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绍基《隶书三种》真伪之我见

 张金栋  高朝英

（1.河北省文物出境鉴定组，河北石家庄050011；2.河北省文物保护中心，河北石家庄050031）

 

【关键词】清代；何绍基；书法；真伪；考辩

      【摘要】何绍基是清代书法大家，河北省博物馆藏有一件他的《隶书三种》卷，几经专家鉴定，均定为真迹。文章对该作品作了介绍，并对其书风、艺术水平、印章、文字及时间、地点等作了考证，提出质疑，认为是赝品。

 

    何绍基（1799～1873年），字子贞，号东洲，晚号蝯叟，湖南道州（今道县）人，吏部、户部尚书何凌汉之子。道光十五年（1836年）解元，翌年举进士，历任国史馆提调、四川学政等，晚年主讲济南泺源书院、长沙城南书院等。精书法，幼承家学，从颜真卿问津，上溯周秦两汉篆隶，下至六朝南北碑，积数十年临池之功，苦心孤诣，熔铸古人，卓然成家。

何绍基《隶书三种》卷，清末冀南收藏家武延绪故物，1952年入河北省博物馆庋藏，1962年11月经文化部文物局书画鉴定组鉴定为二级文物。数十年来，此卷几经专家鉴定，均无异议，或评其为“用行书写隶字，并兼有篆意，结体自由舒放，行笔略带战掣，无平直板刻之弊，奇崛生动”^[1]。是河北省博物馆藏品中一件流传有绪、颇为重要的书画文物。原拟在《书法丛刊》2001年第2期河北省博物馆藏历代书法作品专辑中刊发，经我们反复对比观察，颇感该作品不类何氏书法，缺乏应有的神韵，为慎重起见而撤换下来，没有作为书法珍品公布于世。于今想想，我们所提出的疑问尚属一孔之见，并非定案。书画鉴定本是一项严肃的科研工作，不可草率从事，轻易定是非。既然有疑问，最好是予以公开发表，供大家研究讨论，还其历史本来面目，故于此对该作品作一介绍，并试作考索，姑妄言之。

 

一

 

    何绍基《隶书三种》卷，纸本，包首题签为泥金笺，墨笔楷书“何子贞太史隶书三种”7字，款“蝯门侍者宝藏”，钤联珠“延绪”白文印、“鉴藏”朱文印(图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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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一  何绍基《隶书三种》卷

 

    延绪，即武延绪，字次彭，号亦蝯，又号铿道人，室名所好斋，直隶永年人。清光绪十八年（1892年）进士，翰林院庶吉士，曾任湖北京山、咸宁知县。他擅书法，性收藏，“旧蓄金石书画，精博甲于冀南”，其藏品约在1948年左右散佚，大部分归中国历史博物馆（今国家博物馆）、河北省博物馆、石家庄市博物馆收藏^[2]，何绍基《隶书三种》即是其中之一。从是卷题签可知，武延绪自称“蝯门侍者”，足见其对何氏的推崇有加。

    卷内引首空白无题，隔水后依次为隶书一、二、三种，拖尾亦无题跋。

第一种，纵33厘米，横388厘米；凡45行，173字。1一39行，每行4字，字径7厘米左右；40 - 45行，每行4一2字不等。诗曰：

 

    元龙湖海士，毁誉略相半。下卧许君床，上（床）自永叹。丈夫属有念，人物非所玩。坐令结欢客，化为烟雾散。武功有大略，亦复寡朋伴。味歌思见之，长夜鸣鹖旦。东南望彭门，官道平如案。简书束缚人，一水不能乱。斯（文）媲秬鬯，可用圭瓒盥。诚求活国医，何忍弃和缓。开疆日百里，都内钱朽贯。铭功甚俊伟，乃见儒生懦。且当置是事，勿使冰作炭。上帝群玉府，道家蓬莱馆。曲肱夏簟寒，炙背冬屋暖。只今文字垂，万世星斗梁。

丙辰秋九书于荷池精舍   子贞何绍基

 

款下钤“何绍基印”、“子贞”二印(表一，1)。该卷前和尾钤有武延绪的“老彭眼福”、“所好斋真赏”二鉴藏印(图二)。

所录五言诗乃宋·黄庭坚《见子瞻粲字韵诗和答三人四返不困而愈崛奇辄》三首之一^[3](以下简称五言诗）。按:丙辰为咸丰六年(1856年)，何绍基时年58岁。http://s6/mw690/0028QKXGgy6INdzEgkZe5&690高朝英：《何绍基〈隶书三种〉真伪之我见》" TITLE="张金栋 高朝英：《何绍基〈隶书三种〉真伪之我见》" />
                   图二，五言诗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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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二.五言诗之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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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二.五言诗之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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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二.五言诗之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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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二.五言诗之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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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二.五言诗之六

第二种，纵33厘米，横663厘米；凡61行，223字。1一36行，每行4字，字径7厘米左右；37—57行，每行3字，字径9厘米左右。文曰：

 

    〔相传〕黎幹为京兆尹时，曲〔江〕涂龙祈雨，观者数十（千）。黎至，独有老人植杖不避。幹怒，杖之（原为“杖背二十”），如击鞔革，掉臂而去。黎疑其非常人，命坊老（原为“老坊”）卒寻之。至兰陵里之南（内），入小门，大言曰：“我〔今日〕固（困）辱甚，可具汤也。”坊卒遽返白黎，黎大惧，因〔弊〕衣坏（怀）〔公〕服与坊卒至其〔处〕。时已昏黑，坊卒直入，通黎之官阀。黎唯而趋入，拜伏曰“〔向〕迷丈人物色，罪当十死。”老人惊〔起〕，曰：“谁引尹（君）来此？”即牵上阶。黎知可以理夺，徐曰：“某〔为〕京〔兆〕尹，尹威稍损则失官政，丈人埋形杂迹，非证惠眼，不能知也。若以此罪人，是钓人以名（贼），〔则〕非义士之心也。”老人笑曰：“老夫〔之〕过。”乃具酒设席于地，招坊卒令坐。夜深，语及养生〔之术〕，言……。

                            同治壬戌秋  达周三世兄属  子贞何绍基

 

    款下钤“子贞”、“何绍基印”（表一，2）。武延绪于卷前、卷尾钤 “痴道人收藏金石书画之章”、“老彭眼福”二印（图三）。卷尾尚钤一鉴藏印“□城曾氏达舟家藏书画之印”，按:曾达舟生平不详，待考。

    此文为抄录的短文，经查乃唐代段成式《酉阳杂俎》卷9《盗侠》中的一条，仅节录了一部分。与中华书局1981年版《酉阳杂俎》相校，文中方括号为脱字或衍字，圆括号为正字。按：壬戌为同治元年（1862年），何氏时年64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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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三  节录《酉阳杂俎》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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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三  节录《酉阳杂俎》之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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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三  节录《酉阳杂俎》之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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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三  节录《酉阳杂俎》之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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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三  节录《酉阳杂俎》之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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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三  节录《酉阳杂俎》之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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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三  节录《酉阳杂俎》之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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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三  节录《酉阳杂俎》之八

 

第三种，纵33厘米，横280厘米；凡24行，行3字，计72字，字径10厘米左右。文曰:

 

戏统华胥，承天画卦。颜育空桑，孔制元孝，俱祖紫官，大一所授。前闿九头，以升言教，后制百王，获麟来吐。制不空作，承天之语。乾元以来，三九之载，八皇三代，至孔乃备，圣人不世，期五百载。

 

    无款，钤“何绍基印”朱文印、“子贞”白文印（表一，3）。收藏者武延绪于卷前左下角钤“所好斋真赏”，中间钤“隔花人远天涯近”两印（图四）。

经查，此乃节临《礼器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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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四   节临《礼器碑》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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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四   节临《礼器碑》之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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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四   节临《礼器碑》之三

二

 

何绍基为晚清硕学通儒的书法大家，篆隶楷行俱工，晚年尤以隶书重名开派。但不为常人所知的是何氏专习隶书的时间较晚，应不早于60岁。其长孙何维朴云：“咸丰戊午（1858年）先大父年六十在济南泺源书院始专习八分书，东京诸碑次第临写，自立课程。庚申（1860年）归湘主讲城南，隶课仍无间断。”^[4]考何绍基《东洲草堂诗钞》卷21己未年《盼雨书怀》诗云：“公诗不厌瘦，吾隶敢辞饿。”自注云：“时方习隶书”^[5]（己未为咸丰九年，何氏61岁）。何绍基作为书法大家，60岁之前不可能不涉猎隶书，但从目前所发表的资料看，尚未见到有确切纪年的60岁之前隶书作品。《中国书法全集·何绍基》刊发了北京故宫博物院藏何氏书《赠仲云楷隶杂书册》，该册共24页，其中有隶书8页（图五），但无确切纪年，梅墨生先生认为是何氏59岁，即咸丰七年（1805年）所书^[6]。从其章法、结构及用笔看尚不成熟，应为何氏初习隶书之作，但是否书于咸丰七年尚缺少确凿证据。而是卷《五言诗》却书于咸丰六年，且用笔软熟，毫无初习之痕，与《赠仲云楷隶杂书册》相比，其结构、用笔相差甚远，不得不令人生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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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何氏60岁之后“致力于汉隶至勤，东京诸碑临写殆遍” ^[7]，他凭借数十年的临池之功，再穷日夜之力，反复临幕诸汉碑，少则十几通，多则达百余通，故三五年间其隶书即有突破性的成功。换言之，何氏60—64岁是其隶书由初习—成熟—鼎盛的过程，变化很大。王启初先生云：“（何绍基）分书以咸丰十一年（63岁）及同治元年（64岁）所书恰到好处。前此韵胜而力有不及，后此力过而奔放太甚。” ^[8]而是卷咸丰六年的《五言诗》与同治元年的《酉阳杂规》相隔6年之久，恰是何氏隶书由初习至鼎盛、变化巨大的阶段，而这两件作品用笔、字体结构、章法均相同，毫无变化可言，且墨色如一，应出于一时一人之手无疑。

    大家知道何绍基的隶书执笔用悬腕裹锋颤笔，深得古人之笔意韵致，笔笔中锋，力透纸背，结构体方势圆，线条内涵丰厚，“不假绳尺，和以天倪”，^[9]具有浓厚的金石味。而《隶书三种》作者的临池之功浅薄，执笔不会回腕法，用笔率意浮滑，如《五言诗》第1行“湖”、“海”的三点水；第5行“自”的第一笔撇，“永”的第二笔折及末笔的撇捺；第6行“夫”的两横及捺笔，“有”的横笔；第9行“客”的宝盖，“为”字第一笔撇等等。《酉阳杂俎》第1行“京”第一、二笔的点横；第2行“兆”字的撇、点、折；第3行“涂”的两点水及第三、四笔的撇捺，“雨”字的横；第5行“独”字的犬犹，“有”字的第二笔撇等等，不胜枚举。其结体失步甚多，或整体欹侧不稳，或偏旁配合大小、松紧失调，如《五言诗》第1行“湖”字，第13行的“咏”、“思”字，第14行的“长”、“夜”字，第16行的“门”字，第17行“如”字，第18行的“简”字等等；《酉阳杂俎》第2行的“兆”、“时”字，第3行的“涂”字(图六)，第7行的“怒”字，第8行“杖”、“如”字，第10行“而”、“去”字，第11行“其”、“常”字等等，与浑融古朴、遒劲厚重的何氏隶书相去甚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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临《礼器碑》与前两种不同的是临写。关于何氏临汉碑，曾农髯云：“（何绍基）所临《礼器》《乙英》《曹全》诸碑，腕和韵雅，雍雍乎东汉之风度。”^[10]谭泽闿亦云：“六朝而后，言八分殆无能过蝯叟者。睹此临本（指何绍基临《礼器碑》等十种）何减汉人真迹。” ^[11]再看该临本，其用笔软弱光嫩，结体失态失步甚多，横拖竖抹，俗不可耐，毫无“东汉之风度“，与四川省博物馆所藏何绍基临《礼器碑》四屏（图七）相比较，泾渭分明，真伪立辨，无庸赘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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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隶书三种》钤何氏印3组6方，即朱文“何绍基印”3方，白文“子贞”印3方（表一）。这6方印印面均为方形，尺寸基本相同，边长约2.5厘米。细辨印文，朱文“何绍基印”3方并非一印，白文“子贞”印3方亦非一印。其所用的印泥亦欠佳，《五言诗》与《酉阳杂俎》相同，色泽略黯，无厚重感，应为同时所钤无疑，亦可为两者同时所书之佐证。而临《礼器碑》所用印泥色泽鲜艳而轻浮，质量极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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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海博物馆编《中国书画家印鉴款识》（以下简称《印鉴》）一书，共收入何绍基印鉴巧15方^[12]。再查已公布的何氏墨迹及书法作品中，尚有10方左右未能收入。在这些印鉴中，与表一的3组印尺寸相同、印文相近者仅有《印鉴》中编号第9的朱文“何绍基印”（表二，2），10、11号白文“子贞”印（表二，1,7）。两者相比较，表一的3方“子贞”印似仿《印鉴》的第10,11号印，但又有所不同。谛视之，发现作为标准器的10、11号两印的尺寸相近，除印面破损、线条粗细不同外，其印文运笔、结体、章法相同，是否为同一印？若是，两者之间存在何种关系？该问题引起了笔者的注意。这不仅关系到此次的对比研究，对今后的何氏书法研究、鉴定亦有裨益。为此特查阅了相关资料，尝试作分期研究。

    《印鉴》9、10号印（表二1,2）是一组印，即朱文“何绍基印”、白文“子贞”印，同来源于“何绍基行书横披·丁酉（1837）^[13]。丁酉年何氏年39岁，如果时间不误，这幅《行书横披》应是其有纪年的早年重要书法作品之一，由此得出这两方印是何氏早年的用印，同时作为其40岁左右的用印当不会有什么问题，暂为第一期，编为1、2号。

    《印鉴》中的11号为一白文“子贞”印（表二，7，尚缺一朱文“何绍基印”），来源于无纪年的《明人手札册》藏印^[14]。查《中国书法全集·何绍基》图版46（何绍基节临《汉衡方碑》四屏）、52（何绍基为笙渔书《石天语》轴），分别为何氏71与73岁的书法作品，所钤“子贞”印虽非原大，但从其形状、印文运笔等相比较，大致与11号印相同，由此推知11号印为何绍基晚年用印^[15]。如果不误，11号印可与图版52的朱文“何绍基印”为一组，定为何氏晚年70岁左右用印亦不会有太大的出人，暂为第四期，编为7、8号。

    早晚两期既已确定，如果再将中年用印排在中间，其发展变化的脉络就清楚了。遗憾的是除《印鉴》外，《何绍基墨迹》（湖南美术出版社，1996年）、《中国书法全集·何绍基》及其他刊登何氏书法作品的书籍报刊，其印刷质量多不高，尤其钤印小而漫漶，无法获取原大而清晰的印鉴。无奈，姑且在河北省博物馆藏品中，选取了何绍基《行书七言诗》、《行书横》两幅无纪年的作品所钤原大而清晰的两组印。从书风看，《行书七言诗》书于50岁左右，将这一组印暂为第二期，编为3 、4号。《行书横》书于60岁左右，暂为第三期，编为5、6号。再将这两组纳入到早晚两期中，得出表二。虽然“钤印时，有印泥的干湿不同（与天气也有关系，天热时印泥易湿，天冷时印泥易干），有用力轻重不一，或垫软硬、厚薄有别，或因纸、绢、绫等材料质地的不同等等，使同一方印章，在笔划的粗细、断续、清楚与否有着不同的表现” ^[16]，但是，从表二可以看到两印各自的发展脉络是清晰的，其中白文“子贞”印尤为明显，可证《印鉴》的10、11号（即表二1、7号）为同一印无疑；而朱文“何绍基印”早晚变化不明显，恐怕也是《印鉴》只收人一期而未收四期的原因吧。徐邦达先生言:“有一些印章，因使用太久，又加以粗纸屡屡揩擦，使印面逐渐磨损，以致出现边缘磨缺、磨灭，白文笔划磨细，朱文笔划磨粗，……例如清·何绍基常用的一方朱文印‘何绍基印’，一方白文‘子贞’印，中期晚期就大为变样。” ^[17]徐先生所指应该就是这两方印，“中期晚期就大为变样”应为“早期晚期就大为变样”。

下面进行表一与表二的比较研究。可以看出表一的6方印与表二无一完全相同者，且表二中的朱文印排列方正整齐，线条匀称有力；白文印布置疏旷，浑厚庄重。而表一的3组印乍一看颇古拙朴茂，仔细观察则发现朱文印笔划僵直而不自然，白文印线条轻浮而乏韵味。其中表一《五言诗》的“子贞”印仿表二四期的7号印，而“何绍基印”仿表二二期4号印，两印一早一晚，不是一组，且与本幅书法书于58岁亦不符。表一《酉阳杂俎》二印仿表二一期而有所不同，故作变化以惑人，使之无从核对。表一临《礼器碑》二印仿表二的三期，但水平极差。由此，可以断定表一诸印皆伪。

 

                                      四

 

何绍基一生博涉群书，于学无所不窥，“考订金石精审翔确，即一字一画之微，亦必剖析无遗”，^[18]补前人之未逮。于《说文》考订尤深，文字之本悉在胸中，著有《说文段注驳正》，可谓金石小学之大家。而是卷《五言诗》《酉阳杂俎》的文字却杂有讹臆、不合六书者，且有所“创新”，如《五言诗》第14行“夜”字右边的“夕”讹为“刀”（或篆书的“人”），《说文》:“夜，舍也。天下休舍。从夕，亦省声。”《隶辨》作“”、“夜”。从“刀”者于字义不通。第22行“盥”字，臼中的“水”讹为“米”，《说文》:“盥，澡手也，从臼，水，临皿也。”《隶辨》作“盥”。从“米”者于字义不通。第11行“朋”字、第15行“鸣”字、第25行“钱”字等，《酉阳杂俎》第3行的“涂”字、“龙”字，第18行的“汤”字，第27行的“伏”字，第30行“死”字，第42行“眼”字、“能”字等，或讹变，或随意增减笔画，不谙六书，不知文字之本，如此纰漏，焉能出自博通经史、精于小学的大家之手？

笔者在查出第二种原文出处后，见到中华书局1981年出版的《酉阳杂俎》，该书点校依据明万历年间常熟赵琦美校勘本为底本，“以《学津》《津逮》《稗海》三本为主要校本，……间或用《太平广记》《说郛》《类说》《新唐书》《旧唐书》、《唐会要》《册府元龟》《资治通鉴》等书作参校，并酌略吸取清蒋光煦、黄丕烈诸人的若干校勘成果。”^[19]凡文字有误或不同者，均出校记。查《隶书三种》所节录的这段文字，该书无校勘记。是否可以这样认为，在其各种版本中这段文字无不同或错讹者。为了证实这个结论，笔者又查阅了河北省博物馆所藏清光绪三年（1877年）湖北崇文书局本、石家庄市图书馆藏道光二十九年(1849年)小嫏嬛馆藏板本，与中华书局本相校，三者的这段文字的确完全相同。也就是说书者在书写这段文字时，无论所据何种版本，都应与中华书局本，也就是明万历年间常熟赵琦美校勘本相同，或基本相同，不应有太大的出入。但是，这段仅仅200余字的节录中，脱、衍、讹字近20处，甚至错讹得文句不通，如“观者数千”讹为“观者数十”，“至兰陵里之内”讹为“至兰陵里之南”，“我今日困辱甚”讹为“我固辱甚”，“因弊衣怀公服”讹为“因衣坏服”等。文化素质如此之浅薄，难道会是出自一个博涉群书，于六经子史皆有著述，“凡历朝掌故，无不了然于心” ^[20]，为儒林所推重的大师之手？

 

五

 

《五言诗》的落款时间、地点为“丙辰秋九书于荷池精舍”。“丙辰秋九”即咸丰六年九月。“荷池精舍”，查何绍基《东洲草堂诗钞》，可知为其好友罗汝怀的斋名，地点在湖南长沙。

 按:罗汝怀(1804—1800年)，字念生，又字彦生、研生、研荪，号梅根居士，湖南湘潭人。道光拔贡，候选内阁中书。他轻利禄，通经史，尤精训话考据之学，著有《湖南文征》《谭雅集》《绿漪草堂诗文集》等。

 据何绍基《东洲草堂诗钞》《东洲草堂文钞》载：咸丰五年，何氏因不避权贵，具实直陈“地方一切情形”，而被罢免四川学政，于九月十八日离成都前往西安。咸丰六年（1856年，即丙辰年）正月由西安东下，五月抵江苏兴化。是时太平军方炽，安徽、江苏及湖北东部地区已归其所有，湖南岌岌可危。为避兵燹，何绍基应山东巡抚崇恩之聘主讲济南泺源书院，六月由兴化至山东，客居历下，至翌年的三月，未离开山东济南。其中九月九日重阳节曾与老友、同科进士彭雪媚、孙纪堂等游济南大明湖，有诗云:“天心南国犹无言，人事西风尽有痕。此处江山欣脱劫，偶然篱落便成村。”“盍簪一笑逢重九，买棹狂游问酒坊。”“酒杯掀舞无余子，尘鞍羁栖漫一年。” ^[21]十月初二至初五在济南行馆书《赤壁赋》^[22]等等，可证咸丰六年九、十月间，何绍基在济南，而没有在数千里之遥、尚受到战乱牵联的湖南长沙。实际上，何氏从咸丰二年（1852年）任四川学政至咸丰十年（1860年）辞山东济南泺源书院院长，近10年间从未回到过湖南长沙。

何氏晚年居长沙是在咸丰十一年（1861年）以后之事。查何绍基《东洲草堂诗钞》卷24至卷29，咸丰十一年（1861年）二月，何绍基由山东济南回到湖南长沙，主讲长沙城南书院，“十年孤鹤翩复至”。这才与好友、时在长沙主持编撰《忠义录》的湘潭罗汝怀（时罗氏住家乡湘潭石潭，即今湖南湘潭县石潭镇）相见，何氏作诗云：“三十年来老诗友，长沙尚余罗研荪。为人平实不动俗，意味正似东洲蝯。……更出大纸要奇字，当归张之石潭精舍之小轩。” ^[23]同治元年春，罗汝怀由石潭再回长沙，何绍基作《次韵答梅根居士》等诗，诗云:“晚岁良朋如骨肉，苦吟容易觅知音。”自注云：“君仍回省会又一村志局。”又云：“佳节来寻又一村，苍深雨后好林园。”“又一村中深复深，外人不许听幽禽。” ^[24]由此可推知此时罗氏客居长沙又一村，尚未定居长沙，哪有什么“荷池精舍”。

同治元年春或夏，罗汝怀方拟定居长沙，开始营建“荷池精舍”，而且何绍基参与了其事，有诗云：“长沙城中古荷池，传是宋元规址遗。乾嘉以前盛文宴，楼馆圮尽余荒破。幽蕊年年自开谢，野鸟拍拍来觇窥。忽营精舍我题榜，谓将于此开经帷。众议差池讲肆寝，我为构度园亭基。” ^[25]是年秋，“荷池精舍”将要落成，何氏作《清狂柬研生》诗云：“秋色更随人境远，故情赢得是相思。”自注云：“研生将移居‘荷池精舍’”。^[26]大约秋末或冬，罗氏才搬入自己的“荷池精舍”。其后，“荷池精舍”就屡屡出现在何氏的《诗钞》中。而《五言诗》却于6年前即咸丰六年（1856年）九月就书于“荷池精舍”，可谓荒诞无稽。

 

                                 六

 

综上所考，我们认为《隶书三种》为赝品。其作伪者心性浇浮，知识贫乏，无论从书法上，还是文化修养、人品上，均与何氏有天壤之别。其之所以惑人，一是我们对作品缺乏深人研究；二是作伪者熟谙何绍基书法，在笔墨技巧上颇具皮相之术，且有所本，如临《礼器碑》是以何绍基临《礼器碑》为底本；《五言诗》、《酉阳杂俎》应是临仿何绍基书于同治元年临《石门颂》^[27]（图八）的用笔和结构，尤其落款写得很像；为了惑人，故意将《酉阳杂俎》落同一年款，而将《五言诗》提前了6年，但因不了解何氏隶书的起始及发展变化，反而弄巧成拙。

http://s6/mw690/0028QKXGzy6INgyQgQtb5&690高朝英：《何绍基〈隶书三种〉真伪之我见》" TITLE="张金栋 高朝英：《何绍基〈隶书三种〉真伪之我见》" />

文中所涉及的“何绍基印”、“子贞”两印是何氏一生用之最多（如手卷、对联、条屏、书轴等较大幅作品最为常见）、时间最久、最为重要的一组印，同时，也应是射利作伪者仿造最多的两方印。因此进行专题研究，无疑对何氏书法作品的研究，尤其是对无纪年的作品厘定及书法真伪的鉴别有所裨益。前辈虽有论及，但尚无深入研究，故笔者不避蛇足之嫌，于此兼有涉及，但由于水平及条件的所限（如标本无纪年、分期可再细等），草创未就，恳请读者指教，补其缺漏，正其谬误，不胜企盼之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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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王金科：《河北省博物馆书法藏品概述》，《书法丛刊》2001年2期。

[2]武延绪乃著名书法家、书画碑帖鉴定家武慕姚之祖父，有关武延绪生平请参见陈耀林：《读（清初名流诗翰）卷》，《书法丛刊》2001年2期：武韵珊:《武慕姚书法选集》，河南美术出版社，2003年。

[3] 北京大学古文献研究所：《全宋诗》（9），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

[4]《何子贞临衡方碑》何维朴跋，上海书店，1989年。

[5]何绍基:《东洲草堂诗钞》卷21《盼雨书怀，仍用去年韵，柬雨舲中丞生日》，载《何绍基诗文集》第464页，岳麓书社，1992年。

[6]梅墨生:《何绍基年表》，载《中国书法全集·何绍基》第322一340页，荣宝斋，1994年。

[7][11]同[4]谭泽闿跋。

[8]王启初:《何绍基的书法艺术》，载《何绍基墨迹》，湖南美术出版社，1996年。

[9]马宗霍:《书林藻鉴》，第193——194页，文物出版社，1984年。

[10]同[4]曾熙跋。

[12][13][14]上海博物馆编：《中国书画家印鉴款识》，第474—475页，文物出版社，1987年。

[15]何氏晚年书法作品存世较多，但所公布的有纪年的作品，其钤印大多小而不清楚，只有《中国书法全集·何绍基》图版46、52，钤印虽非原大，但较为清晰，故暂用之。见《中国书法全集·何绍基》第145、152页，荣宝斋，1994年。

[16]徐邦达:《古书画鉴定概论》，第40页，文物出版社，1981年。

[17]同[16]，第41页。

[18]吴隐:《东洲草堂金石跋》五卷跋语，载《何绍基诗文集》第1094页，岳麓书社，1992年。

[19]方南生:《酉阳杂俎·前言》第3一4页，中华书局，1981年。

[20]张舜徽:《东洲草堂文钞》20卷（家刻本），载《何绍基诗文集》第1094—1096页，岳麓书社，1992年。

[21]同[5]，卷17《九日，彭雪媚招同孙纪堂湖亭游憩……时在济南行馆》，第371页。

[22]《何子贞楷书前后赤壁赋》，荣宝斋，1987年。

[23]同[5]，卷23《罗研荪生日》，第509页。

[24]同[5]，卷24《次韵答梅根居士》等，第553—554页。

[25]同[5]，卷29《荷花生日荷池精舍作……主人则罗研生舍人，又字梅根居士》，第659—650页。

[26]同[5]，卷24《清狂柬研生》，第559页。

[27]《何子贞临石门颂》，上海书店，1989年。

 

                                         此文刊于《文物春秋》2006年第5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