碑帖学知识

古代学问里有一门所谓“碑帖学”。“碑”，泛指除刻帖之外的所有石刻；“帖”则是指刻帖。“碑帖学”就是一门研究碑帖形制、内容、文字、书法、历史源流及其拓片的真伪、时代、版本、收藏等诸多问题的学问。

 

第一节  碑的主要类型

 

石刻文字在数千年的发展演变过程中，根据不同的需要，形成了很多不同的形式类型，如碣石、摩崖、墓碑、功德碑、墓志、塔铭、墓莂、造像、石经、经幢等等，下面简单介绍其中一些常见形式。

 

一、碣

 

“碣”，有时也写作“嵑”，是目前能够见到的最古老的石刻文字形式之一，早在先秦时期就已出现，著名的《石鼓文》（图4-1）就是典型代表。石鼓由十个接近鼓形的石块组成，每块石头上刻一首四言诗，记述秦国国君狩猎之事，所以后人又称之为“猎碣”。除石鼓外，目前遗存的先秦碣石还有战国时期中山国的《公乘得守丘刻石》，石形略呈扁圆，高约90厘米，上刻篆书两行。

著名的秦始皇刻石也应当属于碣石类，现在很多人习惯称它们为“刻石”。其实“刻石”的概念比较宽泛，不仅指碣石，也包括摩崖。马衡先生说：“刻石之特立者谓之碣，天然者谓之摩崖。”[1]界定非常清晰：刻在独立的石块上的文字称为碣，而刻在天然的山崖石壁上的文字叫摩崖。

 

二、摩崖

   

摩崖是指直接在山体上书刻的文字，也是最古老的石刻形式之一。

陕西褒斜道石门是一处摩崖比较集中的地方，那里有目前最古老的摩崖刻石——东汉永平六年（63）刻的《鄐君开通褒斜道摩崖》，俗称《大开通》,还有《石门颂》、《杨淮表记》以及《石门铭》等。

除褒斜道的摩崖外，全国各地的摩崖刻石还有很多，规模比较大的如陕西略阳的《郙阁颂》，甘肃成县的《西狭颂》，山东平度的云峰、天柱诸山刻石，邹县的四山刻石，泰山的《纪泰山铭》、《大唐中兴颂》、经石峪《金刚经》，广西桂林的月牙山刻石（图4-2）等等，气魄都很宏伟。

 

三、碑

 

碑有广狭两义。广义的可泛指石刻，这里所指的是狭义的碑，大约出现在西汉时期，最常见的是墓碑和功德碑，一般由碑首、碑身和碑座几个部分组成。

碑的最上端称为“碑首”或“碑头”，碑首的正中部分是碑额，书刻碑文标题，称为“额题”。碑首之下是主体部分称碑身，书刻正文，其正面称“碑面”或“碑阳”，反面称“碑阴”，两边称“碑侧”。碑石下方起承载作用的石基叫做“碑趺”，俗称“碑座”，主要用来防止碑石下沉。

刻碑的风气始盛于东汉，目前仅传世的东汉碑刻就有近二百种之多，可以想见当时刻碑之盛。魏晋以后，朝廷屡申禁碑之令，刻碑之风遂被遏制，直到唐代，此风又兴，鸿碑巨制，屡见不鲜，汉、唐是古代碑刻形式最盛行的两个时期。

 

四、墓志

 

墓志是一种埋在墓穴中的石刻文字，又叫“埋铭”、“葬志”等，是目前遗存最多的一种石刻形式。墓志大约产生在汉魏之交。南北朝以后，墓志制度逐渐成熟，定型后的墓志大多由志身与志盖两部分组成（图4-3），志身一般是一块方形石版，边长自30厘米至100厘米不等，用来铭刻志文；志盖和志身大小相同，上部多为盝顶，用来书刻墓主人的官街、姓氏，有些还刻有华丽的纹饰，志盖与志身上下相合，是为完整的一合墓志，置于墓室棺椁之前。

除上述常见形制外，偶尔也会出现一些造型独特的墓志，北魏延昌二年（513）的《元显儁墓志》（图4-4），造型就非常奇异，志盖相合为龟形，首尾四足毕具，造型十分生动，龟背形的墓志盖上题正书“魏故处士元君墓志”八字，并饰以龟纹，为目前出土墓志所仅见。

近代墓志出土比较集中的地方是河南洛阳邙山地区。自清末至今，此地陆续出土了东汉至清代碑志约四千多件，郭玉堂在《洛阳出土石刻时地记》中对邙山地区碑志的出土情况作了较详细的记录。这些墓志出土后，陆续流散各地，目前比较集中的收藏在河南新安铁门千唐志斋、洛阳古代艺术馆、开封博物馆、西安碑林以及辽宁省博物馆等地。

 

五、造像题记

 

造像就是用石、木或泥、金属等雕塑、铸造各种佛龛、佛像或佛经故事。佛教信徒以建造寺塔、雕塑造像为功德。南北朝以后佛教的风行，造像之风迅速蔓延，最常见的是释迦、弥勒和观世音像。造像之后，还要题刻上供养人的姓名、造像年月以及造像的愿望等等，这就是造像题记。

石刻造像有多种形式，最常见的有摩崖造像、碑式造像和单身造像几种。

摩崖造像是在山体上直接雕凿，一般是依山开凿洞窟，然后在洞窟中雕刻佛龛佛像。目前国内很多地方都遗存有摩崖造像群，如大同云冈、洛阳龙门、四川大足、甘肃麦积山等，其中以洛阳龙门石窟造像最为著名。清代中后期，书家为提倡魏碑，从数以千记的龙门造像记中，精选出北魏时期最具代表性的二十种，合编为《龙门二十品》，其中以《始平公》、《孙秋生》（图4-5）、《魏灵藏》、《杨大眼》等四种最为精妙，号称《龙门四品》，是魏碑书法的代表作品。

碑式造像也叫造像碑，就是把造像刻在石碑上，一般上层雕刻佛像，下面刻记文字。如东魏《李道赞等五百余人造像碑》，碑阳上部刻造像，下部刻造像记，碑阴是供养人的姓名。整块碑刻画精细，美妙绝伦，堪称造像碑中的绝品，原石现在珍藏在美国纽约市立博物馆。

单身造像就是像圆雕一样独立存在的佛像，形态大小各不相同，大的比真人还大，小的不过尺余，佛陀或立或坐或卧，千姿百态，这类造像大多都是摆放在寺庙或信徒家中用来供养的。单身造像的题记往往刻在造像的基座上，也有的刻在佛像的背后，如《杨丰生造像》（图4-6）。

造像之风自南北朝至唐代中叶最为盛行，北宋以后逐渐衰落。

 

六、石经

 

石经是刻于石碑或摩崖上的经典著作，根据内容不同可以分为太学石经和释道石经两大类。

太学石经又称为“儒经”，刻的都是儒家经典著作，一般都是政府行为，主要是为了订正经籍文字。据记载历史上共有七次大规模的刊刻儒经行动，最早的一次是东汉熹平年间（172-178），在蔡邕、李巡等人的主持下，用了数年时间将《鲁诗》、《尚书》、《周易》、《仪礼》、《春秋》、《公羊传》、《论语》等七部儒家经典著作刊刻上石，树立在太学讲堂的东侧——这就是后人所说的《熹平石经》。

《熹平石经》刻立不久，便逢汉末大乱，多受损毁。曹魏正始二年(241)又重新刊刻了《尚书》、《春秋》两部经文，这就是《正始石经》。经文同时用古文、小篆和隶书三种字体书写，非常独特，因此后人也称之为《三体石经》。《熹平石经》与《正始石经》原碑早已不存，民国时期洛阳有零星残石出土（图4-7）。在历代所刻太学石经中，目前保存最为完整的是清乾隆年间（1736-1796）刻的《十三经》，共刻石189块，约63万字，现存北京国子监。

释道石经数量也很庞大，其中主要是佛教石经，尤其以《金刚经》、《心经》、《般若经》、《华严经》、《陀罗尼经》等经文最为常见，著名的如泰山经石峪《金刚经》、山东邹县的四山刻石、北京房山的云居寺石经（图4-8）等。

云居寺石经的镌刻始于隋大业年间（605-617），历经唐、辽、金、元、明各代，前后长达一千余年，镌刻经版达14000多块，共1700余万字，重要的佛经基本都包括在内了。其延续时代之久远，工程之浩大，在中国乃至世界刻经史上也是绝无仅有的，堪称国之重宝。为了更好地加以保护，1999年9月9日，云居寺举行了万余人参与的“房山石经安藏法会”，将一直以来用作展览的10082块经版全部回归于新修的“石经地宫”中，并运用了一些现代技术手段予以保藏。

 

第二节  刻帖的形制及其分类

 

将前人的法书名迹摹刻到石版或木板上，椎拓后以拓本的形式流传，这就是“刻帖”（“刻帖”有时也称为“法帖”，但为了与墨迹法帖相区别，本章使用“刻帖”一词）。刻帖有效地解决了古代书法学习的范本问题，法书一经摹刻，就可以在短时间内复制大量的拓本，为书法研习者提供丰富的范本。

刻帖最晚在唐代就已经出现[2]，当时流传的主要有《十七帖》、《乐毅论》、《兰亭序》等，大多是一些单刻帖。南唐以后，刻帖逐渐流行，出现了规模较大的丛帖，《保大帖》和《升元帖》就是传说中的两部南唐丛帖，可惜没有流传下来。宋代以后，随着教育的空前普及，社会需要大量的学书范本，刻帖也得到了空前的发展，成为广大士人学习书法的主要依据。

 

一、刻帖的形制

 

刻帖的材质有石版和木板两种，石版刻帖产生较早，唐代《十七帖》、《乐毅论》、《兰亭序》以及南唐《升元帖》等官私刻帖，都是刻在石版上的。木板刻帖出现较晚，目前所知最早的木板刻帖就是北宋初年的《淳化阁帖》。杜甫《李潮八分小篆歌》讲唐代有“枣木传刻”的《峄山碑》流传，或许这一技术在唐代也已出现，只是所刻的是古代碑刻而非名家法书墨迹。

木板刻帖与石版刻帖各有所长。木板刻帖制作简便快捷，在原料的加工、运输以及镌刻等方面，比石版刻帖具有更大的优越性，但缺点是容易损坏变形，难以长久保存。《淳化阁帖》刻成后不久，木板便出现断裂，仁宗时已无法椎拓，北宋末年不得不重新翻刻。文徴明辑刻的《停云馆帖》和董其昌辑刻的《戏鸿堂帖》初刻也都是木板，但不久均毁于火，后来不得不重新模刻于石。有鉴于此，历代大型刻帖中木刻本并不多见，除上文提到的几种外，比较著名的木板刻帖还有北宋元祐年间（1086-1094）吴荣王赵颢刻的《二王府帖》、南宋绍兴十一年（1141）高宗刻的《绍兴国子监帖》以及鼎州郡守张斛所刻《鼎帖》等。

石版刻帖虽然在制作上相对麻烦，但石质坚硬，可以长久保存，所以大型刻帖还是以石材为多。

无论是石版还是木板，刻帖版材是有一定尺寸的，一般是长60—90厘米、高25—40厘米的横向长石或长木，而每部刻帖的具体规格尺寸，要视所摹刻的书迹原作而定，尽量适应其大小。

魏晋时期纸张刚刚开始普及，尺寸规格较小，高度大约是24.45厘米；唐代纸张的尺寸高度多在28厘米以上；宋代纸张高度通常都在30厘米以上。由此，刻帖的尺寸也随之不断调整变化，北宋早期刻帖所收书迹以魏、晋为主，故尺寸一般在25厘米左右，现藏上海博物馆的《淳化阁帖》第六、七、八三卷原刻拓本，帖心高度就是25.5厘米。北宋后期的刻帖内唐人书迹所占比重越来越大，刻帖高度也相应地多在28厘米至30厘米之间，如《建中靖国秘阁续帖》高30厘米，《兰亭续帖》高28厘米，《阅古堂帖》高29厘米。南宋以后，本朝书家书迹大量入帖，刻帖的尺寸进一步加大，《凤墅帖》高38厘米；聶子述《郁孤台法帖》高39.5厘米，是宋代刻帖中最高大的一部。

 

二、刻帖的种类：

 

刻帖的分类方法多种多样，最常见的是根据收录的法书数量分为单刻帖和丛刻帖两大类。丛刻帖汇刻多件作品，简称丛帖，也称套帖或汇帖，又可细分为历代丛帖、断代丛帖以及个人丛帖等。

 

1、单刻帖

 

单刻帖就是单刻一件作品的刻帖，唐代《兰亭序》、《乐毅论》等是现知最早的单刻帖。单刻帖中，版本最多、影响最大的恐怕要算《兰亭序》了。

宋代时《兰亭》就已有众多单刻版本流传，其中以《定武兰亭》最为著名。关于《定武兰亭》的来历，一直说法很多，流传比较广泛的一种说法认为此刻是以欧阳询的摹本刻成，刻石置于学士院，拓赐近臣。五代梁时原石被移到汴都（今河南省开封市），后来契丹耶律德光破晋，卷走大量宝货图书，石亦不知去向。直到北宋庆历年间（1041-1048），原石被发现于定武军（今河北定县），于是称为《定武兰亭》。薛师正出守定武时，私下里用《定武兰亭》原拓重新翻刻了一石，后来他的儿子绍彭将原石古刻带回了长安老家，并将其中“湍”、“流”、“带”、“天”、“右”等五字劖损一二笔以为标记，于是就有了“五字损本”与“五字未损本”的区别。大观年间（1107-1110）薛绍彭的子嗣将原石呈献御府，置于宣和殿，南宋以后不知去向。

《定武兰亭》被重新发现后，名声远播，很多人转相传摹，翻刻本极多，仅宋代就有百余种，然而评论者还是普遍推崇《定武》原石，元代赵孟頫在《定武兰亭》后题跋说：“古今言书者以右军为最善，评右军之书者以《禊帖》为最善，真迹既亡，其刻石者以《定武》为最善。”

目前传世的定武原石拓本仅有三本：一本是元代吴炳藏五字未损本，帖后有宋代张洎、王容等人的题跋，现在日本；一本是元代柯九思旧藏五字已损本（图4-9），帖后有宋代王黻等人的题跋，现藏台北故宫博物院；一本是元代独孤长老藏五字已损本，曾经贾似道、曹世长、独孤长老而至赵孟頫，流传有序。可惜此本在清乾隆间（1736-1796）谭祖绶收藏时毁于火，现仅残存三小片，六十余字。三本中，只有吴炳藏本是五字未损本。

 

2、历代丛帖

 

历代丛帖是全面收录各个朝代不同时期著名书家书迹的刻帖，是对古代法书名迹的综合整理与汇编。从文献记载看，最早的历代丛帖应该是南唐的《保大帖》与《升元帖》，可惜这两部帖都没有流传下来，目前所能见到的最早的一部大型丛帖是北宋初年的《淳化秘阁法帖》，简称《淳化阁帖》、《阁帖》。此帖刻于北宋淳化三年（992），由当时的翰林侍书王著主持完成。全帖汇集了自汉至唐历代帝王名臣的400多件作品，历来被奉为“法帖之祖”，对后代刻帖的发展影响至深。此帖原刻拓本流传极为罕见，2003年4月，上海博物馆以450万美元的价格从美籍犹太人安思远手中购买了第四、六、七、八卷共四卷《淳化阁帖》(图4-10)，据说是目前仅存于世的原刻拓本。

《阁帖》流风普被，宋、明、清历朝皇家续刻不辍，北宋末年有《建中靖国秘阁续帖》（又称《元祐秘阁续帖》）、南宋淳熙年间（1174-1190）有《淳熙秘阁续帖》、明代弘治（1488-1506）初年有《宝贤堂集古法帖》等，清代御府也有两部大型丛帖，一部是《懋勤殿法帖》，一部是《三希堂法帖》，规模都很宏大，《三希堂法帖》原石现藏北京北海公园悦古楼。

私人汇刻的历代丛帖也很多，比较著名的有南宋韩侂胄的《阅古堂帖》、明代嘉靖年间（1522-1567）华夏的《真赏斋帖》、文徴明的《停云馆帖》、明万历年间（1573-1620）邢侗[3]的《来禽馆帖》、董其昌的《戏鸿堂帖》、王肯堂[4]的《郁冈斋帖》、陈瓛[5]的《玉烟堂帖》、清代冯铨[6]的《快雪堂帖》、卞永誉[7]的《式古堂帖》等。

 

3、断代丛帖

 

断代丛帖是以收录某一个朝代的书家书迹为主的刻帖，南宋以后开始流行。据记载，陆游曾刻《荔枝楼帖》，专收北宋名家书迹，所以又名《宋刻帖》，但没有流传下来。历史上最著名的断代丛帖首推南宋后期庐陵（今江西吉安市）曾宏父[8]刻的《凤墅帖》，此帖刻于嘉熙、淳祐年间（1237-1252），全帖四十四卷，用了七年的时间才刻成，总计刻石359片，共12万余字，规模相当宏大。上自皇帝的奎章御翰，下至文人士大夫的公私信札、文章诗词、翰苑制诰，两宋著名人物的书迹，无不具备。其中不仅有我们熟悉的宋代著名书家，如蔡襄、石延年、苏轼、黄庭坚、米芾等人的书作，而且还有很多两宋政治、文化与学术方面的著名人物，如晏殊、范仲淹、范成大、朱熹（图4-11）、吕祖谦、王安中、岳飞、秦桧、文天祥等人的书迹。所收作品大部分都是真迹上石，加上刻工精细，所以极为后人珍视。

其它比较著名的断代从帖有明万历年间（1573-1620）茅一相[9]汇刻的《宝翰斋国朝书法》十六卷，收集了明人真迹100多件，真迹上石，模勒精善，基本涵盖了明万历以前的名家书作，但传世拓本非常稀少。清代康熙年间（1662-1723）邵阳车万育[10]辑刻的《萤照堂法书》也是一部专收明人书迹的丛帖，又名《明代法书》，全帖十卷。清道光年间（1821-1851）海盐吴修[11]编辑汇刻了《昭代名人尺牍》二十四卷，收录了清代书家612人的尺牍书迹。

 

4、个人丛帖

 

个人丛帖就是个人作品的汇刻。南宋绍兴年间（1131-1163）高宗摹刻了专集黄庭坚书的《绍兴黄帖》和专集米芾书的《绍兴米帖》，历来被认为是最早的个人丛帖，而其实唐代摹刻的专集王羲之草书的《十七帖》，就是个人丛帖。《绍兴米帖》共十卷，除行、草书外，还收入了极为少见的篆书和隶书（图4-12），为全面研究米芾的书法艺术提供了丰富的资料。

南宋以后，个人丛帖开始大量出现，专收颜真卿的有《忠义堂帖》，专收苏轼的有《西楼帖》、《晚香堂帖》、《景苏园刻帖》，专收黄庭坚的有《黄文节公刻帖》、《山谷先生帖》，专收米芾的有《英光堂帖》、《松桂堂帖》、《清芬阁帖》，专收赵孟頫的有《青华斋帖》、《松雪斋帖》等，明代董其昌的个人丛帖不下数十种，其中比较著名的有《戏鸿堂帖》、《清晖阁帖》、《玉烟堂董帖》等。

 

第三节、碑帖作伪及鉴定

 

由于古代碑帖价值不菲，善本碑帖更是价值连城，促使一些人在利益的驱动下进行碑帖作伪，使得鉴定成为碑帖学、书法学研究的重要内容。

　　

一、碑帖作伪的主要方式

 

1、翻刻

 

这里的翻刻，是指碑帖原石尚在，但真本难得或原石年代久远损泐过多，碑帖商人出于牟利目的而依旧拓本再刻，是碑帖作伪最常见的手段之一。

由于有利可图，而且翻刻技术并不复杂，所以凡是比较著名的、书法价值较高的古代碑帖几乎都有翻刻本，如欧阳询《九成宫醴泉铭》、北宋初年的《淳化阁帖》，由宋至清历代都有翻刻，版本众多。乾隆、嘉庆以后，各类碑帖翻刻本更是充斥厂肆，上自秦汉、下至明清，大至摩崖，小至墓志，无所不有，其中尤以墓志为多。清末至民国初年，河南等地陆续出土了大量墓志，由于深埋墓中未经风雨，字石完整宛如新刻，而且一般字数不多，尺寸又小，非常容易模仿，所以立刻成为碑贾翻刻的目标，尤其是北魏墓志，几乎出土一块，翻刻一块，有时翻刻本多达十几种。如《元羽墓志》、《元勰墓志》、《司马绍墓志》、《元诠墓志》等著名魏志均有大量翻刻。

一般来说，翻刻本主要以赢利为目的，大多制作不甚精良，因此价值不大。还有一类翻刻本，如《淳化阁帖》的某些翻刻版本，质量较精良，因原板早毁，虽不及原版，也仍不失参考价值。

 

2、伪造　

 

伪造是指在碑帖原石根本不存在的情况下，完全凭空捏造，或根据前人的文献著录、或凭借诗文传说，捕风捉影，杜撰成文，臆想古人笔意而制成碑帖，欺骗世人。这样的伪刻很多，如传说中大禹时代的《岣嵝碑》、孔子《延陵帖》、刘邦《大风歌碑》、北魏《元虔墓志》、萧梁《陶弘景墓志》、唐代《黄叶和尚墓志》等都是凭空杜撰的伪刻。有些伪刻甚至蒙蔽了一些有经验的收藏家，如《朱博残石》（图4-13），就令著名收藏家方若走了眼。据说此石光绪元年（1875）出土于山东青州东武故城（今诸城县），为诸城尹彭寿[12]所得，尹氏为纪念此事，还特意将自己的居室命名为“博古堂”。尽管当时很多人对此石提出质疑，但方若确信不疑，将其收入《校碑随笔》，并说“有人疑伪，盖未见石耳”。后来罗振玉在《石交录》中记述说：

 

“《朱博残碑》乃尹祝年广文所伪造，广文晚年亦不讳言。余曾以书质广文，复书谓少年戏为之，不图当世金石家竟不辨为叶公之龙也。”

 

原来此石就是尹彭寿自己伪造的。

除了翻刻、伪造外，为了使伪本更加逼真，有时还会使用一些其它的辅助手段如嵌蜡填补、填墨涂描、染色充旧、割换题跋等。

 

二、碑帖真伪的鉴定

碑帖拓本的鉴别，首先是分辨出真、伪，即判断是真品还是伪品，原刻还是翻刻，然后就是断定新、旧，即判断是新拓还是旧拓，断定拓片的具体时代。辨伪与断代工作前人积累了不少经验，这里只简单介绍几种最常用的鉴定方法。

 

1．掌握必要的书法史知识

 

首先，需要对汉字字体的发展脉络有大体的认识，尽管历代书家风格各异，但文字字体的发展是受时代客观制约的，不符合这个规律的作品必然是赝品。如《淳化阁帖》中将《冠军帖》等几件大草书作品归到张芝名下，张芝是东汉著名书家，虽然以草书著称于世，但那时使用的是章草而非今草，今草在西晋以后才逐渐成熟，而大草书的出现更要晚些——大约是在唐代，所以张芝是无论如何也写不出大草书来的，那么，说《冠军帖》是张芝的作品显然不可信。

同时，要了解不同时期书法的时代风格以及不同书家的个性风貌，前人鉴定字画讲究“望气”，即以作品的通篇气韵为依据，看作品的神韵是不是和某个书家及其所处的时代的精神气息相契合，尤其是伪造品，因无原石原本可对照校勘，这种方法就显得尤其重要。很多有经验的鉴定家是可以做到这一点的，但需要有大量的实践经验。

 

2、对拓片详细考察

 

首先，如有原石拓本流传，可与原石拓片相较字形结构是否一致，赝品无论翻刻手段如何高明，钩摹如何精细，总是会有一定距离的。其次，仔细观察作品字口笔划是否有神，石花是否自然，经过天然风化而剥落的石痕非常自然，而伪品则有明显的人工椎凿痕迹。然后再看拓本所用纸墨，纸墨是否相合，是否经过染色，有无刮填涂墨现象，最后查看首尾是否有前人题签、题记以及收藏印鉴，题记与拓本内容是否相符等。

关于碑帖辩伪可以参考方若《校碑随笔》与马子云《碑帖鉴定》。《校碑随笔》一书最后附有《伪刻》一卷，列举了历代伪刻50多种。马子云《碑帖鉴定》也列举了伪刻120多种，同时还罗列了新旧翻刻碑志将近百种。

 

三、碑帖年代的判断

 

如果能够断定拓片是原石所拓，下一步就是判断究竟为何时所拓。传统碑帖鉴定中，除了拓片的纸色、墨色等可以作为断代的依据之外，最常用的方法就是考据，所谓考据就是通过校碑来区别拓本的早晚，也就是通过观察拓片笔画的肥瘦、字与石花的泐损情况来断定年代的远近。一般来说，随着时间的流逝，石刻的残缺程度会不断加深，字口会由初刻时的肥厚圆润而逐渐变得细瘦枯干，所以早拓本完整丰实，字口清晰，晚拓笔画纤细，字口模糊。而且随着碑的不断破损，有些字在早拓本中尚保存完好，而晚拓本已经损泐，于是，早拓本比晚拓本多存的字或完好的字，就被称为考据或考据字，考据是鉴定者推断拓片年代的重要依据。因此对于碑帖鉴定者来说，必须熟悉并掌握历代拓本的重要特征及其主要残损情况等相关知识。

当然，作伪者也常常在这些考据的关键地方做手脚，刮补或用墨笔涂描，用晚拓冒充早拓。这就需要鉴定者重点考察这些关键部位，是否有拼补或描填痕迹。

 

四、碑帖鉴定举例

 

现以欧阳询《九成宫碑》为例作一简单分析。《九成宫》历代拓本很多，目前传世拓本中最早的是宋拓本，其中以现藏故宫博物院的明李琪驸马旧藏宋拓本（图4-14）为最佳，墨色沉稳，笔画丰实，字口清晰，我们以此故宫宋拓为参照，对另外一件《九成宫》拓本（图4-15）做一比对，两本相较，明显此拓本笔画纤细，字口模糊，晚于故宫藏本无疑。但从残损程度上看，此本却又相当完好，甚至有一些在宋拓本中已残缺的字，如“秘”、“年”、“皇”等，在此本中却非常完整，从这个角度说，此本又似乎比故宫藏本还要早。这时我们就须仔细观察那些重点考据处了。

查方若《校碑随笔》以及王壮弘《增补校碑随笔》，得知此碑“宋末拓本，首行‘魏征’之‘魏’字未损”[13]；“明初拓本，碑前行‘魏征奉敕撰’之‘魏’字已泐作空白一方。”[14]；“清初拓，首行‘魏征’之‘魏’字未挖，稍晚拓本已挖而字划歪斜不堪入目。”[15]

原来此碑在明代的时候“魏”字就已残为一片空白，清初之后又在空白的地方重新挖刻了此字。考此帖中的“魏”字虽完整，但和宋拓中尚残存的“魏”字相比，字形、结构差异极大，明显不是原字拓出。由此可以断定，此拓本中较为完整的“魏”字已不是原来的面貌，而是清代挖刻之后的“魏”字了。其他“秘”、“年”、“皇”等字，都是经过挖刻的。由此就不难断定，此拓本必为清代初期挖刻之后的拓本。

关于碑帖考据的相关内容，可以参考方若《校碑随笔》、王壮弘的《增补校碑随笔》，以及张彦生《善本碑帖录》等书，都是进行拓本考据的重要工具书。　　

碑帖鉴定是一门复杂的学问，需要多方面的知识做支撑，鉴定者除了要具有相当的碑帖学知识外，还要对书学、文字学、金石学、历史学、印学、纸、墨、装璜等多学科的知识有一定的了解。

 

[1] 马衡《凡将斋金石丛稿·中国金石学概要》中华书局1977年

 

[2]见拙作《唐代法帖钩沉》载《书法世界》2003第八期，安徽美术出版社

[3] 邢侗（1551-1636），字子愿，山东临邑人。万历二年进士，年三十六，即移疾乞休。善画能诗文，其书法规模二王，为人所珍，与董其昌齐名，时称“北邢南董”。家资钜万，筑来禽馆于古犁丘，减产奉客，遂至中落。著有《来禽馆集》二十九卷。

[4]王肯堂（１５４９～１６１３）字宇泰，号损庵，金坛人。万历十七年（1589）进士，精通律法、医学，著有《律例笺解》、《六科证治准绳》、《古今医统正脉全书》等。善书法，喜收藏，精鉴赏，爱好广泛，有《郁冈斋笔麈》存世。

[5] 陈瓛，字息园，与郊子。初名祖夔，字季常，号元瑞，浙江海宁人，工书。

[6] 冯铨（1595-1672），字伯衡，涿州（今河北涿县）人。万历进士，官武英殿大学士。入清，官中和殿大学士。

[7] 卞永誉（1645-1712）字令之，号仙容。好书画，精鉴赏。著有《式古堂朱墨书画记》八十卷。

[8] 曾宏父，字幼卿，号凤墅逸客，吉州庐陵（今属江西吉安）人。

[9] 茅一相，字康伯,吴兴(今属浙江)人。嘉靖、万历间在世，生平不详。著有《诗诀》、《绘妙》等。

[10] 车万育，字与三，号鹤田，湖南邵阳人。康熙三年（1664）进士，官至兵科给事中。善书法，所藏明人墨迹颇丰。

[11] 吴修，字子修，号思亭，浙江海盐人。贡生，议叙布政使经历。精诗古文，与钱大昕、翁方纲为金石友，著作甚丰，精于鉴别。

[12] 尹彭寿，字竹年，一说祝年，号慈经，清诸城人。同治九年（1870）举人，官教谕。善篆隶，好金石，撰有《周秦石存目》一卷、《魏晋石存目》一卷、《山左北朝石刻存目》、《石鼓文汇》、《汉隶变体》等。

[13] 王壮弘《增补校碑随笔》。

[14] 方若《校碑随笔》。

[15] 王壮弘《增补校碑随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