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阅读照亮教育之路

——作家安黎答《教师报》问

在世界读书日来临之际，《教师报》就教师的写作和阅读及家庭教育等问题采访了作家安黎。以下是采访实录。

《教师报》：在新时代，教师的写作热情日益高涨，他们把自己的喜怒哀乐付诸笔端，以您的视野，当下教师的写作现状如何？怎样看待教师的写作？

安黎：文学是植物，文化是土壤，文学唯有附着于文化，并受之于文化的滋养，才能根深叶茂。文化素养欠缺的人，即使再对文学热情似火，都注定徒劳无获。相对而言，教师大都接受过较为完整的系统教育，至少具备了从事文学活动的一定的文化基础，若想从事写作，单就起点，就普遍高于其他群体。文学是人学，是人内心表达之需和倾诉之欲的衍生物。作为个体，教师也有喜怒哀乐，也有表达和倾诉的需要，于是很多教师，脚踩两只船，教学之余，也伏案写作。写作进入的门槛很低，英雄不问出处，医生可以写，保安可以写，厨师可以写，屠夫可以写，教师当然也可以写。大批量教师的加入，扩充了作者阵容，为文学的花红叶绿，增添了一抹春色。

教师是个笼统的概念，幼儿园的幼教是教师，大学的博导也是教师。因站位和知识储备的差异，教师的写作水平亦参差不齐，很难笼统地妄下结论。其中，有人先成为作家，尔后才移步教育；有人从事学术研究，兼顾文学创作等。比较而言，大学教师的写作实力更为强劲一些，其因在于他们的阅读更丰饶，视野更开阔，认知更通透，文笔更娴熟；而中小学老师尽管在写作上也很努力，个别人也出类拔萃，但总体的文学水准，却在低层次徘徊，未能摆脱作文的框架。分析原因，似乎总有一道高墙，阻碍着他们的视线，围堵着他们的思维，让他们无法瞭望到更为遥远的风景和更为现实的烟火，无法思考更具根本性的命题和更为深层次的因果逻辑，于是只能止步于浮光掠影的简单化写作，很难写出关乎人类命运、关乎世情民意、关乎生命原色的高难度作品。写作，考验的不仅是写作者驾驭文字的能力，而是其综合素养，包括阅读视野、认知层级、社会阅历、洞察深度，以及天赋高低和创新有无等的映现。一根葱，毕其一生，也长不成一棵树；一只雀，殚精竭虑，也抵达不了云霄。思维循规蹈矩的人，缺乏独立价值判断的人，从本质上，是不大适合从事文学创作的。

更为重要的是，在审阅《美文》下半月刊期间，我惊讶地发现，大量中学语文老师，竟然连基础性的问题都未能解决。何为基础性的问题？那就是标点和“的地得”的合规使用，以及字词句的正确搭配。当然，这些症结，不仅多发于教师的文本里，而且是一种普遍性的存在。就连那些声名如雷贯耳的所谓大作家，能够避免此类疾患者，也屈指可数，恐怕连百分之五都不到。这样的现状，不能不让人为汉语的处境捏着一把汗。过去还有“一小撮”老学究，顽固而又僵化地执著于咬文嚼字，充当着汉语的啄木鸟，致力于捍卫汉语的严肃性和纯洁性，但随着他们的相继离世，汉语的原有体系和架构，在不断地蚕食和荡涤中，已面临着垮塌的危局。而教师在这方面的缺失，更具致命性，因为他们不但误导自己，还会误导一代代的学生。现在不少文科博士生，语法混乱，标点错用，“的地得”谬误百出，无疑与他们在中小学基础训练的不足或不当有关。

教师的写作，其正面而积极的价值不言而喻，尤其是语文老师，写作对于教学，毫无疑问会带来相辅相成的促进作用。没有写作实践，却教孩子写作，如同不会驾驶，却指导人开车那样，能教出成效吗？没有写作实践经验，就只能按照教条和概念照本宣科，又怎能把写作的真谛与真经传达给学生？

《教师报》：您认为，阅读与写作在教师职业生涯中起到了怎样的作用？

安黎：记忆中，曾看过一篇网文，言辞很激烈，指斥教师早已沦为新时代的文盲群体云云。依据是，大量的教师日常并不读书，对新知识与新观念，缺乏应有的吸纳和接受。这样的批评，当然有言过其实之处，一竿子打翻一船人，对于那些阅读不辍和思考不息的教师，显然有失公允。但冷静思之，此等言论也并非空穴来风。

不读书的弊端是显而易见的，尤其是教师，如果不阅读，久而久之，很容易观念狭隘，知识老旧，如此，别说履职了，是不是一个现代人，都令人怀疑。

读书之于教师，有哪些好处呢？好处当然很多，比如丰盈知识储量，塑造健全人格，扩大知识视野，提升认知层次，以及熟稔教育的本质和规律……凡此种种，其目的，无疑会促使自己更优秀，更卓越。优秀了，卓越了，才配为人师表，才能赢得敬重，也才能在教学中游刃有余并“因材施教”地促成自己学生的木秀于林。

当然，仅有阅读是远远不够的，最好还能练就出一支过硬的笔头。也就是说，还要辅之以写作。阅读是蜜蜂采花，写作是蜜蜂酿蜜。写作之于教学，是如虎添翼；之于个人的发展，是修路架桥。尤其对语文老师而言，写作几乎是一项必备的技能，犹如驾车之于司机，打铁之于铁匠。言传身教，只有空洞的说教，而无身体力行的示范，提升学生的写作水平，就成了一句空话。

不会游泳，却能当游泳教练，甚至要立志于培养游泳冠军，这样的传奇有人信吗？

《教师报》：教师如果长期坚持阅读与写作，怎样才能让文字更优美、思想更纯粹？

安黎：一是读经典，一是苦练笔，缺一不可。

经典的读本不但给人以心灵的滋养，也能给人以写作的启悟。也就是说，欣赏了别人的锦缎，才知晓自己的布匹应该如何织造。众所周知，借鉴是写作的有效途径。但也不要误解借鉴，把借鉴混淆于照猫画虎。借鉴，是用他人的思考激活自己的思考，用他人的修辞启悟自己的修辞，用他人的表达角度启迪自己的表达角度。

阅读是建立自己的价值坐标和形成自己的思想体系的重要一环，但不是全部要素。除却阅读，还需要对现实进行深度地透析，对历史进行明晰地梳理，对每一种社会现象和每一个生活事件进行有效地分析，养成鞭辟入里的思考习惯，从一片叶子中感受秋天的气温，从一缕微风中观察气象的变化，如此才能成为一个思想者。思想的有无，是衡量作家大小的主要参数，思想苍白，文字再楚楚动人，都是小作者而不是大作家。

当然，有思想而无好语言，也构不成理想的文本。语言是文学的第一道门迎，直接决定着文学的肌肤、体态和气度。优美的语言，来自于铁棒磨成针地持久磨砺，来自于呕心沥血地“吟安一个字，捻断数根须”。勤耕耘，才能成为庄稼行里的老把式；同样的道理，写得多，才能写得更为出色。没有缝隙可钻，没有捷径可走，唯有老老实实地实干加巧干，才能字字珠玑，信服于人。

《教师报》：文学是人学，教育是育人。请您谈谈，作家的写作和教师的育人有何相同、不同之处？

安黎：文学和教育，貌似路径不同，但都能通向“罗马”。也就是说，两者的目标，殊途同归地趋向一致。育人，不能将其简单化地理解为灌输知识，而是要致力于促进人健康而全面的成长，包括塑造人豁达而宽厚的人格，培育人正直而善良的品性，培植人自律而谦卑的教养，锻造人百折不挠的意志，以及赋予人生存的一技之长和生活的优雅体面等。文学的旨意，很大一部分与育人是重叠的。因此在教育中掺杂文学，那是火上浇油，锦上添花，而非伤口撒盐，塞翁失马。教学的间隙从事写作，只能促使教学的更上一层楼。

当然，文学与教育，毕竟属于两个领域，时有重叠但不完全重合，价值趋同却路径有异。最大的不同，就是写作属于私域的私事，可以情绪化，可以信马由缰，可以随心所欲，自己俨然就是自己的君王；但育人，却属于公共领域的公事，应戒除情绪化，立足于理性，更不能口无遮拦。育人，既需要耐心，又要讲究艺术。把安身立命的做人道理，把课本内外的诸多知识，像滴灌一样润物细无声渗透着学生的心田，难以一蹴而就，需要一个漫长的过程，切忌拔苗助长。

《教师报》：请您推荐一些书给教师。关于教师的阅读与写作，您有什么建议？

安黎：在很多讲座和文章里，我都表达过这样的观点：读书很重要，但读什么书更重要。当今的出版物铺天盖地，但实话实说，大多皆为废纸。很多的作品，连鸡汤的档次都够不上，堪比病菌和毒药，一旦吮吸，不但起不到滋补的作用，还有可能瘫痪神经，导致无法疗治的脑瘫。很多人天天忙着阅读，不是越读越清醒，越读越聪明，而是越读越愚昧，越读越脑死亡。

那么，究竟哪些书才是书海里的真金白银，让人能从中受益呢？我个人的看法是，那些有先进观念、有文明坐标、有思想容量、有真知灼见、有事实依据、有人性意识，并艺术独具的读本，才是掏挖不竭的富矿。

我不主张把太多的精力，像追星一样，用于逐猎当下的热点书籍上。那些书籍，可能高烧那么一阵子，但很快就会偃旗息鼓，转入无人问津的境遇。名著，不等于经典。未经时间的大浪淘沙，叫卖声哪怕再撼天动地，作品的品质都无比地可疑。在有限的生命里，阅读一些古今中外久经考验的经典，读书才会避免劳而无功和误入歧途。就中国而言，可以从《诗经》、《楚辞》开始读起，然后诸子百家，再然后《汉书》、《三国志》、唐宋诗词、唐宋八大家散文、元曲元剧、明清话本，一路读到五四时期的作品。就世界而言，从古希腊神话开始读起，然后《荷马史诗》、但丁的《神曲》，再莎士比亚、薄伽丘、莫里哀、拜伦、雪莱、莱蒙托夫、惠特曼、波德莱尔、狄更斯、雨果、巴尔扎克、莫泊桑、托尔斯泰、契诃夫、普希金、屠格涅夫、陀思妥耶夫斯基、索尔仁尼琴、略萨、鲁尔福、马尔克斯、海明威、福克纳、斯坦培克、卡夫卡、加缪、海勒、冯尼特、贝克特、伍尔芙、乔伊斯、普鲁斯特、怀特、托马斯曼、川端康成、普宁、帕斯捷尔纳克……大师数不胜数，作品琳琅满目，每一个名字，皆若熠熠星座；每一个名字后缀的代表作，皆若巍巍之巅。

当然，仅读文学作品是远远不够的，还应有更为广泛的阅读，甚至是全覆盖的阅读，包括植物学、动物学、历史学、地理学、社会学、经济学、哲学、法学、宗教学、考古学、军事学等重要著述，如此才能通透地了解世界和洞察现实。不读弗洛伊德，就不知道“精神分析说”的奥妙；不读尼采，就不知道“悲观主义”的源头；不读柏格森，就不知“直觉主义”的原理；不了解印象派、抽象派、达达主义、野兽派等，就不知道梵高、毕加索、莫奈和马蒂斯等的绘画风格为何与达·芬奇、米开朗基罗、列宾如此地迥然相异；不读洛克和哈耶克的著作，就难以完成头脑的更新换代和思维的现代化……大量的阅读，一是明白各个学科最高的山峰在哪里，有多高，以做到心中有数；二是通过阅读，自己的视野、心胸和格局也会随之得以扩充；三是汲取那些优秀典籍的优长和经验，给自己的写作以有益地引领。

写作，没有捷径，唯一的方式就是苦练。地基能挖多深，墙就能砌多高，不读层叠如山的书籍，不写几麻袋的草纸，就幻想成为文学大家，决然没有那种可能性。

《教师报》：2019年，您的纪实文学《那些家长》出版，引发热议。此书选取了十四个案例来呈现各种状态的家长在教育孩子方面的得失，有教育成功的案例，也有教育失败的案例。您希望这部书能给家长们带来怎样的改变？

安黎：《那些家长》出版后，遭遇了一波一波的疫情冲击，计划中的不少推广活动不得不被迫取消。尽管如此，它还是在家长中产生了一定的热议，给我打来咨询电话的家长不少于一百位，涉及八个省市；把孩子亲自领到我面前的家长，也多达八十多个。越是和孩子接触，我越是感到心如刀绞，也越是感到矫正家庭教育方式的紧迫性和必要性。很多孩子，在家长的无知无觉中，心理疾患早已潜伏并发育，让人无不为他们的命运走向而忧心。一个一个孩子的自杀，就是抛向社会的惊叹号，更是敲给父母的警钟！

这部书现在已在筹备第三次印刷，说明书中的言说，是契合当下的现实症结和现实需要的。

书中正面的例子，我希望能成为家长的一面镜子，或一个样板，既能让家长从中看见自己的缺憾，也能引领家长改变自己自以为是和习以为常的家庭教育模式；书中反面的例子，我希望能成为一剂药，疗治那些深陷误区却执迷不悟的家长，以催化他们的苏醒和反思。书中有故事化的情景复原，也有对案例的解析，更有我为家长开具的药方。我研究过很多社会精英人士的成长历程，发现没有任何一个人的成功，源自于无休无止地喂养和逼迫。他们之所以屹立于社会的潮头，历经坎坷而不倒，那是有一个强大的内心作为支撑。而这种内心的形成，与各等补习班无关，与“棍棒底下出孝子”的理念无涉，却与年少时感受到的爱、关怀、鼓励和循循善诱地引导等紧密相连。父母是孩子的榜样，父母希望自己的孩子成为怎样的人，自己先要成为怎样的人。

《教师报》：《家庭教育促进法》于今年1月1日实施，家庭教育由“家事”上升为“国事”，请您谈谈您心目中良好的家庭教育是一种什么样的状态？家校如何沟通，实现协同育人？

安黎：《家庭教育促进法》的颁布，家庭教育由“家事”上升为“国事”，的确值得庆贺。一则说明家庭教育的质量，不仅关乎于一个家庭的幸福，也关乎于国家民族的未来；二则说明家庭教育的弊端已经异常突出，乃至于需要国家以立法的方式予以干预。然而回归现实的层面，却是法律的归法律，行为的归行为，两者时常两张皮，很难将其合拢。也就是说，制定法律容易，但把法条落实在行动上却很难。原因在于，家庭教育归根结底属于私下的活动，隐匿性极强，外人无法目睹，法律更是有劲使不上。家庭教育的改善与优化，最终还得有赖于家长的自觉，并无其他途径。唯有家长学法懂法，并沿着法律的轨道行事，才不至于使法律沦落于一纸形式。最为切实可行的办法，就是家长和学校，形成相互制约和相互监督的有效机制，以防止对孩子额外侵犯和层层加码。家长之所以也要监督学校，其因在于学校也是滋生学生超重负担的源头之一。学生要减负，仅有家长剃头担子一头热显然是不行的，还需要学校“以分数论英雄”的评价体系的瓦解和填鸭式、漫灌式的教育手段的解体。简而言之，不釜底抽薪地破解应试教育的死结，家长暗中的攀比，学生气喘吁吁的奔跑，就难以停歇下来。

教育是个系统工程，非一方之责任。社会风气的优劣、学校教育的短长、家庭教育的得失，都会给一个孩子的成长造成正面或负面的影响，无一能置身事外，也无一可以罔顾。教育得当，是拯救；教育失当，则是毁灭。

《教师报》：谢谢您！

嘉宾简介：

安黎，一级作家，在国内外百余家杂志上发表着各类文学作品有600余万字；有长篇小说《痉孪》《小人物》《时间的面孔》，小说集《丑脚丫踩过故乡路》，纪实文学《那些家长》，诗集《走进人的丛林》，散文集《我是麻子村村民》《丑陋的牙齿》《耳旁的风》《别样的发现》《石头发光的地方》等十余部，诸多作品被编入多个省市的语文辅导教材或被《作家文摘》《读者》《散文选刊》《散文海外版》《中华文学选刊》《杂文选刊》等转载，并有部分作品被翻译成英、日、韩、蒙古、哈萨克文等多种文字，在相应的国家和地区刊发、出版，被《文艺报》誉为“思想的王国，语言的石匠”，现为《美文》杂志副主编。

——来源：《教师报》蔡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