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个学校是伊万诺瓦市的公立大学。这个城市距莫斯科乘火车要八个小时左右。和副校长谈完转学事宜后，第三天我就形单影孤一个人乘上火车到伊万诺瓦。火车到达这个城市是凌晨四点中左右，没有朋友在这个学校，自然没有人来接站，当时从莫斯科出发的时候，也没有想到要与学校联系一下，问问能否能帮忙来接我，脑子里根本就没有这根弦。火车到站后，看着外面漆黑一片，只好坐在车站里，双手紧紧抱着我的背包，我所有的学费都在里面，双脚守护我的行李箱，困得眼睛都睁不开，但是还是不敢睡过去，生怕我的家当被人偷走。好不容易等到天亮，搭上自家出租车（其实就是用自家车，到车站附近拉客，赚点外快，根本不是那种挂牌的出租车，当时在俄国这种黑车非常多）到了学校。还好，负责留学生的外办是八点钟上班，没有等很久，外办主任来了，给我安排宿舍。下午介绍学校的情况和安排班级。

这个学校除了俄国学生之外，其他的学生来自世界各地，有公派的，有自费的，可以称为一个联合国。列数一下我能记住的：墨西哥，古巴，黎巴嫩，摩纳哥，叙利亚，土耳其，印度，巴基斯坦，孟加拉，哥斯达黎加，马达加斯加，菲律宾，尼泊尔，刚果。。。中国学生只有我和另一个从安徽来的，而且我们分到不同的班级，平时大家不来往，见面打个招呼。我想他也是想要找一个封闭的语言环境吧。我的班级有八个学生，来自不同的国家。我们只能用一种语言，俄语--来交流。

任何一件事情有有益的一面，也有消极的一面。没有中国同学，对语言进步大有好处，但是如果出现什么事情，比如生病，也没有人能给予照顾。到新学校不久，我在擦地板的时候，左手的拇指扎进一个刺，当时没介意，但是慢慢的拇指肿涨的好高，疼痛难忍。后来只好到医院把大拇指上半部分手术切掉一大半。我是左撇子，左手不能用了，只有右手，干什么都别扭，洗个碗都要花上起码几分钟，打开一包方便面都要花上几分钟。我的一个巴基斯坦同学看到我的情况，邀请我吃晚饭。一顿晚饭算不上什么，但是，那是在我吃不上一顿饭的时候呀，这一顿晚饭就很显得很宝贵。那一瞬间我非常的感动，让我至今难以忘怀。后来在莫斯科见到他，还到他家做过客，互留地址，开始还有联系，但是由于我N次搬家，地址也找不到了。现在只能模模糊糊的记住他一说话先微笑的样子。不管他在哪里，我在心里默默为他祝福，祝他有更好的生活和事业。

另一个我永远不能忘记的人是我的室友--夏玛尔，一个来自哥斯达黎加的公派留学生。她在我们学校很有名，连老师都说，夏玛尔换男朋友就像换衣服一样勤。她可以随便的在路上遇到一个男人，很快就会好上，那可真叫速度呀。她当时上大二，我们上课的时间不同，她上课的时候，我在宿舍，她下课的时候，我在上课，而且她常常到男朋友那里，所以冲突也就不明显。我们的冲突发生在一次下课后，我回到宿舍，宿舍门无论如何都打不开，敲门也没人应，等了好久，终于里面有人叫我的名字，而且还大笑，我从没遇到过这种事情，也不知道如果处理。门终于打开了，夏玛尔和她的男朋友两个人半裸着躺在床上。没办法，我放下书包，只好到公共厨房回避。后来，我想回避不是个办法，我要让外办主任帮忙解决问题。外办主任与我和夏玛尔面谈，夏玛尔死不承认她有错。我坚持，她不能再领外人到我的宿舍。但是夏玛尔认为这也是她的宿舍，她有权利带朋友来。我们相持不下，最后，外办主任不得不给夏玛尔调到另一个宿舍。在她搬走的那天，我对她说“再见”，她回说：“也许我们永远不会再见面”。我回说：“希望是这样”。说来也奇怪，我们虽然在同一栋宿舍楼，不同楼层，在她搬出后，我们一次也没有碰过面。后来听说她由于长期旷课，被学校开除了。我一点也不感到吃惊，但是我知道她是不想回到哥斯达黎加的。夏玛尔在我的记忆里永远也抹不掉。现在一听到谁有室友，我就感到心惊胆颤。

有时候我到厨房几分钟，房间不锁，那是在夏玛尔搬走之后不久，当我回到房间的时候，看到夏玛尔的前任男朋友在我的房间里，我愣了，问他，为什么到我这里？他说：希望和我交朋友。我知道他不是个地道的人，所以很害怕，我站在靠近门的地方，迅速的把门打开。这时候，一个从土耳其来的同学，阿康，在走廊里吸烟，看到我的表情，他说：没什么事吧？我没有回答。他走过来问我，发生什么了？当他看着那个男人的时候，明白了。阿康走过去，对他说：请他出去，不要再来打扰我。阿康对我说，今后如果有麻烦，尽管找他。我感谢阿康在关键时刻给我的帮助。后来，我们都转到莫斯科，在地铁里和他巧遇。他告诉我：他已经做爸爸了，妻子是他在学校时的女朋友，丽达。阿康是个大帅锅，有很多漂亮的俄国女生追求，丽达常常吃醋。不过，他们有个幸福的结局，我为他们高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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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16/bmiddle/749fb3f9gba86041bf6ff&690                                在为纪念战胜拿破伦入侵而修建凯旋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