子曰：“人之生也直，罔之生也幸而免。”《论语·雍也》

       孔子很赞成正直做人。

       当时卫国有一个大夫叫史鱼，为人正直。他临死时嘱咐他的儿子，他死之后，停尸勿葬，他要尸谏卫灵公，进用贤人，斥退小人。否则，宁可尸骨腐烂，也决不入土。

       卫灵公大受震动，终于接受了史鱼的尸谏，重用贤人蘧伯玉，斥退了小人弥子瑕。

       孔子知道后，赞扬道：“正直啊，史鱼！国家政治清明时，他像箭一样直；国家政治混乱时，他也像箭一样直。”

       然而，在现实生活中，正直的人往往会受到排挤，甚至打击。

       那么，做人正直到底好不好呢？

       孔子告诉我们，做人还是应该正直。在《论语·雍也》中，孔子深刻地指出：“人之生也直，罔之生也幸而免。”意思是说，人生活在世上应该是正直的，不正直的也能活在世上，那是他侥幸地免于灾祸。

       孔子赞成做人正直，但是，他也指出，在坚守正直品质的前提下，最好也讲究一下策略。他说：“好直不好学，其蔽也绞。”为人正直，如果不好学，不注意修身处世，也会给自己带来不必要的损失。

       在《论语·卫灵公》里，孔子在赞扬了史鱼的“如矢”之直后，又赞扬了另一个卫国贤大夫蘧伯玉。孔子说：“君子哉蘧伯玉！邦有道，则仕；邦无道，则可卷而怀之。”意思是，君子啊，蘧伯玉！国家政治清明时，就出来做官；国家政治混乱时，就把自己的本领收藏起来。

       像蘧伯玉这样的在坚守正直品质的前提下，审时度势，可以说是明智之举。史鱼的正直如矢固然可贵，但如果不讲策略，“矢”就容易折断，这岂不让人惋惜！孔子既赞扬“直哉史鱼”，又赞扬“君子哉蘧伯玉”，其中深意，需要我们细细体会。

       也许，好人未必好报，坏人未必恶报，正如孔子所言“罔之生也幸而免”。然而，从长远看来，正直为人又是真理。秦桧躲过了当时，却躲不过历史的唾弃；楚怀王也算善终，但终还是被伍子胥掘墓鞭尸。

       正直意味着自觉自愿地服从。从某种意义上说，这是正直的核心，没有谁能迫使你高标准要要求你自己，也没有谁要求你献身。同样，没有谁能勉强你服从自己的良知。然而，不管怎样，一位正直的人是会做到这些的。像蘧伯玉这样的在坚守正直品质的前提下，审时度势，可以说是明智之举。史鱼的正直如矢固然可贵，但如果不讲策略，“矢”就容易折断，这岂不让人惋惜！孔子既赞扬“直哉史鱼”，又赞扬“君子哉蘧伯玉”，其中深意，需要我们细细体会。

       人生最棘手的一个问题就是做人的问题。如何才可以在激烈的竞争中，从纷繁的尔虞我诈中卓然独立，不为世俗所污，做一个成功的人呢？静心沉思，唯有保持正直的品格才能“生当作人杰，死亦为鬼雄”。

       如果一个青年人在刚踏人社会的时候，便决心把塑造自己的品格作为以后事业的资本，做任何事情，都无悖于养成完美人格的要求，那么，即使他无法获得盛名与巨大利益，但终不至于失败。而那些人格堕落、丧失操守的人，却永远不能成就真正伟大的事业。

       人格操守是事业上最可靠的资本，人格操守中的关键一点是正直的品格，多数青年对这一点缺乏认识。一些年轻人过分地注重技巧、权谋和诡计，却忽视对正直品格的培养。为什么有许多公司情愿以非常昂贵的代价，用已死去数十年或数百年的人的名字来做公司名称呢？因为在那些已逝者的名字里面含有正直的品格，代表着信用，使消费者感到可靠。

       还有一些青年人明明知道这样的事实，但是他们仍然不将事业的基础建立在正直的品格上，反而建立在技巧、诡计和欺骗上，着实是令人费解的事情。当然，事情总是对立存在的，也有相当多的年轻人并不把事业建立在不可靠和不诚实的基础上，而是建立在坚如磐石的正直品格上.

       有些人说，因为正直，屈原才会在谗言中葬身泪罗江；因为正直，文天祥才会死于元朝的屠刀；因为正直，哥白尼才敢畅所欲言；因为正直，苏格拉底才会不得不饮恨而亡……

        正直，难道带给人们的都是一些血、泪吗？带给人的只是毁灭一个人的荣华吗？

       不，不是这样的！他带给人的更多是一种血性，一种高于生命价值的信仰。因为有了屈原的痛苦，才会有中华儿女对爱国诗人的无比尊敬；有了文天祥的《正气歌》，才让我们有了对公道的信服；有了“日心说”理论的问世，才会使人类的认识摆脱神学的束缚；有了苏格拉底的前驱，哲学最终引导着人们的思想，走向成功的坦途。

       正直的人，可能会被身旁的一些小人所迫害，遭遇崎岖的人生道路与内心凄惨的伤痛。但是孟子不是说过这样的一句话吗：“天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动心忍性，曾意其所不能。”因为正直的人，必要担当起社会的重任。所以，痛苦只会让他们变的更加的坚韧、更加的刚强。

       那么，到底什么才算是正直的呢？

       正直，就是所谓的“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的坚强意志。是要有骨气的屹立于天地间！

       正直，就是所谓的“不以物喜，不以己悲”的豁然的态度。既要肩负着社会的责任，又要有豁然的心胸，以此来抵达心灵的宁静港湾！

       正直，就是所谓的“我自横刀向天笑，去留胆肝两昆仑”的勇气；有了勇气，才可以横眉冷对那些黑恶的势力！

       所以，做人一定要做一个正直的人！做一个真正的方方正正的人，做一个以“方”为至高信仰的人。

       有不少人把诚实正直这些优秀品质和处世原则贬为不屑一提的东西，甚至认为正直就是傻，正直就是老顽固，混不开，吃不香，似乎只有“又厚又黑”才能成功。这实则是对人性评判标准的一种亵渎。

       才高非智，智者弗显也。《止学》

       才能高人一等并不是真正的有智慧，真正有智慧的不会显露自己。

       常言道：“真人不露相，露相非真人。”真正的智者常常会有意识地隐藏自己的聪明才智，这不仅与智者谦虚恭谨的处世态度有关，更多的还源于他们对智慧过于外显对自身造成的祸患心有余悸。因为在封建专制时代，如果一个人不知收敛，恃才放旷，就容易引起他人猜忌，最终招致杀身之祸。

       才能出众不是智慧，有智慧的人并不显露自己。

       后汉光武帝即位后，蜀地有位叫公孙述的人，自谮为王，与中央对立。与此同时，又有一割据汉朝西北陇地的隗嚣族王，正困惑于不知应投靠光武帝还是归顺公孙述。于是派部下马援前往公孙述处打探。马援与公孙述原为旧知，他想：“我单独前往，公孙述会像以前那样，双手欢迎我吧？”

       马援怀着如此期待，来到了蜀都，却受到了“一盆冷水”，护卫兵戒备森严，迎接他的态度极其严肃、傲慢。看到这里，马援对随从说：“够了，够了！他们只是虚有其表，这种地方怎能容下天下之士呢？”

       说完，便草草了事，赶回报告隗嚣道：“公孙述只是个外强中干的家伙，充其量乃坎井之蛙耳，不足信也。”

       之后，隗嚣又派马援带着他的亲信去汉朝拜访光武帝，马援到了不久，光武帝便亲自出来迎接，只见他头绑黄巾，露出额头，笑容可掬地寒暄道“啊！久仰贵公才能，今日一见，果然不同凡响！”

       马援受宠若惊，低头问道：

      “前几天我去拜访我的旧知公孙述，他却是一副洋洋自得、盛气凌人的姿态。这次我与大王初次见面，即受到如此亲切的接见，陛下不疑我是刺客，这到底是为什么！”

       光武帝好言相慰，自始至终，不摆架子。

       隗嚣王从马援口中得知光武为人，便立刻率领部属投奔汉朝。后来公孙述被光武帝消灭，自然不在话下。

       纵观中国历史，出色的人物决不自大。人们对妄自尊大者向来嗤之以鼻。

       张良是汉初三杰之一，年轻时曾经追随刘邦起事。他虽没有专门带兵打过仗，但一直作为谋臣策士，相伴在刘邦左右，凭着自己过人的智慧屡出奇计，解救刘邦于绝境，为汉朝政权的建立立下了汗马功劳。刘邦曾以“运筹帷幄之中，决胜千里之外，子房功也”对他的深谋大略大加赞赏，这一评价是一点都不为过的。当代学者、作家聂作平也评价说：“刘邦之所以胜出，项羽之所以败，全在于张良。如果没有张良也就没有后来的汉王朝400年江山，中国历史也会改写。张良以三寸舌为王者师，实乃中国历史的一代缔造者。”

       张良的功劳虽然很大，但是他一直保持着低调的处世态度，从不刻意地炫耀自己。

       刘邦在实现帝王梦后开始对重臣谋士进行论功行赏，功不可没的张良自然排在了首位，刘邦让他“择齐地三万户为食邑”。出乎意料的是，张良居然辞而不受。

       张良的做法为众人所不能理解，有一位与张良关系不错的谋士对他劝说道：“先生追随皇上，出生入死，立功受赏当之无愧，先生不应辞而不受。”

       张良回应说：“我家祖辈几代人辅佐韩国，秦灭韩时，我侥幸地存活下来，最终得报大仇，我的愿望已经满足了，我还有什么值得留恋的呢？我只求追随仙人遨游四方了。”

       张良从此远离朝廷，不问政事，专习道家的导引之术，隐匿于秦岭这样荒野大山之中，做云游之士。

       在此期间，张良身边的心腹曾非常不解地劝他说：“功名利禄，这是每个人穷尽毕生精力所渴望得到的，大人也曾是义气中人，就这样埋没了自己的才华，难道不是太可惜了吗？”

      “正因我是义气中人，我才决定这样做的。”张良低声回应道，“我早年追随沛公，唯恐义不倾尽，智有所穷，所以，才甘愿穷尽智计，倾心协助沛公成就了一番事业。谋有其时，智有其废，如今天下已太平，我还能彰显其能吗？”

       张良从此不再参与朝中之事。有一次，刘邦要废掉太子刘盈，大臣向他询问此事的解决之道，他默不作声地静坐了很长时间，最后只轻声答道：“皇上要这样做，自然有他的道理，我不便于做任何评定，我对太子向来比较敬重，但现在我不能帮太子出任何良策了。”

       大臣们从他嘴里问不出什么，只好悻悻而去。

       实际上，张良并非没有解决此事的方法，他只是觉得此事非同小可，纵使自己想帮助太子一把，恐怕会被皇上怪罪，引来一身麻烦，所以还是弃智为好。

       后来，吕后亲自派人软硬兼施向张良寻求主意，张良才不得已告诉说，让吕后请出商山四皓辅佐太子。此四人一直很受刘邦崇敬，等到他们出山相助太子之时，刘邦才意识到太子已成气候，于是便取消了起初的打算。

       事后，吕后派使者向张良表示谢意，张良却谦恭地说：“这都是皇后的高明之见，我并没起什么作用。请转奏皇后此事以后不要再提起了。”

       吕后听完使者的回报，深有感慨地说：“我以前只是听说过他足智多谋，今天才领略到他非等闲之辈，不可小觑之。”

       等到吕后专权后，张良表现得更加消极避世，再有群臣向他询问良策，他一盖避而不见，只是潜心修炼神仙之术。司马光在《资治通鉴》对此记载说：“子房托于神仙，遗弃人间，等功名于外物，置荣利而不顾，所谓明哲保身者，子房有焉。”

       吕后见张良迷恋于黄老学术，也就不再以他为心腹之患，反而更加敬重他了。后来，许多大臣或遭杀害或被贬斥，唯有张良得以幸免。

        俗话说，真人不露相，露相不真人，刻意隐藏智慧往往是智。

       这其中自有智者对智慧的独特认识的原因，但更多的还是他们对智慧的反作用心存忌惮。在封建专制时代，一个人的智慧越高，如果他不为君主所用，他所面临的危险也就愈大。纵是卖身投靠，他们也常常被君主所猜忌，视为潜在的威胁。这就要求真正的智者以保身避祸为头等大事了，做不到这一点的人，总是那些不知收敛的人，他们的结局大多不妙。人，特别是年轻人，往往有一种强烈的、抑制不住的想要表现自己智高一筹的愿望，结果往往免不得会吃一些苦头。而真正聪明的人表面上看好像很愚笨，其实是在暂时隐藏自己的锋芒或才能，这样就避免引起他人过多的注意，不使他人把自己当做直接的、主要的竞争对手，暗中保全自我、强大自我。每个人应练就“含而不露、隐而不发”的功夫，在天下太平的时候隐藏自己的光辉，才能成就一番大的事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