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生襟抱未曾开”

---李商隐祭文思想意义浅论

陈艺鸣

(南通师范高等专科学校， 江苏 南通 226006）

  [摘 要]李商隐的祭文是樊南四六的精华所在。他的祭文具有与其诗歌“消息相通”(钱钟书语)的凄美品质,从一个独特的侧面真实地记录了当时中下层知识分子个体及群体的悲哀与不幸,表达了对宿命的怀疑和对社会现实的否定.在一些祭文中,他的政治态度和是非标准鲜明,起到了惩恶扬善的作用,具有积极、进步的思想意义,反映了他忧国忧民的情怀和难以实现的治国理民的理想.

  [关键词]李商隐 祭文 骈文 思想意义

   与李商隐诗歌研究的成果相比较，他的骈文就不大为人所关注。其实,李商隐的骈文不乏精品,他以四六体写成的数十篇祭文之中，有许多篇什形式华美、声情并茂，在一个特殊的界面、特定的情境之中，展示了他的文学观念和审美情趣，反映了他的政治倾向和理想追求。本文试就李商隐祭文的思想意义作一点粗浅的讨论，以冀对李商隐文学创作研究略尽补阙拾遗之功。

一

　　李商隐早年擅长的是古文，他“十六能著《才论》、《圣论》，以古文出诸公间”[1]（p.426)，史书称其“为文瑰迈奇古”[2](p.5793)。”他的骈文写作起点，是在他充当天平军节度使令狐楚幕府巡官之后。曾经担任过宰相的令狐楚也是幕僚出身，颇擅骈文，是当时著名的骈文家。令狐楚对李商隐极为垂青赏识，既将其罗致帐下，“遂以其道授商隐”[3](p.5078)，李商隐自是始为今体章奏,专攻四六骈文。在这方面取得的成就，与他的诗歌同样令人瞩目。后人评价道：“诗与骈文俱工，则燕公（张说）而外，唯王、杨、卢、骆及义山五人”[4](p.103)；“李商隐骈偶之文，婉约雅饰，于唐人为别格”[5](p.141)；甚至还有人说：“唯樊南甲乙（指李商隐的四六文集）则今体之金绳，章奏之玉律也”[5](p.141).

    李商隐骈文中最重要、最为精彩的部分是他写的祭文。史书说他“博学强记，下笔不能自休，尤善为诔奠之辞”[3](p.5078)，祭文的确是樊南四六的精华所在。他的《祭全义县伏波庙文》被推崇为祝告文体的典范：“士季之《酹诸葛》、义山之《祭伏波》，祭文之正宗也”[3](p.5078)，而祭奠亲友的代表作《祭小侄女寄寄文》,更是情真意切、感人至深,被誉为“义山骈文，断以此篇为压卷之作”[7](p.476).

    范文澜曾说：“四六文如果作为一种不切实用，但形式美丽不妨当作艺术作品予以保存的话，李商隐的四六文是唯一值得保存的”[8](p.332)。此论虽然正确地指出了李商隐骈文不可忽视的艺术价值，但却低估甚至抹杀了李商隐骈文的思想意义.。也有人为李商隐惋惜，认为“骈文写作对于李商隐的才情是一个极大的浪费。”[9](p.661).若对那些应酬代写之作而言，这个论断大抵不错；但若论及李商隐的四六体的祭文，却并非如此。事实上，李商隐的祭文中就不乏形式美丽，而且思想深刻的上乘之作。李商隐身处江河日下、衰颓没落的晚唐时代，当时“贤臣斥死，庸懦在位，厚赋深刑，天下愁苦”，社会现实残酷黑暗。李商隐虽然满怀抱负理想，却身不由己地陷入朋党倾轧的漩涡，屡遭排挤猜忌，终生潦倒困顿，饱尝孤寂、漂零之苦。不公的遭遇、不平的人生，使李商隐内心深处产生并积淤了强烈的悲剧命运意识。于是，他的诗文创作也就大多弥漫着哀怨、感慨和悲愤的感伤情绪。而这浓郁的悲慨心态和感伤情绪，自然而然地浸润渗透在李商隐的祭文写作中，这就使他的祭文不仅具有与他的诗歌“消息相通”（钱钟书语）的凄美品质，而且成为一面面直接或间接反映他内心世界的镜子。

二

 　无论是亲祭还是代作，李商隐在祭文中流露最多的是对自己怀才不遇、身世坎坷的感叹。在重视门第的那个时代，李商隐认为自己是有资可依的。他在诗中常以唐王朝宗室后裔自居，并以此为荣：“我系本王孙”[10](p.587).“阴阴桃李仙”[10](p.636).但出生以来所面临的现实，却是令人沮丧，甚至是绝望的。在《祭裴氏姊文》中，李商隐的凄苦与无奈流露无遗：“某年方就傅，家难旋臻。躬逢板舆，以引丹旐。四海无可归之地，九族无可倚之亲。既袝归邱，便同逋骇。生人穷困，闻见所无”，家道的衰落和贫困的磨难，使李商隐对社会生活较早地有所体验，也激励他自幼“悬头自强”，企图由科举进身，入仕受禄，以“振兴家道”。可是，虽然他历经辛苦，并曾“蚤预儒林”，少年成名，但是他的理想还是在诡谲无情的黑暗官场中逐渐破灭了。在《祭处士房叔父文》中，李商隐悲忿地写道：“况宗绪衰微，簪缨殆歇。五服之内，一身有官。将使泽底名家，翻同单系；山东旧族，不及寒门！”宗室出身的自尊，与现实际遇的落魄，形成了何等强烈的反差！这种反差加剧了郁结在心头的悲剧命运意识，也加重了他对“振兴家道”的怀疑和对社会现实的否定。从客观上看，这种怀疑和否定是与晚唐王朝不可避免地崩溃、灭亡的历史命运相符合的。

　　在那个没落的时代，李商隐的遭遇也反映了一大批中下层知识分子的共同命运；因此，他的悲慨心态也就打上了时代的共性的烙印。而这烙印的痕迹在李商隐撰写的祭文中随处可见。清人何焯在评李商隐《十一月中旬至扶风界见梅花》诗说：“其中有一义山在”，意指诗人所咏的梅花，其实就是生不逢时、怀才不遇的诗人自己。与其诗“消息相同”的是，在李商隐的一些祭文中，人们往往可以透过他对所祭者的同情和哀悼，看到他自己憔悴的身影，听到他悲痛的哭声。如，在《为外姑陇西郡君祭张氏女文》中，李商隐写道：“汝夫文章，播于友朋。身否命屯，久而不第。郎宁合浦，万里乖离”，对照《上尚书范阳公启》“某幸承旧族，蚤预儒林，邺下词人，夙蒙推与，洛阳才子，滥被交游。而时亨命屯，道泰身否。成名逾于一纪，旅宦过于十年。恩旧凋零，路歧凄怆”，再联系李商隐薄宦漂泊，离妻别子，则不难看出，他在祭奠这位潦倒不遇、英年早逝的连襟的同时，也融进了自己的感慨，倾诉了自己不幸。正因为如此，在他自祭这位与自己遭遇相似的连襟的《祭张书记文》中，才会有“郁愤徒极，含辞莫叙”的极痛至哀之语；而“露先寒而陨叶，漏未尽而闻钟”则不仅是对先逝的天涯沦落人的惋惜和哀悼，而且事实上也成了对自己宿命的谶语，甚至是挽歌。与他诗歌创作中追求朦胧美有所不同，祭文是直面死亡的媒体，所以，这就要比“夕阳无限好，只是近黄昏”的伤感更加残酷，更令人心颤！在《祭徐姊夫文》中，这种宿命悲剧意识又以另一种格调渗入：“呜呼！以君之文学，以君之政术，幼以自立，老而不倦，亦可以为君子矣。君子人欤？而不即清途，不阶贵仕，此其命也，夫何慊焉？”这是写徐姊夫，还是在写自己？这种极痛至哀之后的清峻淡然，所反映的心态究竟是豁达，还是无奈？在经历了“十年京师寒且饿，人或目曰：韩文、杜诗、彭阳章檄、樊南穷冻”[22]之后，李商隐终于在《为绛郡公祭宣武王尚书文》中慨然写道：“用之则至，舍之则归”，体现了他在长期磨难中所形成的悲慨心态和否定意识,以及由此而产生的思想上、精神上的背叛和反抗.

三

   早在唐末，就有人对李商隐的骈文表示不满，如李涪认为李文“纤巧万状”、“词藻奇丽”，而“无一言经国，无纤意奖善”[5](p.144)。这个批评是不公正的。

   虽然仕途困顿、终生潦倒，但李商隐有着远大的理想抱负和进步的政治倾向。这在他的《有感二首》、《重有感》和《行次西郊作一百韵》等诗作中得到充分的体现。的确，在李商隐的文章中，这种体现相对弱些。这是受特殊客观因素的影响而造成的。就古文而言，卑微的地位及无所作为的生计，使李商隐几乎无暇、也无法写出经国济世之作。章学诚曾指出：“义山古文，今不多见。……大约不能持论，故无卓然经纬之作，亦其佐常业工，势有以夺也。”此言精辟地道出了李商隐的无奈与悲哀。章氏接着感慨道：“盖有志古人，穷移其业，亦可慨也”[11](p.5)。其实，“有志”与“无奈”的矛盾，正是李商隐的悲剧所在。至于李商隐日常写作较多的四六文，由于受到文体特点和应用范围的局限，也是“有志”难言的。

   然而，他的祭文却是个例外。尽管有抒情方向隘窄的制约，李商隐在一些祭文中还是较鲜明地表达了自己的政治态度和是非评价标准，起到了贬恶扬善的作用。如，在《代李玄为崔京兆祭萧侍郎文》中，李商隐以“上蔽聪明，内求媟近”来直接指斥文宗的昏庸和权臣的专横；《为李郎中祭舅窦端州文》中“君子信谗，小人道长”和《为绛郡公祭宣武王尚书文》中“周举上章，唯求主悟；贾生草疏，岂畏人非”等语，则反映了李商隐对敢于忠谏抗辩之士的敬佩以及对他们遭受排挤迫害的同情和忿愤；在《祭长安杨郎中文》中，用“直路犹弦，蠹政如扫”来揭露当时社会的黑暗和政治的腐败。而在《为李兵曹祭兄濠州刺史文》中，李商隐又以赞赏的笔调写道：“其明若神，其惠如春。先除黠吏，且活疲民。汙莱尽辟，邑室重新。草祥木瑞，兽去鸟驯。”这些话，表面上是对所祭者政绩的颂扬（显然含有夸张的成分），实际上是在抒写自己治国安邦，使百姓安居乐业的理想，这与《行次西郊作一百韵》诗中对黎民百姓苦难的同情和对社会危机一触及发的忧虑是相通、相映的。在这篇祭文中，李商隐还通过对所祭者行事和遭际的叙写，寄托了自己对正义、正气的葆扬和对邪恶、丑陋的贬斥：“外夷求聘，天子忧边。皇华始赋，紫绶俄悬。雄其出塞之任，假以中台之权。不拜无惭于苏武，去节宁类于王焉。衔须誓死，啮雪获全。帝仗使者，吾无愧旃。既返中华，止同属国。苍蝇难祛，贝锦方织。好丹非素，点白为黑。遭时不知，非予有慼。”不难看出，上述祭文所表现出来的感慨、批判和肯定，反映了李商隐忧国忧民的情怀和难以实现的治国理民的理想。

   与李商隐同时代的诗人崔珏在《哭李商隐》诗中叹惜道：“虚负凌云万丈才，一生襟抱未曾开”.李商隐一生的辛酸、遗憾和愤慨,都凝结在这两句诗中了.而李商隐的祭文,从一个侧面折射了一个正直、有志却又无奈的知识分子的思想状况和心灵创伤,正可作为这两句诗的诠释,以加深人们对其精神世界的认识.

 参考文献 

   [1]李商隐.樊南文集[C].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8.

   [2]欧阳修.新唐书[M].北京：中华书局，1975.

   [3]刘  昫.旧唐书[M].北京：中华书局，1975.

   [4]洪亮吉.北江诗话[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3.

   [5]吴在庆.樊南四六刍议[J].古代、近代文学研究（人民大学复印资料），1995，（7）：140--146.

   [6]刘师培.文说[M].舒芜等.中国近代文论选[C].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534--556.

   [7]姜书阁.骈文史论[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6.

   [8]范文澜。中国通史第四册[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

   [9]李从军.唐代文学演变史[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3.

   [10]叶葱奇.李商隐诗集疏注[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8.

        [11]周振甫.李商隐选集[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