吾爱吾师（一）

先生之风  山高水长

——追忆严迪昌老师

 陈艺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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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艺鸣和严老师合影，摄于1992年秋）

从1970年2月至1975年7月，我在南通中学读初中高中四年半，语文老师不断更换，严迪昌老师却从未教过我们班，甚至在校园里也很少见到他。最初知道他，是在读初中的时候。那时校园里贴满了大字报，揭批各路“牛鬼蛇神”。其中有张是揭批唐再兴老师的，此时唐老师正在教我们语文，所以班上许多同学都围过去看了。看过则惊叹：原来唐老师是通中“四大才子”之一！而“四大才子”之首，正是严迪昌老师（严迪昌、唐再兴、吉家全，还有一位记不得了）。我心里想，那岂不是比唐老师更厉害？后来才慢慢知道了，严老师等人在学校被关押了一段时间，审查批斗之后，先在厨房帮工，以后总算让他上课了。到了高中，还是很难碰到严老师。但是有一次好像是在批判“资产阶级法权”、割“资本主义尾巴”的过程中，记不得是为何事，我牵头班上同学不点名地写了严老师的大字报。贴出来之后，有点反响。不过严老师根本没当回事，只是他爱人曹林芳老师生气地说了几句。这事儿很快就过去了。高中毕业，上山下乡当了知青，就这么和严老师在通中校园里擦肩而过了。

没想到，1977年下半年，中断了十来年的高考恢复了。成千上万的青少年看到了希望，有了奔头，投入到复习迎考的热潮之中。我以知青兼校友的身份，也回母校来听复习指导课了。一天晚间，通中大礼堂挤得满满的，等候老师来上作文辅导课。老师准时走上讲台，我抬眼看去，心中一动：是严迪昌老师啊，这回真要听他讲课了！不出所料，严老师的辅导水平很高，大家受益匪浅。如今虽然已是几十年过去了，我还清晰地记得严老师的告诫：写作文，最忌四个字——“浮泛空洞”（板书）。说归说，其实大家还是盼望能够理论联系实际，即用范文来感性地让我们知道，究竟什么样的文章才是好文章。严老师完全洞晓听众的心理和需求，及时推出了这堂辅导课的高潮，说是请了一位朋友写了一篇作文，现念给大家做参考。题目是似乎《金秋十月》（记不确了）。全场鸦雀无声，侧耳聆听，越听越猜是严老师自己写的。待得读毕，满堂赞叹，轰然而起。我由衷地感到佩服：这严老师确实厉害！

更没想到，参加1977年高考，使我成了严老师“正式”的门墙弟子。当年全省文科成绩四门总分280分、语文70分以上有1304人，而政审、体检分数线（类似后来的录取线）只有240分；我总分292、语文74，却因政审问题（父亲在“wen革”中受到错误处理，后来平反改正）被“卡”了。（据了解，更有不少300以上的高分考生同此命运，足见当时政审政策之严酷。）好在第一批录取结束不久，各校各地又开始扩招走读生、专科班。一张扬州师范学院南通市师资专科班的录取通知书辗转送到我手中。怀着沮丧、不甘又有点庆幸的复杂心情，去办班点南通师范学校报到，却意外地发现，我们的班主任，竟是严迪昌老师！

其时严老师已由通中借调在南通市委宣传部，因新办的专科班白手起家，缺乏师资，故有关部门急调一批中学和高校的老师充实到南通师范学校，严老师也因此重新登上高教一线讲台。由于全国高校停止正常招生和教学十多年，目前又是依据南通师范中师教育的平台，故而新开张的师资专科班的教学面临无大纲、无计划、无教材的窘境，可谓筚路蓝缕，困难重重。严老师负责文科班重头课程“古典文学”，以他毕业于南大、任教于师专的功底和人脉，想方设法四处“化缘”，及时雨般地筹来一批教材及参考资料（印象最深的是一套古代文学作品选和一本徐州师范学院编的《中国历史大事记》，在后来的学习和工作中受益匪浅）。古典文学课，严老师一教就是两年，从先秦到明清，一人包揽。上先秦文学课讲楚辞时，严老师说，“一般大学教楚辞，都从《橘颂》、《国殇》、《山鬼》这些短章开始，因为易教易学，篇幅长的都放在课后让学生自学。可我知道，课后大家更没机会去读了，所以，我就干脆带着你们一块在课堂上啃啃《离骚》这根硬骨头。”同学们很兴奋，回应道：“好啊！”可是学起来才知道，《离骚》确实又难又长，还真必须有点“长顑颔亦何伤”的勇气和精神。不过，翻过了这座山头，再读楚辞其他篇章，真的就视如平地了。我当时还心血来潮，下决心将《离骚》全篇背诵，可惜未能坚持到底。现在只记得开头几句“帝高阳之苗裔兮，朕皇考曰伯庸。摄提贞于孟陬兮，惟庚寅吾以降……”，——句末“降”字，严老师强调，“应读hong”。时隔多年，声犹在耳。除了古典文学，严老师还给我们上过现当代文学的课，记得他曾讲析杨朔《茶花赋》“心都醉了”的“醉”字，妙趣横生，顿令大家开怀大笑，果然“心都醉了”。课上课下，他还和几个喜欢《红楼梦》的同学展开深入的讨论。我们都以为《红楼梦》是其主攻专业，严老师却淡淡一笑：“我主要是搞宋词（研究）的。”同学们不禁为严老师的多才全面而折服。教学之余，严老师科研成果陆续发表，如《辛弃疾词的爱国主义精神》（南京大学学报）、《漫谈诗歌创作中赋的手法》（诗刊）、《风格谈片》（解放日报）、《<杏花春雨江南>的风格》（雨花），这些论文，同学们都争相传阅，交流讨论。后来，在《新华日报》上读到了《南湖遐思》，才知道严老师散文也写得极好。

听其他老师说，严老师是主动要求当我们班主任的。出乎意料，他这班主任一点也不“严”。记忆中，严老师对我们从未有过一本正经的班会训话，也没有板着脸批评过谁。班级的日常管理，全面放手交给了两位“老三届”的同学（班长和团支书），自己只是经常约同学谈心聊天而已。在这样一种宽松和谐的环境里读书学习，让我们这群刚刚走出“文化大ge命”阴影，身上大多还套着政审“魔咒”的高考扩招幸运者，感到无比的亲切和温暖。然而，严老师对“下”不“严”，对“上”却是寸步不让地“护犊子”。一次，在教师会议上，校领导正颜厉色，要求大家抓紧考风，说“现在各班都有作弊现象”。话没说完，就被台下的严老师打断了；“不对，我们班就没有作弊的。”那领导一看，连忙改口道：“啊，是的，严老师的班除外。”一点不错，两年之间，多少次考试，我们班从未有人作弊过。即使没有老师监考，也是如此。

就我个人而言，也曾感受过严老师“护犊子”情义。那是多年后，严老师已是大学名教授，有事回南通师范，通师校领导请宴，我此时也调来通师任教，所以也参加了。校领导也是严老师老同事，席间气氛轻松，相谈甚欢。不知不觉，话题涉及到我。校领导有点恨铁不成钢地说：“还是不成熟啊。”我深以为然，这的确是我的弱点，一生的弱点。我不好意思笑着点点头。没想到，严老师放下筷子，淡淡地插了一句：“我也不成熟。”一时有点冷场和尴尬。我心有不安，却又很感动。

1979年夏秋，风闻严老师要调到南京大学去了。同学们依依不舍。严老师却安慰大家：“放心吧，不把你们送走，我是不会去南大的。”果然，直到1980年寒假前我们毕业分配了，严老师才办理调动手续。假期中，我还把自己写的一部苏联题材的中篇小说拿去请严老师提意见。现在想来很是汗颜——严老师的时间那么宝贵，我竟然还用这么幼稚的东西去耽搁他！可严老师认认真真地读完了我那涂鸦般的15万字，还提了很多具体的修改意见。哎……

严老师终于离开南通去南大任教了。我们非常羡慕那些即将坐在严老师讲台下听课的南大的学生。从此时起，我心底里萌发了一个愿望：争取考取南大的研究生，再回到严老师身边！有这般愿望的，还有班上好几位同学。

两年之后，与我们同年入学的77级本科生毕业了。我准备以同等学力的资格，去和他们一起参加研究生入学考试。征求了严老师的意见，我报考南京大学诗歌理论史专业研究生考试。考试科目共五门：中国文学史、中国文学批评史、政治、历史、英语。可是，除了政治和历史，其他两门专业课和英语，在我们满打满算还不到两年的专科阶段，都根本就没有开设过！别的科目可以突击，但是英语怎么办？我只有“wen革”期间中学的那点可怜的基础啊。咬紧牙关吧，好在毕业不久就开始准备了，花了一年业余时间，囫囵吞枣地学了许国璋《英语》的一至四册，指望能够蒙混过关，结果可想而知：其他科目都还差强人意，唯独英语惨不忍睹。而在高考恢复后第一届本科应届毕业生报考研究生的大背景下，条件自然很严格。铩羽而归。

在考研前后，严老师不厌其烦、耐心细致地鼓励和指导我和其他几位同学，这就使这次考研失败，反而成为我人生中一次极大的收获；因为在整个过程中，严老师一直以书信的方式从学问涵养到人格修炼各个方面进行指点培育，我和其他几位同学都终生受用。严老师的几封来信我一直珍藏着，尤其是考试以后的几封对我来说意义格外重要：

其一（写于1981年9月1日）。艺鸣：来信悉。心情我完全理解。试题情况目前我也不完全清楚，一是最近身体很不好，腰痛，常常彻夜失眠。课务及社会活动又多而杂。二是凡非与研究生事务有关的，均在避嫌之列。这当然多少有点官样文章，但眼下几天总得照办的。但听说历史都考得不好——指南大考场。外语则大都考得不错，这对你威胁不小。竞争对象不算多——这个专业的第一志愿。但是考程千帆先生的考生特多，其中有填管先生为第二志愿者也不少。大抵是本校与南师的应届生。我一直在注意着，你放心。国庆前总可有点眉目，我会向管先生谈情况的。你务必焦躁不得。天下的事既要认真对待，同时又要放得开。天无绝人之路。我自己吃认真，甚至太认真的亏就多极，一生几次差不多毁在这上面，而今虽然还撑着，但自知体力已损伤难以补救。这太认真即太天真，把一切事与人都想得太好之故。你比较外露，什么事一发泄也就轻松得多，这在某种程度上比我好些。我遇事就不大有地方去发泄。今年导师的权力大大增多。据说分数不公布——一律不公布。但我当亟力了解之。

  王志国，我是为他担心的。上海的竞争对象太多了。但不管怎样，你们都试了一下自己的学力。长处短处自己可以心中有个底了。

我不希望大家由此而泄气。我想，只要我能撑下去，活长久些，对大家总是可以尽点力的。说句好笑的话，这个大专班给我吃的苦头似还少，没吃够，倒成了不解之缘了。

匆匆，祝好！                                严迪昌

其二（写于1981年10月8日）。艺鸣：国庆期间，我回通了几天。考虑到试卷尚未改出，情况无所知，加之我精神很不好，所以几乎足不出通中门，很少有人知我在，也未找你们来谈。四日回来后，专业卷已阅毕，政治和外语昨天也已将成绩集中。从成绩来看，我感到不管怎样说，应该是欣慰的，除了外语，你的情况不比各校本科生中的考生差多少。专业成绩，文学史、批评史都过了七十分（一为七十二，一为七十四；可能有略有分把上下，管先生记不清）；通史也及格，得了六十四分；政治六十分。外语十八分。致命伤是外语。教育部规定政治、外语都要六十分以上。学校的标准适当放宽也不可能降至五十分以下。当然从实际问题考虑，是遗憾的。没有外语这一门，你完全可以有把握被录取的。管先生昨天住院养病时和我谈及此事。学校党委、教育部看到外语分数如此少，是很难通融的，他也担心。

但我还是说，我们都应该欣慰的。你只读了两年的非正规的专科，文学史、通史两门比起另一些考别的先生的专业的考生来，你都不算差。说明你是有潜力也是有较好的发展前程的。情况与我的估计基本相符，你们班上本来有三五名同学只要锲而不舍，不为环境或其它因素所羁绊，完全是有有希望更上一层楼的。否则，只能说是遗憾、可惜，甚至是自暴自弃了。

你的性格峻急，有时会导致欲速则不达。我认为，从一生的前程考虑，这一躁急之性得尽量慢慢平稳之才好。从试卷卷面看也有此弊病，有关同志向我提到这一点，我觉得是准确的。

我欣赏有自尊心的人，更欣赏为了自尊而自强不息的人。但我不赞成学拼命三郎的为人。万事多思虑一番有必要。现在你的心情我是可以揣摩到。望善身处之。有什么情况，容后相告。结论现在尚未最后定出。

匆匆，祝好！                                 严迪昌

其三（写于1981年10月28日）。艺鸣：信迟复了十天，主要原因是我身体不好。国庆后回宁以来，常常头晕无力，以致好些事不得不拖欠下来。好像是英国的一位著名的哲人说过，雄心是种内分泌，可以使人振作起来。我这些年来之所以能撑着，大概多少有点事业心的缘故。但是人毕竟是个人，经历了种种创伤之后，体质随着心灵都有一起萎缩的趋向。我还是比较注意的，但好像近来总不大旺盛的样子。由此，我倒希望你要注意这问题，年轻时不觉得，体质差也似乎不算大问题，随着年龄和生活的增长，就不饶人。要想做点事，身体是资本，此话不谬。

今年的报考问题，只能如此告结束。部里下达了录取几项原则，一、总分及格，二、专业平均成绩及格，三、外语及格，四、政治及格。而后由高分向低分顺序录取。你一、三都未过关。一（总分及格）之所以未达标，是因为三的拖累。你的总平均分大概是五十七分。管先生去外地治疗。他对同等学力考生一向很同情，也很宽容。但，也只能如此而已。

你十三日的信表明精神状态是好的。还是一句老话，曲折不可怕，可怕的是自己先垮了。也许有点阿Q味，但我是个尝尽曲折之味的人，所以只能如此宽慰自己也宽慰别人。

今后怎么办，我也很难说明确。只是已抓上的东西不轻易丢弃是我的主张，否则岂非大浪费。至于是否转向宋词，现在不必先定。（昨天有两个研究生，一是管老带的，一是周钟灵先生带的、搞语言的，来访时也提出类似问题，我也奉劝先不忙“定向”）是否有兴趣先多读一些作品，而且要一家一家读。能一家一家精读而不觉厌烦、饶有兴味，到时再考虑“定向”也来得及。至于说，想跟我学的问题，只要我活着，来日方长，我大概不会忘却你们这些老学生的。至于“古代间谍史”问题，我实在无可奉告。可以肯定这很有趣，但有趣完全可以作为一项业余研究课题，定为专门化，是否太狭窄了？

王志国情况一无所知。我估计有些不大妙。

 顺便时请转告昔日的那些同窗们，这次你们的试考，我认为是成功的。也就是衡量了一次你们的实际水平，是应该可以高兴的。大家都没有理由自暴自弃，自叹弗如。外语的问题不全是你们的责任，三年前开办你们这个班时，我已提过，也预见到必然的后果。至于录取中还有一些其它枝节问题，则尤不是你们所能虑及的。只要大家不轻易放掉原有的一点基础和雄心，我一向认为，你、王志国、张静秋，加上王晓春、冯建这些个都应该会有自己的长足的发展的。

匆匆，祝好！                                 严迪昌

字里行间，足见严老师对我们这代弟子的真切关怀、爱护和期盼。值得欣慰的是，我们这个专科班19名同学中，后来确实有几位同学不负严老师所望，考取研究生，获得了硕士、博士学位；其他在各类学校任教的，也都评上了高级教师、高级讲师、特级教师、副教授、教授。惭愧得很，我在其中算差的，没有继续考下去，辜负了严老师的期望。

考研结束的当年，我又获一机会来到严老师身边。1982年9月，我考取江苏教育学院中文系脱产进修本科，来到南京。省教院位于虎踞路上，清凉山边、秦淮河畔，穿过华东水利学院（现在的河海大学），路过南京师范大学东门，可以直插南京大学北门。有空的时候，我就沿着这条线路去南大看严老师。那时严老师住在南大南园一座教学楼的一间十平米左右小屋里，床、书桌、书橱，尽管都是小号的，可还是把小屋塞得满满的。来客只有一张放在书桌旁的椅子可坐，其他就得坐在床沿了。我去看严老师，一般是请教问题。严老师总是在伏案挥笔，但每次去，他都会停下来和我说几句。遇上不太忙，也会和我聊些闲书，比如武侠，据严老师说，小时候，上海地摊上的旧派武侠小说早就读了个遍。又说到我那时甚感兴趣的中外间谍史，严老师一下笑了起来，说：“你猜猜我这抽屉有什么书？”我犹犹豫豫地拉开来一看，嗬，竟是一套美国著名作者约翰·巴伦的《克格勃——苏联秘密警察全貌》。真是服了啊！后来条件好了点，搬到桃园一幢两层小楼里，虽然房子老旧，但毕竟还是木地板。我来往南通和南京之间，受曹林芳老师之托，给严老师带过药。由于有严老师，我在省教院的两年，过得很愉快。1984年，我本科毕业回原单位，又离开严老师了。两年后，严老师赴苏州大学任教去了。2001年，我到南京大学做访问学者，就住在桃园2号楼，楼下就是当年严老师住过的小楼。虽然也算了了到南大读书的心愿，可是严老师已经离开了，还是感到很遗憾。

严老师对南通的感情很深，常言南通是他半个家乡；又说我们这帮“老”学生也令他牵挂，所以有机会就回南通小住几日。期间无疑成了师生团聚的欢乐时光。严老师和我们聊生活、谈学习和工作，无微不至。一次，在张静秋同学家静愚斋里，严老师心情特别好，不仅合影留念，而且还挥毫为我们留下了珍贵的墨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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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严迪昌老师为陈艺鸣题写的横幅）

严老师为我题写的横幅“龙吟”及跋语，是对我性格特点和缺点的提醒和警诫：

艺鸣好鸣，余往昔每擅改鸣为民。艺鸣深以为憾。今特以“龙吟”二字记之，或可不忘也。唯鸣则鸣矣，鸣者多难以腾跃。故以静鸣为宜，勿徒伤气自苦耳。

                                   壬申秋作于借寓之静愚斋 严迪昌（印）

知我者，严老师也！但我亦自知，本性难移，改也难，怕是要辜负严老师一番苦心了。

2002年秋天，在通中校友吴强学长的安排下，严老师住进五山山麓长江边疗养院养病。我去看望严老师，并从单位拿了一捆新旧报纸给他闲览。中午就陪他在梅林春晓吃江鲜。那天严老师的胃口不错，吃了不少江虾。我很高兴。但没有想到，这是我最后一次和严老师在一起吃饭了。

2003年，严老师回苏州不久就住院治疗了。南通的弟子们都非常担心。我去看望严老师两次。最后一次是和张静秋同学夫妇同行。看着病榻上的严老师瘦削模样，心中忍不住酸痛。严老师对我点点头，呜噜噜说了一番话，我含泪点头称是。别人都不明白他说的什么，只有我知道，他这是在告诉我，先前答应给我的他编著的《近代词纪事会评》准备好了，要我去家里拿。——先前严老师在南通疗养时，我聊及他参编的《历代词纪事会评丛书》，我买了几本，但不全，还缺几种。当时严老师就说要把他编的那册送一本给我。没想到他病到了连话都没法说清的程度，还记挂着这个承诺！这也是严老师留给我的最后遗言。

2003年8月5日，严迪昌老师不幸病逝。我和几位同学前去吊唁。灵堂上，严老师遗照高悬，含笑俯看着满堂鲜花，满室弟子，几代儿孙，几代亲友。哀乐声中，泪水模糊了我的双眼。

呜呼，恩师已去。唯先生风骨，长存天地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