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是，黄牛和票贩子真的是导致看病挂号难的罪魁祸首吗？

对此，浙江省杭州市下城区人民检察院的徐剑锋副检察长表达了他对此事的看法。

昨天,网络世界上那个东北女孩在北京一家知名医院挂号大厅对号贩子近乎声嘶力竭的痛斥深深地震撼了人们。当然，这种强烈的情感共鸣，在心灵深处来自于人们认为已经积重难返的“看病难”问题的共识。所以，当那个女孩在互联网空间里的嚎啕大哭，瞬间击中了人们的泪点。几乎所有人都同仇敌忾地痛斥黄牛党，这种泛道德主义的抨击或声讨已经是中国舆论场经久不息的主旋律了，而每一次，总能获得掌声。然而，仅仅是站在道德高地上对黄牛党一族展开良知审判，让这群灰黑色文化团伙沦为人人喊打的过街老鼠，就一定真的能让号贩子们无所遁形，从而让芸芸众生从容地挂上号看上病吗？大多数人在倾洒一把同情泪水的同时呼唤政府那双“看得见的手”的强力介入，于是，“政府要加强监管”，这种放之四海而皆准的声音也同时成为主旋律。

政府要加强对黄牛党的监管甚至惩治，这话绝对没有错。可问题是，解铃还须系铃人。事实上，医疗市场中黄牛党屡禁不绝甚至愈演愈烈的原因本身，恰恰在于政府某种意义的经济监管，确切地说，是政府基于公共福利考虑因而也是善意的价格管制。让人民病有所医，是任何一个负责任政府对人民庄严的承诺，所以，为了解决人民特别是底层民众和弱势群体看病贵、看病难的问题，政府将医疗产品定性为影响国计民生的必需性的公共服务产品，对这一产品的价格体系进行了严密的等级化管控，这种管控的直接结果就是通过行政手段将公立医院的医疗服务价格十数年如一地始终抑制在畸低水平，比如代表顶级水平的三甲医院的普通门诊费维持在十元上下，代表顶尖水准的博导甚至院士级专家的门诊费也仅仅意思到二三百元不等。

从市场效应来看，这种以低价稳控为手段的价格管制，造成了医疗服务供需两端的错位：第一，需求极度旺盛。因为被认为是公共必需品而价格低廉，普罗大众的医疗需求特别是接受高端医疗的消费需求被蓬勃地激发出来。跑医院就医犹如上菜场买菜，医院也就成了菜场。试想，跑到国内顶级医院找顶尖专家门诊也仅仅只需二三百元，于是，只要有病，都往大医院跑，最好都往北上广顶级医院跑。所以，通过那段视频，我们就在那个东北女孩嚎哭的医院挂号大厅里看到了人头攒动，听到了人声鼎沸！第二，供应渐趋萎缩。医生是一个前期投入非常高昂的职业，中西方都是如此。三甲医院的一个普通医生，往往也是博士、硕士毕业，他们为了完成学业倾注了相当大的成本，但到头来看一个病人只能拿到区区几块钱的报酬，还不如一个擦鞋匠擦一双皮鞋的所得，即便是那些博导、教授级医生通过专家门诊、特需门诊等名义拿上数十数百元不等的，充其量也只不过是一个理发师帮人剃个头的收益。当一项服务的价格远远不能覆盖成本的时候，试问还有多少人愿意提供这种服务呢？所以，可以想见，公立医院对普通门诊业务量的冲高并没有多少动力。而更令人忧虑的是，从医生职业源头上看，已经没有多少莘莘学子愿意投考医学院了，其中，医生的下一代远离情绪更为浓重。

那么问题来了，当公共医疗服务的供求关系严重失衡即普遍性的供不应求的情况下，或者说当公共医疗资源成为特别稀缺资源的时候，你认为政府那双“看得见的手”即行政定价机制是否依然有效呢？或者说，是否轮到市场那双“看不见的手”在那里发挥潜规则的作用呢？这种潜规则就是：市场自然会地通过另外一种灰黑色的方式将公共医疗服务的价格回弹上去，推送到它应该达到的那个自然价格，而这种另外一种黑灰色的方式就是黄牛党的乘隙而入。所以，就出现了那个女孩子痛骂的被他们认为离谱的黑市价格。如果你因为愤愤不平而不愿意向黄牛支付这个价格，那么你只有通宵彻夜排队，等待幸运的那一刻，但是在大多数情况下，这种幸运往往不会降临，于是就出现了视频中的那一幕，绝望、愤怒、对号贩子涕泪俱下的痛斥甚至咒骂。当然，我们还要说明：即使你基于义愤拒绝黄牛党的兜售而选择运用自己的耐心角逐到排队的长龙中去，事实上你已经在为此支付另外一种成本了，也就是时间成本或者说机会成本。比如一个教授，他也许可以将排队的时间置换为去做一个讲座就轻而易举地把黄牛党亮出的那个价格赚回来了。

事实上，在几乎所有政府管制价格的市场领域都若隐若现地存在这样一种黑灰色的地带。一种景象，是普通消费者备尝艰辛的漏夜排队，另一种景象，则是黄牛党游击队式的神出鬼没。最典型的就是过去数十年成为年末岁尾独特中国风景的春运火车站。还比如，和医疗市场紧密相接的药品市场，如出一辙。比如去年媒体曝光的一种的治疗婴儿痉挛的注射用促皮质素（ACTH），政府定价只需要7.8元，而黑市价格炒到了4000元，整整翻了500倍，令人咋舌。究其原因，生产线利润只有一个百分点，厂家不愿生产，医院也不愿进货，最终奇货可居，翻到天价。

经济学家米塞斯在谈到价格管制问题时举了一个牛奶的例子，非常耐人寻味。政府认为牛奶市场是关系千家万户的健康工程，出于这种慈善关切，政府规定了牛奶的价格，而这一价格确定的旨趣是让每一个民众都能喝得起牛奶，在西方国家，这在选举中绝对是一个拉拢选票的动人口号。但是，奶农们不干了，因为按照政府给定的价格他们肯定是要折本的，最后牛奶产量越来越少，牛奶的黑市价格也越来越高。政府很生气，找来奶农们质问：你们为什么减产甚至停产呢？奶农们纷纷将责任推到饲料商头上，说饲料太贵了。政府说：那我们就把饲料价格也给它管起来，给他确定一个合理的利润水平，这样总可以了吧？但是，这样一来，饲料商也不干了，他们也诉说着奶农同样的苦衷，说饲料原料价格太贵了，饲料工人工资太高了。那怎么办？政府难道又把饲料原料价格和饲料工人工资也一并给它管起来吗？

找到了症结，解决的问题自然是对症下药：那就是按照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所宣示的“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稳步推动医疗领域市场化改革，逐步撤除对医疗市场的价格管制，恢复医疗市场的自然价格生成机制，让医疗价格回到市场所允许的合理位线。这样做，一方面，可以大幅度提高医疗从业人员的收入水准，使医生真正成为受到全社会尊敬的体面职业；另一方面，可以通过价格机制区分差异化的医疗服务市场，让不同人群获得相应的医疗服务。

或许有人会质疑：医疗产品人命关天，非同寻常，切不可以放开价格管制。这种观念过去曾经左右许多所谓的国计民生领域，如原来我们认为民以食为天，所以搞粮食统购统销，但结果是老百姓连饭都吃不饱，现在我们粮食产销已经完全市场化了，各色人等不但吃得饱，而且吃得好。这都拜市场所赐。相信医疗服务市场也是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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