为我不愿意当一个清官。

  这件事背后的逻辑是什么？曾国藩自己写道：“我有美名，则人必有受不美之名与虽美而远不能及己名者，相形之际，盖难为情。”就是说，我喜欢美名，别人也喜欢。如果我一味地图自己的美名，那不美之名就归于他人。我不吃肉，我清廉，别人吃完肉吧唧嘴的时候，就会很难堪。如果让他人承担了这样的名声就不好了，不能让他人难为情。

  说到这里，我们就可以为曾国藩梳理一下，他到底达到了一种什么样的人生境界。我们在他身上到底要学点什么呢？

  要知道，在中国古代的文化氛围里，尤其是在儒家思想的统治下，整个世界的人格分成两种，一种叫君子，一种叫小人；一种叫圣贤，一种叫奸贼。奸贼和小人就不必说了，祸国殃民，只为私利，当然是不好的。可是圣贤和君子呢？因为他们觉得自己大义在手，所以就用这种道德标尺，不仅要求自己，还要求周边的所有人。

  曾国藩所实践的，恰恰是儒家的一个人生境界，就是内圣外王。就是用儒家的道德、君子的标准来要求自己，让自己在内心里成为一个圣贤。但这还不够，这种人生还没有登顶，真正的登顶是要向外去做一番事业的。

  一个人做事的时候，关键不取决于你自己有多牛、多能干，关键取决于你能调动多少资源来帮助你。这个时候技巧就出现了，如果你不仅要追逐内圣，而且要追逐外王，那就不仅要当一个君子，还要有能力调动一切能够帮助你的力量，来帮助你做成这一番事业。有一句话叫“泰山不辞细土，方能成其大”。所以一切可能的资源，曾国藩都不会拒绝，只要他内在还是一个圣贤就行了。

  曾国藩这个人给我们呈现出了两样东西。

  第一样东西：“曾国藩全面展示了传统文化的正面价值，证明了中国文化有活力、有弹性、有容纳力的一面。”

  第二样东西：“一个资质平平的人，在意志力的推动下，可以达到什么样的高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