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载中…冯骥才：母亲百岁记
(2022-05-08 17:30: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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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杂谈 |
人生很奇特。你小时候，母亲照料你、保护你，每当有外人敲门，母亲便会起身去开门，决不会叫你去。可是等到你成长起来，母亲老了，再有外人敲门时，去开门的一定是你；该轮到你来呵护母亲了。人间的角色自然而然地发生转变，这就是美好的人伦与人伦的美好。母亲从九十一、九十二、九十三……一步步向前走。一种奇异的感觉出现了，我似乎觉得母亲愈来愈像我的女儿，我要把她放在手心里，我要保护她，叫她实现自古以来人间最瑰丽的梦想——长命百岁！
母亲住在弟弟的家。我每周二、周五下班之后一定要去看她，雷打不动。母亲知我忙，怕我担心她的身体，这一天她都会提前洗脸擦油，拢拢头发，提起精神来给我看。母亲兴趣多多，喜欢我带来天南地北的消息，我笑她“心怀天下”。她还是个微信老手，天天将亲友们发给她的美丽图片和有趣的视频转发他人。有时我在外地开会，会忽然收到她的微信：“儿子，你累吗？”可是，我在与她聊天时，还是要多方“刺探”她身体存在哪些小问题和小不适，我要尽快为她消除。我明白，保障她的身体健康是我首要的事。就这样，那个浪漫又遥远的百岁目标渐渐进入眼帘了。
到了去年，母亲九十九周岁。她身体很好，身体也有力量，想象力依然活跃。正当我开始设想来年如何为她庆寿时，她忽说：“我明年不过生日了，后年我过一百零一岁。”我先是不解，后来才明白，“百岁”这个日子确实太辉煌，她把它看成一道高高的门槛了，就像跳高运动员面对的横竿。我知道，这是她本能地对生命的一种畏惧，也是一种渴望。于是我与兄弟姐妹们说好，不再对她说百岁生日，不给她压力，等百岁那天来到自然就要庆贺了。可是我自己的心里也生出了一种担心——怕她在生日前生病。
然而，担心变成了现实，就在她生日前的两个月突然丹毒袭体，来势极猛，发冷发烧，小腿红肿得发亮。赶紧送进医院，打针输液，病情刚刚好转，旋又复发，再次入院，直到生日前三天才出院。虽然病魔赶走，然而一连五十天输液吃药，伤了胃口，变得体弱神衰，无法庆贺寿辰。于是兄弟姐妹商定，百岁这天，轮流去向她祝贺生日，说说话，稍坐即离，不叫她劳累。午餐时，只由我和爱人、弟弟，陪她吃寿面。我们相约依照传统，待到母亲身体康复后，一家老小再为她好好补寿。
故而，我们没有华庭盛筵，没有四世同堂，只有一张小桌，几个适合母亲口味的家常小菜，一碗用木耳、面筋、鸡蛋和少许嫩肉烧成的拌卤，一点点红酒，无限温馨地为母亲举杯祝贺。母亲今天没有梳妆，不能拍照留念，我只能把眼前如此珍贵的画面记在心里。母亲还是有些衰弱，只吃了七八根面，一点绿色的菠菜，饮小半口酒。能与母亲长久相伴下去就是儿辈莫大的幸福了，我相信世间很多人内心深处都有这句话。
肖复兴：给母亲唯一的信
大年初一的晚上，我给母亲写了一封信。这是我第一次给母亲写信，也是唯一的一次。
我从来没有像那一夜那么想念母亲，一种从来没有过的相依为命的感觉袭上心头。我这才意识到自己以前是多么地忽略了母亲，在我离开北京到北大荒的那6年里，没有一个春节是陪她过的。
我不知道一个孩子的长大，是以一个母亲的变老，和孤独地嚼碎那么多寂寞的夜晚为代价的。父亲的突然去世才让我恍然长大成人，知道母亲那一头如同牵着风筝的线，风筝飞得再远，心也是被那一颗心牵着。
我给母亲写了一封信。她看不懂，就让她拿给我在北京的同学读给她听，让她知道我对她的想念和牵挂，希望她能够过一个好年。第二天一清早，我托人顶着风雪以最快的速度到县邮局给母亲寄一封航空信。
在信里，我告诉母亲我在北大荒的情况：5个同学买了60斤猪肉，另外还有人宰好了一头猪，等着我去好为我送行。所有这一切，都是为了让她放心。同时，我问她北京下雪了吗？一个人出门一定要注意，路滑别跌倒了。我问她年过得怎么样？寄去的那40元钱收到了吗？就把那钱都花了吧，特别嘱咐她：“做饭做菜多做点儿，多吃点儿，多改善点儿伙食，不要怕花钱。”我又告诉她，在京的两个特别要好也特别叮嘱过的好朋友的电话就写在月份牌上，一个在左面，一个在右面，有什么事就给他们两人打电话，有急事就让他们给我发电报……
事后，朋友告诉我，他到家里看望母亲的时候，母亲拿出这封信让他读后，只是笑着说了句：“5个人买60斤猪肉，怎么吃呀！”我从北大荒回到北京，她也没有再提及这封信。只是1989年的夏天母亲去世之后，我在她的遗物中发现了这封信，她把信封和信纸都保存得好好的，平平整整地压在她的包袱皮里。
老舍：我的母亲
儿女的生命是不依顺着父母所设下的轨道一直前进的，所以老人总免不了伤心。我廿三岁，母亲要我结了婚，我不要。我请来三姐给我说情，老母含泪点了头。我爱母亲，但是我给了她最大的打击。时代使我成为逆子。廿七岁，我上了英国。为了自己，我给六十多岁的老母以第二次打击。在她七十大寿的那一天，我还远在异域。那天，据姐姐们后来告诉我，老太太只喝了两口酒，很早的便睡下。她想念她的幼子，而不便说出来。
“七七”抗战后，我由济南逃出来。北平又像庚子那年似的被鬼子占据了，可是母亲日夜惦念的幼子却跑到西南来。母亲怎样想念我，我可以想象得到，可是我不能回去。每逢接到家信，我总不敢马上拆看，我怕，怕，怕，怕有那不祥的消息。人，即使活到八九十岁，有母亲便可以多少还有点孩子气。失了慈母便像花插在瓶子里，虽然还有色有香，却失去了根。有母亲的人，心里是安定的。我怕，怕，怕家信中带来不好的消息，告诉我，我已是失了根的花草。
去年一年，我在家信中找不到关于老母的起居情况。我疑虑，害怕。我想象得到，如有不幸，家中念我流亡孤苦，或不忍相告。母亲的生日是在九月，我在八月半写去祝寿的信，算计着会在寿日之前到达。信中嘱咐千万把寿日的详情写来，使我不再疑虑。十二月二十六日，由文化劳军的大会上回来，我接到家信。我不敢拆读。就寝前，我拆开信，母亲已去世一年了！
生命是母亲给我的。我之能长大成人，是母亲的血汗灌养的。我之能成为一个不十分坏的人，是母亲感化的。我的性格、习惯，是母亲传给的。她一世未曾享过一天福，临死还吃的是粗粮。唉！还说什么呢？心痛！心痛！
母亲住在弟弟的家。我每周二、周五下班之后一定要去看她，雷打不动。母亲知我忙，怕我担心她的身体，这一天她都会提前洗脸擦油，拢拢头发，提起精神来给我看。母亲兴趣多多，喜欢我带来天南地北的消息，我笑她“心怀天下”。她还是个微信老手，天天将亲友们发给她的美丽图片和有趣的视频转发他人。有时我在外地开会，会忽然收到她的微信：“儿子，你累吗？”可是，我在与她聊天时，还是要多方“刺探”她身体存在哪些小问题和小不适，我要尽快为她消除。我明白，保障她的身体健康是我首要的事。就这样，那个浪漫又遥远的百岁目标渐渐进入眼帘了。
到了去年，母亲九十九周岁。她身体很好，身体也有力量，想象力依然活跃。正当我开始设想来年如何为她庆寿时，她忽说：“我明年不过生日了，后年我过一百零一岁。”我先是不解，后来才明白，“百岁”这个日子确实太辉煌，她把它看成一道高高的门槛了，就像跳高运动员面对的横竿。我知道，这是她本能地对生命的一种畏惧，也是一种渴望。于是我与兄弟姐妹们说好，不再对她说百岁生日，不给她压力，等百岁那天来到自然就要庆贺了。可是我自己的心里也生出了一种担心——怕她在生日前生病。
然而，担心变成了现实，就在她生日前的两个月突然丹毒袭体，来势极猛，发冷发烧，小腿红肿得发亮。赶紧送进医院，打针输液，病情刚刚好转，旋又复发，再次入院，直到生日前三天才出院。虽然病魔赶走，然而一连五十天输液吃药，伤了胃口，变得体弱神衰，无法庆贺寿辰。于是兄弟姐妹商定，百岁这天，轮流去向她祝贺生日，说说话，稍坐即离，不叫她劳累。午餐时，只由我和爱人、弟弟，陪她吃寿面。我们相约依照传统，待到母亲身体康复后，一家老小再为她好好补寿。
故而，我们没有华庭盛筵，没有四世同堂，只有一张小桌，几个适合母亲口味的家常小菜，一碗用木耳、面筋、鸡蛋和少许嫩肉烧成的拌卤，一点点红酒，无限温馨地为母亲举杯祝贺。母亲今天没有梳妆，不能拍照留念，我只能把眼前如此珍贵的画面记在心里。母亲还是有些衰弱，只吃了七八根面，一点绿色的菠菜，饮小半口酒。能与母亲长久相伴下去就是儿辈莫大的幸福了，我相信世间很多人内心深处都有这句话。
肖复兴：给母亲唯一的信
大年初一的晚上，我给母亲写了一封信。这是我第一次给母亲写信，也是唯一的一次。
我从来没有像那一夜那么想念母亲，一种从来没有过的相依为命的感觉袭上心头。我这才意识到自己以前是多么地忽略了母亲，在我离开北京到北大荒的那6年里，没有一个春节是陪她过的。
我不知道一个孩子的长大，是以一个母亲的变老，和孤独地嚼碎那么多寂寞的夜晚为代价的。父亲的突然去世才让我恍然长大成人，知道母亲那一头如同牵着风筝的线，风筝飞得再远，心也是被那一颗心牵着。
我给母亲写了一封信。她看不懂，就让她拿给我在北京的同学读给她听，让她知道我对她的想念和牵挂，希望她能够过一个好年。第二天一清早，我托人顶着风雪以最快的速度到县邮局给母亲寄一封航空信。
在信里，我告诉母亲我在北大荒的情况：5个同学买了60斤猪肉，另外还有人宰好了一头猪，等着我去好为我送行。所有这一切，都是为了让她放心。同时，我问她北京下雪了吗？一个人出门一定要注意，路滑别跌倒了。我问她年过得怎么样？寄去的那40元钱收到了吗？就把那钱都花了吧，特别嘱咐她：“做饭做菜多做点儿，多吃点儿，多改善点儿伙食，不要怕花钱。”我又告诉她，在京的两个特别要好也特别叮嘱过的好朋友的电话就写在月份牌上，一个在左面，一个在右面，有什么事就给他们两人打电话，有急事就让他们给我发电报……
事后，朋友告诉我，他到家里看望母亲的时候，母亲拿出这封信让他读后，只是笑着说了句：“5个人买60斤猪肉，怎么吃呀！”我从北大荒回到北京，她也没有再提及这封信。只是1989年的夏天母亲去世之后，我在她的遗物中发现了这封信，她把信封和信纸都保存得好好的，平平整整地压在她的包袱皮里。
老舍：我的母亲
儿女的生命是不依顺着父母所设下的轨道一直前进的，所以老人总免不了伤心。我廿三岁，母亲要我结了婚，我不要。我请来三姐给我说情，老母含泪点了头。我爱母亲，但是我给了她最大的打击。时代使我成为逆子。廿七岁，我上了英国。为了自己，我给六十多岁的老母以第二次打击。在她七十大寿的那一天，我还远在异域。那天，据姐姐们后来告诉我，老太太只喝了两口酒，很早的便睡下。她想念她的幼子，而不便说出来。
“七七”抗战后，我由济南逃出来。北平又像庚子那年似的被鬼子占据了，可是母亲日夜惦念的幼子却跑到西南来。母亲怎样想念我，我可以想象得到，可是我不能回去。每逢接到家信，我总不敢马上拆看，我怕，怕，怕，怕有那不祥的消息。人，即使活到八九十岁，有母亲便可以多少还有点孩子气。失了慈母便像花插在瓶子里，虽然还有色有香，却失去了根。有母亲的人，心里是安定的。我怕，怕，怕家信中带来不好的消息，告诉我，我已是失了根的花草。
去年一年，我在家信中找不到关于老母的起居情况。我疑虑，害怕。我想象得到，如有不幸，家中念我流亡孤苦，或不忍相告。母亲的生日是在九月，我在八月半写去祝寿的信，算计着会在寿日之前到达。信中嘱咐千万把寿日的详情写来，使我不再疑虑。十二月二十六日，由文化劳军的大会上回来，我接到家信。我不敢拆读。就寝前，我拆开信，母亲已去世一年了！
生命是母亲给我的。我之能长大成人，是母亲的血汗灌养的。我之能成为一个不十分坏的人，是母亲感化的。我的性格、习惯，是母亲传给的。她一世未曾享过一天福，临死还吃的是粗粮。唉！还说什么呢？心痛！心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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