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载中…钱钟书眼里的好翻译作品是什么样的？
(2011-03-23 14:57: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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翻译标准文化 |
钱钟书钱老先生指出：“译事之信，当包达、雅；达正以尽信，而雅非为饰达。依义旨以传，而能如风格以出，斯之谓信。……雅之非润色加藻，识者犹多；信之必得意忘言，则解人难索。译文达而不信者有之，未有不达而能信者也。”〔8:1101〕
按照钱老的理解，“信”、“达”、“雅”是一个系统整体，不可分割，其中“信”处于统摄全局的地位，它包含“达”与“雅”。钱钟书在《论不隔》中指出：“在翻译学里，‘不隔’的正面就是‘达’。”“好的翻译，我们读了如读原文；好的文艺作品，按照‘不隔’说，我们读着须像我们身经目击着一样。”〔1：113〕“雅”并不是润饰美化。被钱钟书称道为“吾国翻译术开宗明义，首推此篇”〔8:1262〕的《摩诃钵罗密经钞序》，提出了影响深远的
“五失本”、“三不易”：人们不通异域之言而需要译者传达，翻译面临时代差异、古俗适应今时等困难，但不能为迁就或迎合读者的阅读习惯，而完全抛弃原文的语言习惯，对译文进行文饰、删削。笼统地说“文胜质”或“质胜文”都是欠妥切的，因为要充分考虑原文的特征。
尽管此前有人不止一次地标举信、达、雅，但钱钟书第一次辩证地阐述了三者间的关系，并且在翻译实践中达到了信息与美学并重的效果。钱钟书继承并发展了我国传统译论从文艺学和美学的角度揭示翻译的本质特征这一优点，提出“等类(the
principle of equivalent or approximate
effect)”〔8:1263〕的标准，意即对等或效果基本一致的原则。钱钟书凭借惊人的语言才华，将看似不可能直译的地方创造出汉语中相等的表现来：
钱老坚持席勒提倡的“内容尽化为形式”〔8:1312〕。既注重诗的语言形式的具体性，认为语言皆有声有义，同时也承认诗的思想感情方面存在言外之意，并将二者纳入一个对立统一体。如他将“One
white-empurpled shower of mingled
blossoms”译作“紫雨缤纷落白花”〔11:41〕，格律谐协，意境优美，处理精当。他还将17世纪诗人亨利·沃恩(Henry
Vaughan)的一句诗“Then peep for babies, a new Puppet play,/ And riddle
what their prattling Eyes would
say.”译作：“诸女郎美目呢喃，作谜语待人猜度”，并称许这两句诗堪与洪亮吉“与我周旋，莫斗眉梢眼角禅”相媲美〔8:1222〕。
钱老所译《名利场》结尾较好地保留了原作的形式与神韵：
Darkness came down on the field and the city:
And Amelia was praying for George, who was lying on his face, dead,
with a bullet through his heart.
夜色四罩，城中之妻方祁天保夫无恙，战场上之夫仆卧，一弹穿心，死矣〔8:69〕。
这种分镜头手法在影视作品中习见不鲜，通常称作“蒙太奇”技巧，据说是受中国六书中的“会意”启发而发明的〔12:24〕，但中国传统话本、小说中一般不会把这样两个场景捉置一处，通常的做法是“花开两朵，各表一枝”，分而述之，表达与理解起来清则清矣，却达不到两幅图景对比冲突的效果，钱钟书的翻译读来令人耳目一新。
钱老多次以自己擅长的比喻来说明翻译过程中求“尽信”的困难和不足取。因为“在腊丁文里，比喻唤作translatio，就是我们现在所谓翻译，更明白地流露出被比较的两桩事物的对抗。超越对称的比喻以达到兼容的化合，当然是文艺创造最妙的境界，诗人心理方面天然的辩证法（dialectic）。”〔13:125〕比如：
A pin has a head, but no hair; / A clock has a
face, but no mouth there; / Needles have eyes, but they cannot
see.
针有头而无发，钟有面而无口，引线有眼儿不能视〔8:41〕。
A watch has hands, but no thumb or finger;/A saw
has teeth, but it does not eat.
表有手而无指，锯有齿不能吃〔8:155〕。
将翻译与比喻捉置并处，是大智慧的表现。因为“比喻包含相反相成的两个因素：所比的事物有相同之处，否则彼此无法合拢；又有不同之处，否则彼此无法分辨。两者不合，不能相比；两者不分，无须相比。不同处愈多愈大，则相同处愈有烘托：分得愈开，则合得愈出意外，比喻就愈新奇，效果愈高。”这与翻译的处境何其相似！“凡喻必以非类”，以言翻译，完全的“信”是不可能达到的。解决的途径是超越比喻，把它仅仅看作一种手段，辩证地对待各种方法、手段的使用。“以彼喻此，二者部‘分’相似，非全体浑同。”〔8:41〕
因难见巧，臻于化境
《管锥编》中有一段翻译，以极简省的语言说明一位盲人与一位腿脚不利落的跛者相互扶助、取长补短、彼此协作的情况：
One man was maimed in his legs, while another
has lost his eyesight. The blind man, taking the lame man on his
shoulders, kept a straight course by listening to the other’s
orders. It was bitter, all-daring necessity which taught them how,
by dividing their imperfections between them, to make a perfect
whole.一跛一盲，此负彼相，因难见巧，何缺成全〔8:549〕。
译文形式整齐，格律铿锵，琅琅上口，对原文意思的表达基本没有增减，与读原文获得的感受没有什么差异，可谓翻译得非常巧妙。在另一场合，钱钟书又提及蹩、盲二人的两句经典对白，十分富有机趣。两人都对自己的生理缺陷非常敏感，因而对话暗藏机锋：“盲问蹩：‘您行吗？’蹩答盲：‘您瞧呢！’”相信许多人读后会心一笑，称道盲、蹩二人的机敏，同时更折服于中国语言的博大精深。殊不知，这是钱钟书译自18世纪德国文家的谑语。该译例是钱钟书津津乐道并身体力行的翻译“化境”的一个具体体现。
按照钱老的“化境”说，理想的翻译应基于以下几个方面：第一，内容准确，尽量忠实于原文和原作者的意图；第二，易于理解，其实质是以读者为中心，注重译文读者的理解力，确保译文自然、易懂；第三，形式恰当，既要紧密依托原文，又应充分考虑译入语规范，避免生搬硬造。简单地说，即要求忠实地传达信息，完整地传达原作的精神和风格，语言顺畅自然，读者反应类似。
翻译有一定的限度，即所谓“可译性限度”。翻译过程中译者将不可避免地遭遇形式结构障碍（formal-structural
obstruction）、惯用法障碍（usage obstruction）、表达法障碍（presentation
obstruction）和文化障碍（cultural
obstruction）。正是可译性限度和翻译实施过程中绕不过去的各种障碍给译者留出了更大的发挥、创造的余地。
形式结构障碍是翻译过程中首当其冲的问题。任何一个译者将西方语言译成汉语时，都会遇到许多基于语言习惯差异而出现的难题。比如在将欧洲语言的主从结构译成中文的并列结构时，如何处理由关系代词引导的从属句，就是一个典型困扰。钱钟书在处理这类句式时，大多将它们转换成汉语中习见的两个分句，或并列、或因果、或条件，避免用复杂的长句或复合句，关系代词往往没有形式上的体现，却丝毫不影响意思的表达。如：
A friend in power is a friend lost.
朋友得势位，则吾失朋友〔8:986〕。
He who can, does. He who cannot, teaches.
己不能，方教人〔8:1109〕。
It’s a wise child that knows its own
father.
儿必奇慧，方知父谁〔8:551〕。
惯用法障碍突出体现在格言、谚语与成语等惯用语的翻译方面。格言、谚语和成语都是语言历时形成的产物，经历了长期的约定俗成并见于典籍才流传、确定下来。它们以简洁易记的形式揭示了人们的人生观、世界观，反映出的不仅有独特的品质，而且具有跨越时空的普适性；同时它们又言简意丰，是语言惯例规范体现得最充分的例证，背后往往有一个故事表明其来龙去脉，并与特定的社会语境紧密相联，最能代表一种语言的风格和意蕴。
格言、谚语用语诙谐形象，对比新颖，并且悦耳、直接，富有很强的感染力和趣味性。结构上的稳定性、语义上的相对独立性与完整性，以及暗含的情态表达力是其共同特点，翻译起来难度之大可想而知。如果过于拘泥于字面意思的“信”，则难“达”深层意蕴，而恰恰后者才是其鲜活生命力所自。钱钟书在翻译时，以绵里藏针的机智微妙，以尺幅万里的浓缩，尽传格言、谚语和成语之妙；有时甚至直接套用中国固有的表达方式，看似信手拈来，却准确传神：
If you run after two hares, you will catch
either.
脚踏两只船。
After rain comes sunshine.
苦尽甘来。
A good conscience is a soft pillow.
白天不做亏心事，夜半敲门心不惊。
表达法障碍有多种表现。钱钟书归纳了如下几种说法：
Hymn before Sunrise.
For ever shattered and the same for ever.
The stationary blasts of waterfalls.
Ode to Liberty.
Immovabley unquiet.
将它们提炼成“唯变斯定（by changing it
rests）”〔8:7-9〕，应该说不同语言中形式各异的格言表达的意思基本相当。
表达法障碍还表现在一种语言中的某些词汇在另一种语言中缺乏对应词。钱钟书有时将一些西方习见的表达法换成中国耳熟能详的说法，效果不言而喻。如：
He〔Zeus〕 is humbling the proud and exalting the
humble.
神功天运乃抑高明使之卑，举卑下使之高〔8:53〕。
将西方神话传说中的万神之王宙斯译成“神功天运”，跨越了习惯表达的障碍。另一场合，钱钟书将哈姆雷特责备未婚妻的话译作“女子化妆打扮，是爱面子而不要脸（God
has given thou one face, but you make yourself
another）”〔14:41〕，此处避免提及God，于整句意思并没有丝毫减损，一个大男子主义者如在读者眼前，翻译自然起到与阅读原文同样的功效。
文化障碍指的是“一种文化里不言而喻的东西，在另一种文化里却要费很大气力加以解释”〔15:34〕。因此，要成功地进行语言转换，不但要掌握语言，而且要熟悉两种语言所代表的文化，这造成翻译当中最大的困难。中国与西方的文化差异涉及生活习俗、政治历史、思维方式等许多内容，表现在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作为文化信息载体的语言又把这些内容表达在文本中，因而对译者的困扰也较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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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资料由
索文（北京、上海、广州、深圳、洛杉矶、柏林、香港）翻译公司提供，公司是国内首家在欧美、香港地区设立3家分公司的国际化连锁）翻译公司，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司法部指定的 专业翻译认证机构，翻译文件加盖经北京市公安局中英文特批中英文翻译专用章（特 No.0018457）所盖公章通行全球 190 多个国家、地区。国家外汇管理局、各驻华使领馆、公安局出入境管理处、司法机关、公证处及其他政府机构均承认我公司的译文效力。公司网址：http://www.soven.com
文章由 北京翻译公司、深圳翻译公司、广州翻译公司及上海翻译职员共同编辑
Hymn before Sunri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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