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工房追忆许培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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散文随笔 |
情随境迁。今年秋季多雨,缠缠绵绵地下了一场又一场。我利用暑期之闲,围绕家乡村庄转了几圈,忽然发现儿时记工房遗址。
往日的记工房已不复存在了,取而代之的是一栋红砖瓦房。穿过层层残垣断壁,依稀还能找寻到过去的蛛丝马迹。进入秋季以来,记工房小院内草木繁盛,一派葱茏。我立足于小院内,静观默想,儿时生活的一幕幕画面,又像是一部影片在脑海中上演起来……
儿时的记工房,位于我们百年老屋的南端不远处,用步履来丈量,大约相距50余步,因此这里成为我儿时的常去处。在我的记忆中,记工房大致有3间,正屋面南而立。泥墙壁草披房,有3个木棱窗户,冬日透风,夏日进雨,委实简陋得很,但那时确是我的乐园之一。
20世纪70年代,乡村实行大集体生产,村民的劳动报酬以工分计。那时,一年四季中,村民大都会不辍劳作于田间或小工厂作坊等,每到傍晚,记工房便成为大家的聚居之地。一般是,晚饭过后不久,就开始记工了。记工时,生产队长守在旁边,记工员在账本上开始记账,假若有弄虚作假者,就会遭到队长的一阵猛批,让人下不来台。其他人则哄笑一番,接着就会人声鼎沸起来。因此,那时的记工房是一个既严肃又热闹的场所。
有人群的地方,往往就有文化的存在。小时候,我是一个很爱凑热闹的人。每每吃罢晚饭,常会下意识地溜进记工房,去央求大爷大叔们讲一些历史或民间故事。有一次,村里一位姓窦,名玉晨的老人,讲了这样一则笑话,他将现代革命京剧样板戏《沙家浜》《红灯记》《智取威虎山》给胡乱串通起来,让人觉得很搞笑。那就是,“李玉和(《红灯记》中的人物)提着红灯,走进沙家浜,打上威虎山”,话一出,大家大笑不已,“玉晨兄,你讲的这些事儿真是风马牛不相及啊!”一位村民起来戏笑说。“嘿嘿,能人哪里去不了?”玉晨老人不急不慢地回应道。于是,整个记工房哗然一片,煤油灯盏在夜风的吹拂下,忽明忽暗,笑声则在房间回荡。迄今玉晨老人去世已有数十年了,他的故事已成为一个美丽的传说。之于我,每每回忆起此事,常常会捧腹大笑不已。
记工房街门进口处是朝西向的,是一扇木制大门。门上有木栓和一把锈迹斑斑的铁锁,这是平日防止乱人入内的。但木制门由于是独扇的,裂缝多得很,如果沿着裂缝猛掀,小孩子就会从孔中钻进去或钻出来。因此倘若周日或节假日到来,伙伴们常会从这儿进入小院玩耍。
记工房小院的夏天是趣味无穷的。里面生长着几棵枝头婆娑而又高大的梧桐树,可谓浓荫密布。白昼里,大人们少有人至,却成为我和伙伴们的乐园。树荫下,我们三人一组两人一簇,打扑克,玩纸牌,蹿石子,看小人书等,欢声笑语,飘荡在小院的上空。尤其是麦收过后,正是知了们相继出土的时节,挖知了猴、粘知了,这儿也是周遭很好的去处。
到了秋深季节,记工房小院桐叶飘落,呈现出一片萧条落寞的景象。可是只要有了人气,小院就会变得活跃起来。倘有空闲,我们依然会欢聚在这儿,踢毽子,打巴盖,做游戏等。据说蜈蚣是可以入药的,我们有时还会掀开断砖来寻找蜈蚣,收集到瓶瓶罐罐中,送到村卫生室卖掉,从而换来少许零用钱,真是一桩快乐事儿。
在没有手机电脑的年代,快乐靠我们自己去创造。记工房的冬天,同样有着一种别样的欢乐场景。尤其是纷纷扬扬的大雪过后,我们在这儿堆雪人,打雪仗,放鞭炮等,处处充满着一派欢腾的气氛。有时我们会在小院中央扫出一块雪地,撒上一些麦粒或秕谷,在上方支起一张大筛子,再拴上一根细绳,躲在暗处远远地牵着,当那些急于觅食的鸟雀们进入圈套时,猛地一拉细绳,常会扣到鸟雀。无论收获多少,大家都会格外兴奋。后来才知道,这与鲁迅先生《故乡》中闰土的捕鸟法很相似,这不能不说我们那时的确太聪明了!
我的童年是快乐的,回忆是美好的。我从家乡出发到了远方,又从远方回归到家园,这是一种灵魂的栖息与安放。作家王小波在《黄金时代似水流年》一文中写到:“似水流年是一个人所有的一切,只有这个东西,才真正归你所有。其余的一切,都是片刻的欢娱和不幸,转眼间就已跑到那似水流年里去了”,因此,我的童年无论是聪慧的还是愚钝的,这都是我的生命的过往,属于我的似水流年。
基于此,记工房虽已消失了它曾经存在的原貌,但它永远刻印在我心中,它将激励我坚毅地走下去,去追寻更加遥远的似水流年。
作者简介:许培良,男,汉族,生于山东平度,中学副高级教师,青岛市十佳教育读书人物,学术专著《读书点亮教育人生》荣获 “华东地区优秀教育理论图书”;文学作品散见《山东工人报》《老年生活报》《青岛日报》《青岛晚报》《半岛都市报》《燕赵晚报》《燕赵老年报》《浙江老年报》《湛江日报》《民主协商报》《老人春秋》《山西老年》《西部散文选刊》《烟台散文》等数十家报刊杂志。现供职于山东省平度市李园街道西关中学唐田校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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