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作者“卞伟光”文章

瞒天过海！玄本《道德经》误导国人1500年！！！

《老子》是中国学术史上的重大问题，过去我们看到的是传世1500年的王弼玄本《道德经》一统天下。后来先有长沙马王堆汉墓帛书《老子》的出现，开始挑战王弼玄本《道德经》的真伪。但1993年湖北荆门郭店又出土了更早的战国楚简《老子》，人们又开始让人质疑汉墓帛书《老子》的真伪？其真实作者究竟是谁？对此，连两千多年前那位博学的太史公司马迁也没能说清楚。

楚简《老子》

对此，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所研究员郭沂认为楚简古本是一个完整的原始传本。我们从中可以清楚地看到，虽然楚简古本只有区区2000余字，但一定比5000字的今本（这里的今本兼指王弼本和帛书本）更原始，更能反映出老子的本意。

从专业的角度上看，文字差异明显，今本的粗陋之处往往是由理解的差异和讹误所致，其谬误有数十处之多；另外从分篇和章次看，不分上下篇和章次的古本更合理，更符合老子的本意。而两种今本则完全打破了古本的这种原始联系，肢解古本之意图显然跃然纸上。故均认为楚简古本《老子》优于今本帛书《老子》与今本王弼《道德经》。可以从中看出，古本同今本相比明显在文字上有诸多差异，就其中能够判别出优劣的情况看，一般是古本优于今本。其主要证据如下：

1、楚简古本《老子》的“三言以为辨不足”意为在现实中，人们很难辨别什么智辩、巧利、伪诈。所谓“辨不足”，是说用来辨别智辩、巧利、伪诈与否的根据或因素不足，所以老子提出“视素保朴”作为辨别的根本原则。而在王弼本和帛书本中，“辨”字作“文”，令人莫名其妙，历来意见不一。

2、楚简古本的“圣人之在民前也”、“其在民上也”，王弼本、帛本皆作“欲上民”、“欲先民”。这个“欲”字把境界降低了（详见下文）。似乎王弼本出自于帛书《老子》，更忠于帛书《老子》，但都背离了楚简古本《老子》，离楚简古本《老子》的本意也越来越远。

3、楚简古本的“万物方作，居以须复也”较王弼本“万物并作，吾以观复”和帛本的“万物旁作，吾以观复也”略胜一筹。其本意是，万物刚刚发生（“方”字不必如竹简整理者之读为“旁”），即坐以待复（不必等到万物“并作”时再去“须复”）。由于事物总要复归，故不必“观”之，“须”（待）之即可。“方”字王本作“并”、帛本作“旁”，皆音近而讹（“方”为阳母邦声，“并”、“旁”皆阳母并声），但今本却弄巧成拙，完全背离了古本的本意。

4、楚简古本《老子》的“天道员员”优胜于王本的“夫物芸芸”和帛本的“夫物云云”、“夫物”。“员”即“圆”的本字。日月星辰皆周而复始，此乃“天道员员”。在老子看来，事物循环往复的规律与天道变化的规律一致，但今本却独删去了“天道”二字，以“物”代“天”，完全篡改了老子的天道圆圆，循环往复的本意。于此可见，帛书《老子》和王弼《道德经》的作者根本不懂老子，根本不懂天道为三道之本、万道之根之思想的伟大。

5、从王弼玄本“知和曰常，知常曰明”的上句看，“常”已是被知者（“知和”），其下句又在“常”上加一“知”字，岂不是画蛇添足，多次一举！而楚简古本作“和曰常，知和曰明”则根本不存在这个问题，今本这一纰漏明显属常识性的错误。

另外，除文字差别外，古本与今本在分篇和章序上也有很大不同，从中亦可发现简本优于今本。

今本虽然分为道经和德经两篇，但这种分法具有任意性，因为它们缺乏各自独特的、明确的主题。楚简古本《老子》不分道经、德经。但古本的甲、乙、丙三组，其实就是上、中、下三篇。

第一，这三组竹简形制各不相同，这当然是竹简制作者有意进行区别的。第二，也是最重要的一点，这三篇主题有所不同。古本《老子》的核心思想是守道归朴。具体言之，上篇大致讨论守道归朴及其根据、效果。中篇大致讨论守道归朴的途径。下篇只有四章，似为杂列。尤其是相当于今本64章下段的末章，显然是附录。它已在上篇出现一次，只是由于其文字有出入才附列卷末。此《老子》三篇，或许我们可以仿照《庄子》体例分别称为内篇、外篇、杂篇。因此，古本的分篇明显优于今本。

楚简《老子》

综合上述考虑，如果从时间上来取舍，肯定是郭店战国楚简《老子》为真，那么无非有三种可能：一是荆门郭店战国楚简应为原版《老子》，为老子所作。二是战国末期的太史儋篡改了原版《老子》，帛书伪版《老子》便应为战国末期的太史儋所作。三是曹魏王弼篡改了原版《老子》，但这种可能性不大。也就是说，传世1500年的伪版《道德经》确为王弼所作，但王弼祖上传下来的不是楚简古本《老子》，而是早在战国末期就已被篡改过的帛书《老子》。为了便于用排除法逐一排除疑点，据此思路，我们先从出现最晚但影响最大的王弼传世版《道德经》的辨伪开始，先假定王弼亲手篡改今本帛书《老子》的可能性最大——

王弼像

如果真的如此，谁能想到，一位年仅活了24岁，具有强烈叛逆精神和反儒倾向的曹魏才俊王弼持才居傲，目中无人，仅凭祖上的一套传世孤本伪版《老子》，便可以瞒天过海，标新立异，经精心篡改后制作成伪书《道德经》？这一可能性究竟有多大？

王弼一生崇道恶儒，他也许并非是为了出名，其根本目的是为以老子的口气，来教训独尊儒术的汉儒。但是，狂生王弼独霸篡改孤本伪版《老子》并自标新学的结果，却使后代学者读经如同雾里看花。面对王弼的孤本玄版《道德经》时，已完全丧失了辨别能力，让后世的学者很难分辨是真是假。

值得庆幸的是，1993年湖北荆门郭店出土了战国楚简《老子》，并于最近公之于世。或许，这是从历史的深处透射出来的第一束最强烈而鲜明的光线，戳破了这一谎言。对人们最大的期望，当然莫过于它终于能够驱散弥漫千古的谜雾了。

奇怪地是，自1993年发现正版楚简《老子》至今已有24年，学界虽然对此议论纷纷，但众口不一，各执己说，故对如此重大的历史悬案，直到现在仍未作出一个明确而令人信服的结论，为了厘清这个问题，先追问帛书今本《老子》为何人所作？搞清这个问题之后，再追问王弼玄本《道德经》为何人所作？

《史记》记载太史儋：居周久之，见周之衰，廼(同“乃”)去。至关。关令尹喜曰：“子将隐矣，强为我著书。”于是老子廼著书上下篇，言道德之意五千馀言而去。

另外还记载，秦献公十一年时，太史儋对献公说：“周故与秦国合而别，别五百年复合，合七十七岁而霸王出。”，最后详细记载了其家世：“老子之子名宗，宗为魏将，封于叚干。宗子注，注子宫，宫玄孙假。假仕于汉孝文帝，而假之子解为胶西王邛太傅，因家于齐焉。”

不过许多人不认可这种观点，第一，周太史儋晚于孔子一百余年，与《礼记》等诸多典籍所记载的孔子入周问礼于老子不合。第二，据《史记》记载，他曾经西入秦会见秦献公。但太史儋见秦献公的年份，就连司马迁也没弄清楚。司马迁在《老子列传》中认为应为孔子去世后129年，也即公元前350年。

但在《周本纪》中又说是周烈王二年，即公元前374年，相差了24年。第三，据郭店楚简中已有《老子》的摘抄，说明那时《老子》一书已比较流行。郭店楚简的年份也定在在公元前350年至公元前300年前之间。《老子》如果为周太史儋所著，不可能一成书就流传到楚国去。所以司马迁在写到周太史儋时，用了“或曰儋即老子，或曰非也，世莫知其然否”，来表示以周太史儋为老子，只是当时的一种推测。

据司马迁《史记》记载，老子姓李名耳，字聃，故又称老聃，是楚苦县厉乡曲仁里人。他曾经做过周王室的“守藏室之史”。所谓“守藏室”，据司马贞索隐的解释，乃是周王室的藏书室，大概相当于今天的图书馆兼档案馆。正是因为这个原因，老子对周代的典章制度、礼乐仪式很是熟悉。孔子入周问礼，拜访的主要对象就是老子。

这次会面大概发生在鲁昭公十二年(公元前530年)至二十年(公元前522年)之间，也是文献留下来的关于老子事迹的少数记载之一。可是，老子对这个远道而来好学深思的学生并不十分感冒，尤其是他那一肚子关于周代礼乐制度的问题。所以满腔热情的孔子被兜头泼了一盆冷水，他想请教的问题老子连回答的兴趣都没有，只是淡淡地告诉他：“你所谈到的那些人早已成了冢中朽骨，只剩下他们的片言只语还在好事者中流传。我所能告诉你的就是，君子遇到了好时机就居官从政，不得志则随遇而安。

老子说，我听说高明的商人都把自己装得像没钱人一样，道德修养高深的君子看起来就像庸人一般。去掉你身上的那些骄气和各种各样的想法吧，去掉你那些迎合的神色和空头志向吧，这些都对你没有任何好处。”孔子听了，虽然没有得到自己想要的答案，却不能不为老子那些富有洞察力的人生见解所折服。

孔子回去对弟子喟然长叹，把他与老子的这场会晤作了个生动的比喻：“鸟，我知道它能飞;鱼，我知道它能游;兽，我知道它能走。在地上走的，可以捕之以网;在水里游的，可以钓之以钩;在天上飞的，可以射之以弓。至于龙，我就不知该拿它怎么办了，只能眼睁睁地看着它乘着风云遨游天上。我今天拜会了老子，他就像那见首不见尾的神龙啊!”这时的孔子，大约三十岁左右，虽然他自称“三十而立”，但其学识显然还与富有人生阅历、学术思想已经成熟的老子不在同一层次上。

除了史料记载的这次会面外，司马迁所记载老子的事迹，就仅剩下西出函谷关而隐居了，但却隐去了孔子是如何迫使老子交出周室藏书的。也没有讲老子为什么独自骑上青牛，孤愤离家出走，西出函谷，流落天涯的。“替圣者隐”和“为尊者讳”是汉儒的传统，司马迁也不会例外，谁都不敢冒天下之大不韪，去揭“至圣先师”孔老夫子的这块伤疤。

但是号称信史的《史记》，却在《老子列传》中提及了另外两个老子的候选人：楚国人老莱子和周太史儋的存疑。由此可见，在司马迁那个时代，人们对于1000年前老子的身世便已有了疑惑。

据学者考证，老莱子是楚国人，曾经著书十五篇，阐释道家学说，与孔子同时，也与老聃同时。老莱子还是“二十四孝”故事中“彩衣娱亲”的主人公。据说他当过春秋时期楚国隐士，为躲避乱世，隐居于蒙山南麓。据说其年届70仍不言老，为博父母一笑，穿起“五色斑斓”的衣服，在父母面前“为婴儿戏”。据说有一次去父母居处取水，故意跌倒，像婴儿般的啼哭，目的竟然是博取父母一笑。鲁迅对其在《二十四孝图》一文中的行为作过辛辣的讽刺：“现在这模样，简直是装佯，侮辱了孩子。我没有再看第二回，一到这一叶，便急速地翻过去了。”

那么，这位“老莱子”为什么会被司马迁写入《老子列传》中，作为老子的候选人之一呢?这个问题很值得研究。笔者以为，老莱子在当时也可能也被称为老子，但他的名字当是老莱，不是“老莱子”。战国时人们对于有道德有学问的人总是尊称其为“某子”，一般不称“某某子”。所以孔丘称孔子而不称孔丘子，孟轲称孟子也不称孟轲子。同样，老聃可称老子，老莱也可称老子。

《史记·仲尼弟子列传》称：“孔子之所严事：于周则老子;于卫，蘧伯玉;于齐，晏平仲;于楚，老莱子;于郑，子产;于鲁，孟公绰。”所谓“严事”，就是恭恭敬敬地对待的意思，连孔老夫子都尊重的人物，称作“子”是绝对不过分的。

但后来为什么又改称“老莱”了呢？这是因为周王室的守藏史老聃名气过大，著作又多，“老子”便成了老聃的专称。为了与老聃区别，名望矮了一大截的老莱只好委屈的改称“老莱子”了，这也许是唯一和乎情理的解释。那么，在以上诸多可能性中，哪种可能性最大呢？

据《史记》记载，太史儋曾经西入秦会见秦献公。但是在哪年见的秦献公？就连司马迁也没弄清楚。司马迁在《老子列传》中认为太史儋西入秦会见秦献公是在孔子去世后的129年，也就是公元前350年。但司马迁在《周本纪》中又说是周烈王二年，即公元前374年，相差了24年。所以把周太史儋是老子的可能性首先排除在外。

再说，荆门郭店楚简中已经有《老子》的摘抄，这说明那时《老子》已流行于世。郭店楚简的年份在在公元前350年至公元前300年前之间。依笔者之见，《老子》如果真为周太史儋所著，不可能刚一成书就流传到楚国去。所以，司马迁用了“或曰儋即老子，或曰非也，世莫知其然否”，这无疑是在怀疑周太史儋即为老子，只是司马迁在当时的一种推测，但尚未形成定论。但周太史儋崇尚老子、提倡道家玄学的立场是确定无疑的。至于他是如何得到老子的真传就不得知了。

历史上的所有相关争议，均可在这一框架下获得合乎情理的解释。

下面的问题自然是，一千年之后的王弼祖上传世的孤本是荆门郭店出土的战国竹简《老子》？还是长沙汉墓出土的太史儋编写的帛书《老子》？显然这个问题更值得研究。

众所周知，王弼的《道德经注》曾是老子学说唯一的传世孤本，直到1973年长沙马王堆发现《老子》的帛书原文为止，这一定论便不攻自破。

王弼自幼熟读老庄，与何晏、夏侯玄等同倡玄学清谈，为人高傲自大，鄙视独尊儒术的汉儒及其旧学。史载"颇以所长笑人，故时为士君子所疾"。可见年轻气盛的王弼，喜欢以标榜新学为傲。为了标新立异，为以老子的名义教训汉儒，于是将祖上传世孤本《老子》篡改之后公诸于世，此即为王弼留给后人的今版玄本《道德经》。那么，为了避免王弼祖传的孤本《老子》流传于世，被人抓住把柄，那套“孤本”一定被王弼亲手烧掉了。

因此，尹喜的老子古楼观传道一说也许确有其事，但史料则说是尹喜据老子讲经后整理而成的，并非为老子亲手所为，故疑为托古之说尚无定论，但至今仍缺乏实证支持却是不争的事实。《史记》所载之史，又多有不实之处，所以饱受后世学者诟病。

王弼的家庭祖风对王弼的成长也有重大影响。其六世祖王龚，名高天下，官至太尉，位列"三公";五世祖王畅为汉末"八俊"之一，官至司空，亦列"三公";其父王业，官至谒者仆射，再加上继祖王粲的文学地位，都会对王弼成长产生极大的有利影响。史载王弼"幼而察慧，年十余，好老氏，通辩能言。"王弼与钟会、何晏等人为友。正始十年(249年)秋天，以疠疾亡，年仅24岁，遗下一妻一女。

王弼素以老庄思想为主，年纪轻轻便建立了体系完备、抽象思辩的玄学哲学。其对易学玄学化的批判性研究，尽扫先秦、两汉易学研究之腐迂学风，王弼人生短暂虽仅有24年，但学术成就卓著。著有《老子注》、《老子指略》、《周易注》、《周易略例》、《论语释疑》、《周易大衍论》三卷、《周易穷微论》一卷、《易辩》一卷等数种。但其成就不在于著作数量，而在于其创见。他注《周易》一改汉人支离烦琐的传统方法，不用象数，而用《老子》，以老子思想解《易》，并阐发自己的哲学观点，在学术上开一代新风"正始玄风"。王弼的易学观体系庞大，内容深奥，对后世的儒道玄学影响极大。可以说，儒道玄学不是始于老聃，而是始于王弼。一部经王弼精心篡改的孤本玄版《道德经》，不但成为道教的传世经典，而且误导了国人1500年！

其次，王弼站在道家的立场上，把《道德经》和《易》学玄学化。玄学家的根本思想是"以无为本"。王弼说:"道者，无之称也，无不通也，无不由也，况之曰道。寂然无体，不可为象。"(《论语释疑》)

王弼就是用道家来释《易》的。如《彖辞》曰:"大哉乾元，万象资始，乃统天。"王弼注云:"天也者，形之名也;健也者，用形者也。夫形也者，物之累也。有天之形，而能永保无亏，为物之首，统之者岂非至健哉!"他认为，"乾"之义是"健"，有形之"天"无非是"健"的表象。万物始于天，归根到底，"统之"于"至健"。"健"是无形的，是形而上的。

王弼玄本《道德经》

由此可见，由于《道德经》的原文逸散已久，王弼的《道德经注》曾是本书的唯一留传，直到1973年中国政府在马王堆发现《道德经》的原文为止。 1993年湖北荆门郭店楚墓中又出土了一个版本更早的竹简本《老子》，作者为周太史儋，周太史儋即老聃李耳。其成书时间或为老子晚年时期，约公元前500至400年间。从楚简《老子》中可以看出其“三道论”的逻辑关系。天道为道之根，王道为道之体，人道为道之用。

因此，基本上可以断定，王弼传世之玄本《道德经》为伪作。王弼未必见过楚简古本《老子》，恐怕连他自己都不知道，自己已将老子的原版“道德经”修改的面目全非，并且使之具有明显的反儒倾向。玄版《道德经》洋洋洒洒5000言只言玄道，少言天道。而楚简古本《老子》中“天道”、“王道”、“人道”的三道说处处可见，但“玄之又玄”“众妙之门”等章句却全无踪影。很明显，是有人在其中做了手脚。

再看看两个伪版今本的区别，我们将汉墓帛书《老子》与王弼玄本《道德经》做一番比较，不难发现，帛书今本《老子》要优于王弼玄本《道德经》，也更接近于楚简古本《老子》。据学者统计，王弼玄本《道德经》对今本《老子》居然改动有 700 处之多。

学者经过精确对比帛书今本《老子》与玄本《道德经》的文本，发现后者对前者的改动多达700 多处，导致原文350多句话中有160 多句发生了重大改变，使《老子》原来的主题内容和思想体系遭到严重破坏。其中仅因避讳从汉高祖刘邦到汉昭帝刘弗 5 个皇帝的名字而产生的变异就达 100 处之多。主要几点如下：

1、以《道德经》最知名的第一章为例：「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無，名天地之始。有，名万物之母。故常無欲，以观其妙。常有欲，以观其徼。此两者同出而异名，同谓之玄。玄之又玄，众妙之门。

2、所对应的帛书《老子》原文：「道，可道也，非恒道也。名，可名也，非恒名也。无，名万物之始也；有，名万物之母也。故恒无欲也，以观其妙；恒有欲也，以观其所噭。两者同出，异名同谓。玄之有玄，众妙之门。」显然，这一章《老子》所有全部6 句话都被修改，总共 64 个字中修改了 25 个。《道德经》把这一段中的所有「也」字删除，把全部四个「恒」字换成了「常」字，再把两个「无」字改成「無」字。第三句中的「万物之始」，改成了「天地之始」，把第四句中的「以观其所噭」，改成了「以观其徼」。「噭」是「呼喊、鸣叫」的意思，「徼」是「边界、巡查」的意思，第五句改动很大，还多了「同谓之玄」这个赘句。第六句把「有」改成了「又」。

3、正因为王弼玄本《道德经》对今本《老子》原文改动太多，其中还包括几个大段落的前后大挪移，导致其主题、思想和叙述逻辑支离破碎，面目全非，人们才感觉《道德经》违背常识，逻辑不畅，费解难思。连大文豪白居易也读不懂，为此他还写了《读老子》一诗：「言者不知知者默，此语吾闻于老君。若道老君是知者，缘何自著五千文」，表达了对《道德经》「知者不言，言者不知」说法的怀疑。

4、拨乱反正，《老子》不是「無为之学」

帛书《老子》中有83 个「无」，5 个「無」，而《道德经》把 83 个「无」全改成了「無」，彻底湮没了老子区别定义地使用「无」和「無」二字的深意。帛书《老子》中的「無」，表示的是虚拟的「没有」。而对于「无」，帛书《老子》以「无，名万物之始也」作出了专门的定义，指明「无」字专门用于描述「万物初生萌始的状态」。「初生萌始」有两种情形，一种是单向的开始，也就是开始后就再也回不到从前了；一种是循环往复、周而复始的。「无」这个定义的目的就是让读者能够准确理解与「始」相关的一系列词组的含义，如「无为、无知、无欲、无事、无道、无德、无不治、无敌」，也是为了让读者能够区别其书中「无为与弗为、无有与弗有、无名与弗名、无敌与無敌」的不同内容。在这个定义中，「万物」既包含了「天地」这样大而遥远的事物，也包括从前的、当下的、未来的、有形无形的、有象无象的、无穷大的和无穷小的一切事物。而「无，名万物之始也」，到了《道德经》变成了「無，名天地之始」，将定义的主体由「无」变成「無」，再将「万物」改成「天地」，不仅使「無」应用于「始」的范围极大地缩小了，原著中83 个「无」字的消失，也彻底使「无」的概念及其所讨论的内容令人无从知晓和分辨了。

5、拨乱反正，「无为」，不是「不作为」。

理解了「无」的定义，就能理解老子主张「无为」的真谛了。「无为」，不是「不作为」，而是有两层含义，一是「探寻探索事物起始状况的作为，打破沙锅问到底的作为。二是「清零复位，使系统恢复到初始状态的行为」。这样再去读帛书《老子》里的这句话：「恒使民无知无欲也。使夫知不敢，弗为而已，则无不治矣」，就可以正确理解了。

6、拨乱反正，老子不主张「常使民無知、無欲」

再看《道德经》，王弼把这句话改成了「常使民無知、無欲，使夫智者不敢为也。为無为，则無不治」。历朝历代直到今时，人们对它的解释几乎都是「常使人民不执成见、不生贪欲，使那些智者不敢为所欲为。从事于无所作为的作为，即可以得到全面的治理」。难怪朱熹要义正词严地批评「老子所谓無为，便是全不事事」，诋毁老子的思想是愚民和消极的了，这和其作为我国文化思想史上的主要思想家显然是德不配位的！

7、拨乱反正，《老子》不是「不争之术」

《道德经》把帛书今本《老子》里的「有争」「弗争」「不战」统统改成了「不争」。例如帛书今本《老子》里如下三句话：「水善利万物而有争……」，「故天之道，利而不害。人之道，为而弗争」，「天之道：不战而善胜……」。但到了王弼的《道德经》里，它们则分别变为：「上善若水。水善利万物而不争……」 ，「天之道利而不害。圣人之道为而不争」，「天之道：不争而善胜……」。「水善利万物而有争……」这段文章的主题是借对水的自然属性的探讨去思考天之道和人之道的属性。水往低处流、水火无情、洪水猛兽、水可载舟亦可覆舟，水固然可善利万物，但怎么会「不争」？「弗争」是指「有约束、有条件、有规则地展开竞争」。「人之道，为而弗争」是对个人积极参与社会竞争的正面鼓励，也是社会发展的文明方向，「为而弗争」是健康的、充满正能量的争。宣扬「为而不争」既是自欺欺人，也是对人性的摧残，更有逆社会历史发展规律的悖谬。

因此，把水「有争」的自然属性、人道「弗争」的社会属性和天道「不战」的客观规律，一律改为「不争」，不仅使《老子》原文中四处「不争」的探讨，失去了深刻的发现和思想价值，也使《道德经》中的老子成了「不争之术」的代表。以至于朱熹还曾刻薄地指出：「老子心最毒，其所以不与人争者，乃所以深争之也，其设心措意都是如此。闲时他只是如此柔伏，遇着那刚强底人，它便是如此待你。」显然他是极端厌恶这种「表里不一、说一套、做一套」的学说谬说的。

诚如陈荣捷先生在《中国哲学文献选编》中所说：「假如没有《道德经》这本书的话，中国文化和中国人的性格将会截然不同。事实上，连作为中国历史和思想主流的儒家，也会不同。因为它并没有逃过道家的影响，佛家的情况也是一样。」由此足见王弼玄本伪《道德经》坑害国人1500年，误人子弟数十代之恶劣程度。正应了严复那句名言：“华风之弊，八字足矣。始于作伪，终于无耻”！

最终的结论是：古本《老子》没有散失，古本《老子》虽仅有2000余字，但却字字珠玑。所以现在我们看到的楚简《老子》才是真正的原版“道德经”。返朴归真后的《老子》大道至简，言简意赅。应出自于春秋末期与孔子同时代的老聃。古本《老子》不但其优于王弼5000余字的伪版玄本《道德经》，而且还优于出土于长沙马王堆汉墓的今本帛书《老子》。今本帛书《老子》，则应出自于战国中晚期与秦献公同时代的太史儋之手，仅此而已！

先有战国的太史儋篡改了楚简《老子》，将古本《老子》变成伪书。

后有曹魏王弼又以讹传讹，再次篡改了太史儋的伪版《老子》，即现今传世的玄本《道德经》。

真相是：战国的太史儋先篡改了楚简《老子》，将古本《老子》变成伪书，但与王弼后来的玄版《道德经》相比却更接近于原版《老子》。然后，曹魏王弼又以讹传讹，在其祖传孤本的伪版今本《老子》的基础上，王弼再次篡改了太史儋的伪版《老子》，这就是已传世1500年的伪版老子《道德经》。弄清了这条逻辑主线，我们才不为扑簌迷离、以讹传讹的史料所迷惑，我们才能够拥有一双火眼金睛，识别出哪个是真，哪个是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