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曲,浅唱低吟的柔韧之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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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类历史,其实是文化的演变史。
你可以忘记纷乱的春秋战国,但不会忘记孔子的《春秋》、《论语》和诸子百家。你可以忘掉秦始皇的雄才大略,但你忘不掉万里长城和他推行的“车同轨、书同文”的小篆。汉赋的大气磅礴、晋文的飘逸俊雅、唐诗的多姿多彩、宋词的婉约与豪放,无不代表那个时代的国运和民风。
元曲,则别有一番滋味在里头。
一个元朝短短九十八年的历史,国运虽不长,疆域却最大。成吉思汗鞭扫大漠上下,马踏黑海沿岸;他的孙子忽必烈,从东海到南海,金戈铁马,风卷残云,打出了一个世界上疆域最大的帝国。应该说,元朝的天下,那是蒙古马铁蹄踏出的天下。
然而,自忽必烈之后,蒙古族与汉族的民族融合始终是朝廷头疼的大事,他们不得不用很大精力,处理各方矛盾,不得不用高压的强权政治,用又拉又防的策略来对付中原士子百姓。
此时,“曲而不屈”的元曲,应时而生。
元曲,悠扬变化之美韵,委婉倾诉之妙义,真理不屈之含蓄。不论是元杂剧或是散曲,都有一个共同的风格,那就是幽怨、委婉、寥落、苍凉。它继承了唐诗的神采、宋词的美韵,且融合了大俗和大雅,创造性地吸收了市井的俚语,形成了元代文学的主流风格,在中国文学史上独步千年,未能及者。
关汉卿、元好问、马致远、白朴、张养浩、倪瓒……一批辞曲圣手绘就了元曲的缙云华章。他们或入元不仕流连于市井民间,或寄情山水、生活散淡,或仕途坎坷、辞官归里。他们看不惯元蒙官僚的徇私舞弊,贵族豪绅的武断乡曲,膏粱子弟的平庸昏聩,举业中的利欲熏心,名士们的附庸风雅,清客们的招摇撞骗。他们有一个共同特点,就是看透了世相百态,从元曲里找到了遣兴释怀的所在。
元杂剧多以女人和爱情为主题,刻画了哀怨、别离、无奈的风格各异的女人形象。生活于天子脚下的关汉卿,不乐仕进,长期混迹于社会底层,深切了解百姓苦难,特别对妇女所遭受迫害和疾苦深表同情,写出了传唱千古的《感天动地窦娥冤》等多部杂剧,成为元代的“梨园领袖,杂剧班头”。马致远的历史剧《破幽梦孤雁汉宫秋》,描写了王昭君与汉元帝的生离死别和对故国家乡的思念。王实甫常常与青楼女子、演员歌姬在一起,对女子的婉约与柔美把握得非常到位,写出了十分传神的《崔莺莺待月西厢记》。
更为后人称道的当属的元代的散曲。马致远的《天净沙.秋思》里,苍凉寥落的秋景,让人愁肠寸断:枯藤老树昏鸦,小桥流水人家,古道西风瘦马,夕阳西下,断肠人在天涯。
元好问的散曲《雁丘词》,是古今殉情词作的佳品。元好问在去并州的路上,遇一捕雁者在叹息:今天捕到一只雁将其杀了,另一只雁却哀鸣不去,继而,竟撞地而死!元好问叹息良久,向捕者买来两只死雁,葬于汾河岸边,是为《雁丘》,因作此曲:
问世间、情是何物,直教生死相许。天南地北双飞客,老翅几回寒暑。欢乐趣,离别苦。就中更有痴儿女。君应有语,渺万里层云,千山暮雪,只影向谁去。横汾路,寂寞当年萧鼓,荒烟依旧平楚。招魂楚些何嗟及,山鬼自啼风雨。天也妒,未信与、莺儿燕子俱黄土。千秋万古,为留待骚人,狂歌痛饮,来访雁丘处。
“诗书画”三绝的倪瓒,为元代画坛四大家之一。他生活在元末乱世,家道中落,参透了人间冷暖,世事炎凉。因而洁身自好,飘落江湖,过着半隐生活。一曲《折桂令》直抒胸中块垒,何等的深沉豪迈:
草茫茫秦汉陵阙。时代兴亡,却便似月影圆缺。山人家堆案图书,当窗松桂,满地薇蕨。侯门深何须刺谒,白云自可怡悦。到如今世事难说。天地间不见一个英雄,不见一个豪杰。
杂剧大家白朴,生活在金亡元兴的战乱年代,多亏父亲的好友元好问在离乱中救助,得以与父亲重逢。及至少长,不食元禄,一生漂泊游历,所著杂剧颇丰,又有婉约、阴柔、苍凉的散曲流芳于世。如凄凉的《混江龙》最能代表白朴的心境:断人肠处,天边残照水边霞。枯荷宿鹭,远树栖鸦。败叶纷纷拥砌石,修竹珊珊扫窗纱。黄昏近,愁生砧杵,怨入琵琶。
元代散曲大家当属张养浩。他虽然入仕元朝,但一生清正廉洁,一心为民。不满元蒙贵族的腐败黑暗和对百姓的横征暴敛,敢于犯言直谏、勇揭龙鳞。旋以父老归养,辞官归里。七年后,关中大旱,再次被朝廷起用,拜为陕西行台中丞。本不愿出仕为官的他,对旱情忧心如焚,遂散尽家财,登车就道,星夜赶赴陕西。到任四月,劳瘁而死,举国为之感动。一曲《潼关怀古》,忧民之心,跃然纸上:峰峦如聚,波涛如怒,山河表里潼关路。望西都,意踌躇,伤心秦汉经行处,宫阙万间都做了土。兴,百姓苦;亡,百姓苦。
散曲家曾瑞,志不屈物,不趋炎附势,从大都老家跑到江南异乡,终身不仕,悠游于市井,钟情于书画,靠朋友接济为生。所作散曲多以闺怨为题,倒是委婉哀怨、令人叹息。如《中吕.闺情》:鸳鸯失配谁惊散?燕子无双飞兴阑。妆楼便当望夫山,凝望眼,无语凭阑干。
西域人兰楚芳,“丰神英秀,才思敏捷”,官至江西元帅。经常与诸诗友流连于青楼歌妓之上,并与之词曲唱和,口语入曲,自然天成,曲风温雅柔和。《(南吕)四块玉.风情》:我事事村,他般般丑。丑则丑村则村意相投,则为他丑心儿真博得我村情儿厚。似这般丑眷属,村配偶,只除天上有。
如果说,唐诗是“京东大鼓”,宋词则是“江南丝竹”,那么,元曲则是以羌笛为伴音、触动人们心灵深处的浅吟低唱。品读元曲,总有种隐忍不发的共鸣。
元代虽没有外患,却有着森严的等级制度。元朝把人分为四等,蒙古人、色目人、汉人和南人。色目人主要是指西北各族,各种西域的商人;汉人指长江以北原来处于金国统治下的汉人和女真人、西夏人等;南人是蒙元最后征服的南宋的汉人。有许多民族歧视的政策都上了法律条文,如“其长则蒙古人为之,而汉人、南人贰焉。”汉人打死蒙古人要抵命,而蒙古人打死汉人不需抵命,只要给“烧埋银”就行。蒙古人打汉人汉人不准还手,汉人不准拥有刀剑武器等。元朝人口达到五千多万,蒙古人色目人等不过一二百万,其余都是汉人、南人,从数量上占了全国人口的百分之八十以上,却最受歧视。这当然会滋生社会的严重不满情绪。
在此高强度的统治下,士子百姓只能隐忍。然而,他们不甘于沉闷的生活,既要寻找生活的亮色,又要远离政治,避免是非;既要保持汉文化的厚重和雅韵,又要吸收游牧民乐的简约和疏狂,于是,他们用杂剧和散曲的形式,表现天涯羁旅、西风寥落的旧年铁蹄,描摹市井狎客、青楼歌女的恩怨情仇,拓印文人雅士的去国怀乡、贪恋河山、忧国忧民的胸怀,抚慰士子百姓孤寂的心灵。
散曲大家张可久的《醉太平》,当属不落窠臼的另类散曲,深刻道出了世相本色:
人皆嫌命窘,谁不见钱亲?水晶环入面糊盆,才沾粘便滚。文章糊了盛钱囤,门庭改做迷魂阵,清廉贬入睡馄饨,葫芦提倒稳。
他的另一曲《塞鸿秋.春情》,似可代表元曲的柔韧之美:
疏星淡月秋千远,愁云恨雨芙蓉面。伤情燕足留红线,恼人鸾影闲闭扇。兽炉沉水烟,翠沼残花片。一行写入相思卷。
在这里,曲家以低沉哀婉的笔调,描写了宋末妓女姚玉京后夫敬瑜,瑜死后玉京一心孝敬公婆。家中常有双燕筑巢于梁间,一日,一燕被鸷鹰捉去,另一只绕梁悲鸣,落于玉京臂上。玉京用红线系在燕足,嘱明春再来作伴。明春燕子果然来到,与玉京相伴六、七年。玉京死,燕子到坟上悲鸣而亡。
哀婉动人的故事,浅吟低唱的曲文,让人欲歌又忍,一唱三叹。
2012.7.10记于揽淯斋
《窦娥冤》剧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