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2011年1月6日《今晚报》副刊李世瑜文章《什么是社会历史学》，忽见作者后面被编者着意添加了“遗作”字样，不由登时惊呆了：前不久还读到他在晚报发表的文章，怎么突然就有旦夕祸福发生？况且，我有些学术问题还准备向他请教，可他已乘鹤西去了……

与李世瑜先生相识多年，他从不以学者自居，每每造访，夏待冷饮，冬款热茶，待人以诚。对后学谆谆教诲，知无不言。谈的兴起，手之舞之，足之蹈之，恍如青年。

记得，他年近八旬时，在佟楼邮电局的一个售货柜台上，曾抱着病躯为我补写了一段有关天后宫出版《玉皇经》难得的文字资料；尔后，又在手术出院不久，为我送来亲手拍摄的《玉皇经》珍贵历史照片；并为我介绍、联系相关的历史知情人；校正美国博士生为我的专著翻译的英文目录；推荐我到电台去连续介绍天后宫……其提携、奖掖后学的情景，令我至今难忘。

我在2002年出版的《天津文化通览（第一集）：天后宫写真》后记中写道：“倘若没有他们的智慧与扶持，光凭我个人焚膏继晷的孤军奋战，是根本不可能完成这一艰难的科研课题的。因此，可以说我是站在前辈们以及当代同仁搭起的‘叠罗汉’顶尖上来了望历史的，进而分析、研究、总结、概括和表述天后宫诞生数百年来的历史进程。我不过是一个微不足道的捉刀代笔者。从某种意义上说，这本书的最后完成，也是我对智者进行‘焦点访谈’的结果。”这其中，就包括李世瑜先生的心血和栽培。

作为天津市文史馆馆员，李世瑜先生学识渊博，集历史、宗教、方言、考古、民俗研究于一身，研究成果颇多。他厌恶学术腐败，不齿专拉名人为自己造势的趋炎附势者。老年时，他几次封笔而不能，不但出版文集，为出版社审阅书稿，为市内人文科学重点研究项目进行推荐及鉴定，数次到国内外讲学，还常用英文为美国的一些研究生毕业论文进行评判。尽管年事已高，他依然孜孜不倦地学习，不耻下问。他曾打电话给我，核查牵扯到天后宫的某些问题。年届八十之际，他开始学习电脑，竭力追赶时代的步伐，且付诸行动。我在他的家里，就给他讲解过电脑的使用及如何上网。假如不是因为其眼睛后来患病，我相信他即便高龄，也一定会实现自己的追求。

作为有着丰富人生阅历的长者，李世瑜先生回首往事时，常反躬自问，探寻自己的人生得失。有一次，李先生和我谈及，有位知名的社会活动家，20世纪50年代曾因某种过失被劳教，期间请求为其发现的某件“文物”鉴定，声称只要李先生肯给写证明，自己即可减少羁押之日。李先生经鉴别，这物品算不上文物，但出于恻隐之心，还是给这位其情切切的年轻人写出了违背自己意愿的假证。李先生告诉我，这是他人生历史上开出的唯一的一张假证明，为此，几十年来念及此事，心灵常常受到煎熬……我也由此看到了他的一颗透明的心。

李世瑜先生性情豪爽、乐观豁达，高龄之际，仍然骑自行车外出，积极参与母校辅仁大学的校友会活动，身体力行对非物质文化遗产昆曲的传承。

李世瑜先生远行了，祝他一路走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