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孔雀东南飞》看汉代婚姻风俗

李 晖

《孔雀东南飞》，又名《古诗为焦仲卿妻作》。这是一首叙事的乐府诗，长达1765个字，堪称“一首古代最长的叙事诗”。它首见于《玉台新咏》，又载于《乐府诗集》。关于这首诗的内容，在诗的序言里说得相当明白：“汉末建安中，庐江府小吏焦仲卿妻刘氏，为仲卿母所遣，自誓不嫁，其家逼之，乃投水而死。仲卿闻之，亦自缢于庭树。时人伤之，为诗云尔。”

这首诗自诞生那天起，就引起学术界的关注。文学评论家们说它“篇幅最长、故事最曲折完整”，又说它“质而不俚，乱而能整，叙事如画，叙情如诉，长篇之圣也。”还有人评之为：“神化之笔”，说它“叙事敷辞，俱臻神品”。诗歌研究者们，则把它与北朝的《木兰诗》、唐人韦庆的《秦妇吟》合称为“乐府中之三杰”，而唯它是五言诗中极顶；有人单从艺术结构上评它，说它是“缜密完整，天衣无缝”；有的人还从反礼教的角度，去评价它，说“建安（年代）是礼教的统治摇摇欲坠的时候，《孔雀东南飞》在这时候出现，便是一支反礼教的生力军，因此赢得人民广大的同情，歌唱为鸿篇巨制，它的影响在整个封建时代中都是存在的。”

总而言之，各学术领域，对《孔雀东南飞》的评价是很高很高的，也是很多很多的。但这些研究和评价，多是从反礼教、故事情节、文学水平、艺术造诣等方面入手。而从民俗学角度来探讨和评价它的，却至今很少很少。这不能说不是一种遗憾。笔者经过多年的研究、思索，想从这一方面来对这首长诗进行一次解剖。解剖的目的，是要向人们说明:《孔雀东南飞》是一首反映汉代婚姻习俗最典型的伟大诗篇，字里行间反映出的当年婚俗的方方面面，是最完整的。就民俗领域的价值来说，它是任何汉代诗歌所不能比拟的。笔者才疏学浅，现谨以此浅识撰写此文，请教于各路专家。

《孔雀东南飞》，大体反映出汉代婚俗的这几个方面：

一、女子的婚前教育与婚龄

长篇叙事诗在开篇两句之后，就直接叙述了女子婚前教育的全过程：

 “十三能织素，十四学裁衣。”

 “十五弹箜篌，十六诵诗书。”

对女子进行专门教育，是中国古代整个教育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先秦时期，儒学的经籍里就有关于女教的思想，自西汉武帝推行独尊儒术的国策以后，统治阶级为了加强父系宗法制度的封建秩序，就日益重视和大力提倡儒家礼教及女子教育的主张。于是，开始了女子教育的兴盛时期。这兴盛的标志，是东汉着名女史学家、女教育家班昭《女诫》一书的问世。这部中国封建社会女子教育的第一部教材专着，对后世影响极大。

这部专着，旨在阐发儒家所宣扬的女子“三从”（在家从父、嫁后从夫、夫死从子）、“四德”（妇德、妇言、妇容、妇功），培养具有封建思想品格的“紧妻良母”。要达到这一目的，首先要做好女子婚前的教育。按“四德”要求，婚前最现实、最重要的是“妇功”。所谓“妇功”，又称“女事”，民间俗称“女红”，最要紧的内容就是“织素”、“裁衣”等纺织、缝纫工作。《女诫》要求女子得“专心纺织”。从《孔雀东南飞》女主人翁刘兰芝能够做到“十三能织素，十四学裁衣”来看，汉代女子婚前教育对“妇功”是相当严格的。正因为有这个严格的婚前“妇功”教育，她婚后才有“三日断五匹”的本领。

据文献记载，自汉代起，对女子的教育开始重视“妇学”（指文艺学问）一项。刘兰芝“十五弹箜篌，十六诵诗书”，就反映出这种文艺学问培养的效果。这“箜篌”，是汉武帝亲自令乐人侯晖依琴作出的一种弦乐器，用好这种乐器，是很不容易的，而刘兰芝十五岁就掌握了它。而《诗经》、《书经》又是儒家经典“六经”中两部经籍，十六岁的女孩子能读通他们，说明刘兰芝的学问已相当深厚了。足见汉代女子婚前教育不仅严格，而且是高水平的。我们从《孔雀东南飞》诗中“十六知礼仪”一句，也可以看得出，女子婚前读《诗经》、《书经》的目的，也还是要女子懂得封建宗法制度的“礼仪”！

关于婚龄，《孔雀东南飞》中交代得十分清楚：“十七为君妇”“十七遣汝嫁”。讲的都是刘兰芝是在17岁与焦仲卿结为“伉俪”。

每个时代都有每个时代的结婚年龄，而每个时代的婚龄，又是受每个时代的政治、经济形势所左右。秦末动乱，楚汉相争，土地荒芜，人口锐减。以致西汉时，惠帝曾诏令天下“女子十五（岁）以上至三十（岁）不嫁，五算”。即是说，“凡十五岁以上未嫁的女子，一人要交纳五个人的人头税。他们害怕处罚，纷纷早嫁。”比如着名史学家、教育家班昭，“十四岁时，便执箕帚于曹氏之家。”而汉代乐府《陌上桑》亦云：“罗敷年几何？二十尚不足，十五颇有余。”此时的罗敷，已为人妇，她这个“十五颇有余”与刘兰芝的17岁，大致相同，该是一个年龄结的婚。由此可见，在汉代，15岁以上是女子出嫁年龄，而民间则是喜欢在17岁时打发女儿。

女子17岁结婚，这个年龄曾是春秋末年越王勾践规定的法定婚龄：“凡男二十，女十七不婚者，有罪及父母”。汉代庐江府域，绝大部分在江淮之地，春秋末年曾入越国版图。这说明，时间虽到了东汉，江淮民间仍保留着春秋末年越国的部分婚俗。

二、家长对儿女婚事的霸道

铸成《孔雀东南飞》悲剧故事的，主要是因刘兰芝“为仲卿母所遣”。仲卿母者，兰芝的婆母也。是这个老太婆的淫威，造成了儿子与媳妇婚姻的解体；造成了媳妇“举身赴清池”、儿子“自挂东南枝”的恶果。

这位婆婆为何要“遣归”她的儿媳呢？是不是儿媳的才能与道德上发生了什么问题呢？让我们来看看诗中的描述。

先看刘兰芝的劳作与才能：“鸡鸣入机织，夜夜不得息，三日断五匹。”“昼夜勤作息，伶俜萦苦辛。”看来，刘兰芝才能上是好样的。道德上呢，按当时的标准，刘兰芝也是高水平的。这是因为：

第一，她对丈夫的情感上是忠心耿耿：“君既为府吏，守节情不移。贱妾留空房，相见常日稀。”尽管焦仲卿因任府吏，不常回家，刘兰芝则能独守空房，感情专一，守节不移。第二，她对公婆，是事事顺从：“往昔初阳岁，谢家来贵门。奉事循公姥，进止敢自专？昼夜勤作息，伶俜萦苦辛。谓言无罪过，供养卒大恩。”自打成为焦家媳妇之日起，刘兰芝是事事遵从“公姥”，她自己认为没什么过错，只想好好侍奉他们一辈子，以报答他们的“大恩”。

至于“妇容”，刘兰芝更是光彩夺目：“着我绣夹裙，事事四五通。足下蹑丝履，头上玳瑁光。腰若流纨素，耳着明月珰。指如削葱根，口如含朱丹。纤纤作细步，精妙世无双。”焦仲卿对这位妻子，是十分满意的。当他闻之母亲要将爱妻“遣归”，他“堂上启阿母”，去为妻子辩争：“儿已薄禄相，幸复得此妇。结发同枕席，黄泉共为友。共事二三年，始尔未为久。女行无偏斜，何意致不厚？”焦仲卿得到的，却是母亲的斥责：“此妇无礼节，举动自专由。吾意久怀忿，汝岂得自由？”当“府吏长跪告”，发誓“今若遣此妇，终老不复娶”时，这位老太婆，则“槌床便大怒”起来：“小子无所畏，何敢助妇语！吾已失恩义，会不相从许！”儿子求情、跪告，皆不允，她非要“遣归”贤慧的儿媳；非得“棒打鸳鸯两分离”不可，否则好象就出不了她心中恶气似的。简直是蛮横绝顶的霸道作风！

在刘兰芝离夫归省之后，主宰她再嫁婚姻命运的，则是他那位“性行暴如雷”的“亲父兄”。

刘兰芝在被“遣归时”，丈夫焦仲卿曾与之有誓约。焦盟：“暂不相隔卿，且暂还家去，吾今且赴府。不久当还归，誓天不相负！”刘誓：“不久望君来。君当作磐石，妾当作蒲苇，蒲苇韧如丝，磐石无转移。”这些誓词，在这位骄横的“刘大”眼里，不值分文。他满脑子的金钱、地位，说妹妹拒嫁，是“作计何不量？”他认为：“先嫁得府吏，后嫁得郎君，否泰如天地，足以荣汝身。”在“劝说”的同时，他对兰芝还施加威胁：“不嫁义郎体，其往欲何云？！”刘兰芝被逼得走投无路，只得说出这样的话：“理实如兄言。谢家事夫婿，中道还兄门，处分适兄意，那得自任专？虽与府吏要，渠会永无缘。登即相许和，便可作婚姻。”

这充分地说明，在汉代，人的爱情、婚姻，完全操纵在家长手中，得任凭这些“家长”们宰割。当事人“长跪”也好，“结誓不别离”也罢，都无济于事，打不动这些恶势力者的铁石心肠；同时也充分说明这样一个真理：“当事人双方的相互爱慕，应当高于其他一切，而成为婚姻基础的事情，在统治阶级的实践中，是自古以来都没有的。”在封建社会，“夫妇之爱……不是婚姻的基础，而是婚姻的附加物。”

这里我们要问，“焦母”与“刘大”一个逼兰芝离异，一个逼兰芝再嫁，他们内心世界究竟为的是什么？前面已述，刘大逼迫其妹再嫁是为了金钱、地位，在他眼中看来，“先嫁得府吏，后嫁得郎君”是划得来的事。因为“府吏”与“郎君”的地位高低有天地之差（“否泰如天地”）。看来主要是攀附贵门的门第思想在“刘大”头脑中作怪。那焦母想的是什么呢？

让我们来看看“上堂拜阿母”时，焦母是如何劝儿子的：“汝是大家子，仁宦于台阁。慎勿为妇死，贵贱情何薄？”焦仲卿虽只是太守府里的小职员（“小吏”），在焦母眼里，非刘兰芝所能比，自认为儿子是“大家子”，将来还要到朝廷里（“台阁”）做大官；因贵贱不同，休掉刘兰芝不算是薄情。这些诗句，足以说明婚姻的门第观念，在这位焦母头脑中的毒害极深。

总而言之，逼兰芝离婚、迫她再嫁，主宰她命运的恶势力家长，为的都是一个“门第”。事实地说明了这样一个问题：汉代时，“门第之见，则已渐入人心”，表现在缔结婚姻上尤最。而焦仲卿的母亲与刘兰芝的“亲父兄”，则是“民间婚娶之扳援门第者”的突出代表。

三、离婚与再婚现象的普遍

《孔雀东南飞》的诗句告诉我们：汉代男女婚后的离异，是一种普遍的社会现象，而这种社会现象的表现形式，则多是男方对女方的离异。

男方弃离女方，古称弃妻、出妻、休妻，《孔雀东南飞》则称之“遣归”。按古礼，弃妻得有理由，原则上说有七种休妻的理由，涉及一家，妻子则可以被休弃。《公羊传》何注云，这“七弃”的具体内容是：“无子弃，绝世也；淫佚弃，乱类也；不事姑舅弃，悖德也；口舌弃，离亲也；盗窃弃，反义也；嫉妒弃，乱家也；恶疾弃，不可奉宗庙也。”而诗中刘兰芝的被“遣归”，则与这“弃妻”原则均无涉。因为，她结婚才“二三年”谈不上“无子”；她“守节情不移”，沾不上“淫佚”；她“昼夜勤作息”、“奉事循公姥 ”，算不上“不事姑舅”；诗中更反映不出刘兰芝有什么“口舌”、“盗窃”和“恶疾”。况且，这种离异，不是丈夫焦仲卿的本义；而是焦仲卿的母亲压迫所致。

刘兰芝的行为，没有一项触及“七弃”，还是被“遣归”了。这说明，汉代的女子在家庭关系中地位的低下，低下到了家奴的地位。婆与媳的关系，如同主与奴。“家主”可任意打发她的“家奴”。对“家主”的行为，社会无人去制裁；遭迫害的“家奴”，没有一点法律的保证。正如列宁所揭示的：古代“在一切文明的甚至是最先进的国家里，妇女都处在被称为家庭奴隶的地位。”汉代的中国，堪称是当时世界最先进的文明大国，但刘兰芝一类妇女仍逃不脱“家奴”地位。从《孔雀东南飞》刘兰芝被婆母强行“遣归”一事，可以看出汉代的封建家礼中，婆媳之间是最残酷、最不公平的。

《孔雀东南飞》对被遣归回到娘家的刘兰芝的心情，是这样描写的：“入门上家堂，进退无颜仪。”刘兰芝自觉进与退都感到丢脸，说明她精神上的被摧残。她的被“遣归”，还使母亲大吃惊：“阿母大拊掌，不图子自归！”阿母的吃惊反应，道出了汉代的一种风俗：出嫁女一般情况下非娘家派人去迎接，是不能回娘家的（“归省”），自行回家就是被男家休弃的表示。

《孔雀东南飞》还写了刘兰芝被休弃、丈夫焦仲卿“亲送”的一段情景：“府吏马在前，新妇车在后，隐隐沉甸甸，俱会大道口。下马入车中，低头共耳语，……举手长劳劳，二情同依依。”这些诗句又告诉我们一种风俗：汉代时，娶妻得丈夫去“亲迎”，而离婚时，也得丈夫去“亲送”。人都遭“遣归”了，“亲送”有什么用？这不过是一种虚伪的封建婚姻制度的遮羞布。当然，焦仲卿与刘兰芝感情深厚，不同一般夫妻，所以才出现“举手长劳劳，二情同依依”的感人肺腑的场面。

刘兰芝被“遣归”，成了离婚女。人们要问一个社会问题：汉代的离婚能不能再嫁？有没有男子愿要这种“二婚头”女子？《孔雀东南飞》诗中，是这样说的：“还家十余日，县令遣媒来。”媒人是来给县令的“第三郎”提亲的。这边刚刚婉拒，那边又来了太守的媒人：“媒人去数日，寻遣丞请还。……直说太守家，有此令郎君，既欲结大义，故遣来贵门。”

刘兰芝被“遣归”才“十余日”，即有人上门提亲，提亲的媒人第一位是“县令”所遣，第二位是为“太守”的“令郎君”服务。刘兰芝处女时所嫁的，仅是“庐江府小吏”，作为再嫁女，来提亲欲娶她的，则是县令的“第三郎”、太守的“令郎君”。男方的地位高多了！而且，这两位“令郎”均是初婚，人长得也漂亮：县令“第三郎”是“窈窕世无双”，“便言多令才”！太守的“令郎君”，更是“娇逸未有婚”。

更使人惊奇的是：刘兰芝17岁出嫁，又与焦仲卿“共事二三年”，大致年龄总有20上下了吧，可县令的“第三郎”，仅仅是“年始十八九”的小伙子，一个年轻的美公子，倒要娶一位比自己年龄大的“再婚女”。这也是汉代的一种时尚。

《孔雀东南飞》诗句，关于离婚和再嫁上的描写，使我们得知：汉代的婚姻习俗是允许离婚，同时允许离婚女再嫁，而且民间与官家都愿娶这种“再嫁女”。放眼有关汉代的文献，这种婚俗的例子，也比比皆是：

汉景帝的丈母娘藏儿，是个改嫁女；景帝的王皇后，也是个“二婚头”；武帝的姑母“馆陶大长公主”窦嫖，五十多岁的老寡妇，还嫁了个小丈夫董偃；光武帝的姐姐湖阳公主也是寡妇再嫁；身为高祖刘邦的赵王张耳，娶的就是再嫁女；大政治家陈平呢，老婆是死了五位丈夫、第六次嫁给他的寡妇妻；类似刘兰芝命运的汝南邓元义妻，婆媳不合被遣归，家娘又把她嫁给了朝廷的“将作大匠”华仲；而流传几千年的卓文君与司马相如的爱情故事，说到底，也是再婚女相情郎！

这说明，“两汉不但民间对寡妇改嫁不怎么在乎，官家也一样的不怎么在乎。”“尽管汉武帝独尊儒术，尽管班昭《女诫》一再鼓吹‘夫有再取（娶）之义，女无二适’之文”，但是汉代的“一妇不嫁二夫”的观念还是淡薄的，贞节观的要求远非后世宋代那么强烈。

四、缔结婚姻的“六礼”

缔结婚姻的“六礼”，即是六道程序，见于《仪礼·士昏礼》。具体地说即是“纳采”、“问名”、“纳吉”、“纳征”、“请期”、“亲迎”。过六道“关”，婚姻才算告成。汉武帝独尊儒术，民间嫁娶亦多沿此俗。

根据宋代程颢、程顾《二程集·礼·婚礼》解释：“纳采，谓婿氏为女氏所采，故致礼以成其意。”说通俗一点，即送礼求婚，“男方托媒人带上礼品，到女方家中，提出男家的某男想娶女家的某女，征询意见。这是整个婚姻过程的第一步，俗称为“提亲”。

《孔雀东南飞》是这样描写“纳采”的：

“还家十余日，县令遣媒来。云有第三郎，

窈窕世无双。年始十八九，便言多令才。

阿母谓阿女，汝可去应之。阿女含泪答，

兰芝初还时，府吏见丁咛，结誓不别离。

今日违情义，恐此事非奇！自可断来信，

徐徐更谓之。阿母白媒人：贫贱有此女，

始适还家门。不堪吏人妇，岂合令郎君？

幸可广问讯，不得便相许。”

这段描写，可堪称汉代“纳采”全过程：媒人上门提亲，女方因故婉拒，媒人只得离去，婚姻不成，然话说得却非常的客气。

“媒人去数日，寻遣丞请还……直说太守家，有此令郎君！既欲结大义，故遣来贵门。”这一段也是“纳采”。因有刘兰芝长兄的逼迫，只好违心答应：“登即相许和，便可作婚姻！”“纳采”，成功了！

接下来应是“问名”，也就是民间所说的“开八字”。媒人带礼品来到女家，女方家长将“纳采”时所议之女的姓名、年龄、生辰八字，写在一个纸或帛娟上，由媒人带回男方。有的地方又称这种礼仪为“写红贴”。《孔雀东南飞》没有提到“问名”一事，可算是一种特殊。

《孔雀东南飞》，既未谈“问名”，也就没有写“纳吉”。所谓“纳吉”，是说男方取回女子的生辰八字，再把男子的生辰八字也开出来，一起拿到祖宗牌位前，焚香、卜卦，问祖宗这门亲事吉利与否。人们把求妻的这种卜卦仪式也称之为“凤占”。民间俗称“合八字”。

“纳征”，又称纳币。《二程集·礼·婚礼》云：“征，证也，成也。用皮帛证成娶妇之礼。”实际上就是民间所说的“割彩礼”、“下聘金”。当时的彩礼除货币外，还有玄纁、束帛、俪皮、羊等。玄纁，即黑色币帛，纁象征天，缚象征地，意景婚姻“天地之合”；束帛，即捆成捆的帛，五匹为一束；俪皮，是指成对的鹿皮；羊，则象征吉祥。汉代的聘金，十分高昂。王莽聘杜陵史氏女为妻，聘金高达黄金三万两。《孔雀东南飞》中的那位太守，为娶刘兰芝为儿媳，花的聘金也不少；“赍钱三百万，皆用青丝穿。杂彩三百匹，交广市鲑珍。”为一个儿娶媳，得花上“三百万”的钱、“三百匹”的各色彩绸，数字也真算吓人。更吓人的是，要到交、广两州去买（“市”）山珍海味（“鲑珍”）。汉朝时的交州和广州，即在今天之广西壮族自治区和广东省一带，而当年的庐江府，郡治则在安徽省潜山县，在当时交通不发达的条件下，到千里之外的交、广二州去采买，谈何容易！可见官宦之家娶亲的豪侈。

“请期。”《二程集·礼·婚礼》解释是：“实告婚期也，必先礼请以示谦。”聘礼交割以后，男方让媒人拿写着结婚日期的红贴，到女方去征询意见。女方一般得听从男家的安排。《孔雀东南飞》诗中述到，刘兰芝再嫁具体日期，是男方家长——太守定下来的。太守得到媒人所转达女方同意这门亲事的答复之后，马上忙乎了起来：

 “府君得闻之，心中大欢喜。视历复开书，

 便利此月内，六合正相应。良吉三十日，

 今已二十七，卿可去成婚。”

从行诗中可见，汉代的婚期确定，得是皇道吉日，这吉日的选定，得“视历复开书”，还需月建与日辰相合，也就是“子与丑合，寅与亥合，卯与戌合，辰与酉合，已与申合，午与未合。”统称“六合”。汉代这个以历书择婚期的习俗，一直影响到中国的近现代，至民国期间，黄河流域、江淮大地民间婚期，还大多是靠“翻老皇历”来确定。

《孔雀东南飞》中，那太守派人去刘家“请期”时，场面是相当气派的：

  “交语速装束，络绎如浮云。青雀白鹄舫，

   四角龙子幡。婀娜随风转，金车玉作轮。

   踯躅青骢马，流苏金镂鞍。……从人四五百，

   郁郁登郡门。”

这浩浩荡荡的大阵势，就是为了把结婚具体日子告知女方。所以才有刘母告诉女儿兰芝的话：“适得府君书，明日来迎汝。”

婚期既定，女方得准备嫁妆。这嫁妆，首先得包括出嫁女的衣饰。《孔雀东南飞》有关嫁妆事，是这样写的：

“阿母谓阿女，适得府君书，明日来迎汝，

 何不作衣裳？莫令事不举！阿女默无声，

 手巾掩口啼，泪落便如泻。移我琉璃榻，

 出置前图下。左手持刀尺，右手执绫罗。

 朝成绣夹裙，晚成单罗衫。”

汉代的嫁女陪嫁妆，也是豪侈成风，嫁女攀比成俗。比如：一贫如洗的陈平，就是因为讨了个富人孙负的孙女，就是这位六次再嫁女的嫁妆，使得他日后“斋用盆饶，游道日广”；即使是私奔的卓文君，她的父亲卓王孙也是陪嫁了“僮百人，钱百万，及其嫁时衣被财物。”因刘兰芝是被迫改嫁，婚期又紧，是特殊情况，所以诗中反映出的嫁妆并不多。

“亲迎”。是“六礼”中最后一道礼仪。是指新郎到女家去亲自迎娶新娘。按汉时的习俗，是黄昏时刻，新郎得穿黑色礼服，乘黑漆漆的车子，或乘黑色骏马，随从得几十人至上百人，前有执导，后有众涌，浩浩荡荡，热热闹闹。《孔雀东南飞》对这一节写得不多，留下仅“其日牛马嘶”一句。不过，我们从这一句话，也可窥探出亲迎日的车马之盛。

作为反映汉代婚姻风俗的最典型伟大诗篇，《孔雀东南飞》给人们留下的汉代婚俗，远远不止上述四大方面，还有很多很多。这里再谈它一二：

第一，关于汉代年轻人相爱的誓言。

刘兰芝被焦母“遣归”，焦仲卿送她，路上她们为忠贞爱情发出了誓言。焦仲卿是指“天”发誓：“誓不相隔卿……誓天不相负。”而刘兰芝则是以“磐石”、“蒲苇”作比：“君当作磐石，妾当作蒲苇”他们希望：“蒲苇韧如丝，磐石无转移”。“天”的神威之大，不必说它，单讲这“磐石”、“蒲苇”吧。所谓“磐石”，即是大石。爱情以大石为誓，是因为自古以来中华民族就有“崇拜大石”的心理；“莆”是菖莆草；“苇”指的是芦苇。蒲与苇，二物皆是又柔软又坚牢的物件。磐石、蒲、苇，都是举目可见的普通物，说明当时的时尚。

为爱情发誓言，汉代时已很盛行。与《孔雀东南飞》大致同时出现的乐府诗《上邪》，就是首爱情誓言诗：“上邪！我欲与君相知，长命无绝衰；山无棱，江水为竭，冬雷震震，夏雨雪；天地合，乃敢与君绝！”这就是说，汉代时，已把人的伦理道德渗透到了爱情生活之中，一直影响到今天，也就是人们所称的“山盟海誓”。

 第二，关于汉代的“青庐”之制。

《孔雀东南飞》揭示了一个婚俗：汉代的婚礼，是在“青庐”之中完成的。诗云：“其日牛马嘶，新妇入青庐。”

所谓“青庐”，就是用青布幔搭成的举行婚礼的棚子。有的人根据唐人段成式《酉阳杂俎》记载：“北朝婚礼，青布幔为屋，在门内外，谓之‘青庐 ’”。认为此俗六朝时期的“北朝”才有。《孔雀东南飞》就告诉了我们：远在东汉，民间婚娶即有了“青庐”之俗，至今江淮大地偏僻乡下，结婚时仍使用“青庐”，用的仍然是青布幔，只不过将“青庐”之名改成了“喜棚”。

产生于东汉建安时代的《孔雀东南飞》，是一篇伟大的千古绝唱。单从民俗学角度来观察，它无愧是反映汉代婚姻、爱情风俗的宝库。我们的民俗学工作者、历史学研究者都应该到此“宝库”中去探宝，这对于今天的中国婚姻制度史、妇女家庭关系史的研究以及这方面的改革，都是大有稗益的。

另外，东汉末年的庐江郡，不仅郡治在今安徽潜山县，而且所辖十二县中有十县属今安徽省境。潜山、怀宁两县交界地还有“焦吏港”，又名“小吏港”，据清《怀宁县志》记载：“小吏港者，以汉庐江小吏焦仲卿得名。”小吏港附近有焦仲卿传说故里“焦家畈”（属今潜山县境）、刘兰芝的故里“刘家磡”（属怀宁县境），还有“华山”，还有“华山傍”的焦、刘合葬墓。更奇特的是，那里民间还传承着《孔雀东南飞》中描述的不少婚俗。对这些奥妙的探讨，笔者将专文论述，恕不在此篇赘叙。容笔者的笔端，就此打住。

            （本文作者系国家一级研究员、安徽省博物馆副馆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