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载中…试论汝窑的性质、年代与北宋官窑的关系
(2015-10-15 14:58: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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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类： 杂谈 |
摘要：宋代汝、官、哥、钧、定五大名瓷中，汝瓷为首。长期以来，汝瓷因为存世量稀少，一直难以研究。本文依据近年来的河南宝丰县清凉寺遗址、汝州张公巷遗址考古发掘资料，结合历史文献记载，从北宋后期制瓷的历史背景出发，对汝窑进行了初步研究：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对汝窑的性质和年代作了进一步的探索，并对相关的北宋官窑等问题进行了探讨。
关键词：汝窑
长期以来，对于汝窑的研究，由于传世品稀少，窑址难觅，加之独特的烧造工艺，其认识受到很大限制。据有人统计，现存的汝窑传世品仅70余件，主要收藏在中国的北京故宫博物院、台北故宫博物院、上海博物馆，以及英国、美国和日本等地。近年来，由于考古工作者在河南宝丰县清凉寺遗址、汝州文庙遗址等处发掘出土了与故宫博物院所藏汝瓷相近的瓷片瓷器，为汝瓷的研究提供了珍贵的资料。本文依据历史文献和考古发掘资料，参考学者研究成果，就学界争论较多的汝瓷的性质和年代等，也谈谈自己的看法，以此求教于识者与方家。
一、汝窑的性质
汝瓷自出现以来，便受到人们的重视，被视为宋代五大名瓷之魁。它之所以能够震撼世人，就在于其美丽的釉色和独特的制瓷工艺。汝瓷中最著名的是天青釉。关于天青釉，相传为五代周世宗柴荣所创，“当日清器式，世宗批其状曰：雨过天晴云破处，者般颜色作将来。”[ 1 ]这便是被后人尊崇的柴窑瓷[ 2 ]。在北宋晚期，汝窑如愿所偿地生产出天青釉，因而取代了五代时期有过短暂生产的柴窑瓷，成为宋代最著名的青瓷[ 3 ]。
汝窑为宋代五大名窑之一，是北宋宫中用瓷。历来有关汝窑的性质，一直未有定论。或云贡窑，或云官窑。又有“官汝”、“民汝”之分。河南宝丰县清凉寺遗址、汝州文庙遗址发掘出土了汝窑遗存，依然是见仁见智，也未能确定其性质。
要弄清汝窑的性质，需要对有关历史文献记载作一梳理，并对其做进一步探讨。
汝窑成为宫中用瓷，是在定窑贡瓷之后。南宋人叶寊《坦斋笔衡》记载：“本朝以定州白瓷器有芒，不堪用，遂命汝州造青窑器，故河北唐、邓、耀州悉有之，汝窑为魁。”按照常理，取代定窑贡瓷的汝州青窑器，也应该是贡瓷。“汝窑为魁”，决定了它才有资格作贡瓷。烧造汝州青瓷的汝窑也应该是贡窑。南宋时人的著作，也为此论提供了依据。
南宋人周煇《清波杂志》云：“汝窑宫中禁烧，内有玛瑙为釉。唯供御拣退，方许出卖。近尤难得。”“唯供御拣退，方许出卖。”是说烧好的瓷器，宫中选拣之后，还可以对外出卖。显然，这种情况说明了汝窑所烧的是贡瓷。因为严格意义上的官窑是不允许将其所烧的瓷器对外销售的。
南宋人顾文荐的《负喧杂录》和叶寊《坦斋笔蘅》有关汝窑的记载相同。二书都记载云：“政和间，京师自置窑烧造，名曰官窑。”这一记载更使人相信，北宋有“京师自置窑烧造”的“官窑”，那汝窑就只能是贡窑了。这也是众人肯定汝窑是贡窑的理由。
据以上看来，将汝窑定为贡窑，似乎无错，但实际上，这个结论过于简单。根据考古发掘资料和文献记载来综合考察，汝窑的情况比较复杂，它应该是经历了一个窑口性质转变的过程。
李辉柄先生是主张将汝窑定为官窑，并明确为“官汝窑”的学者。在其著作中，他否定了过去陶瓷学界关于“汴京官窑”的提法，否定了汴京即河南开封有官窑存在，并指出，所谓北宋官窑其实就是“官汝窑”“官钧窑”[ 4 ]。应该说，他否定“汴京官窑”的看法是颇有见地的。
将汝窑定为贡窑而非官窑，主要的依据在于历史文献中“政和间，京师自置窑烧造，名曰官窑”这一记载。因为大家相信，汴京既然曾“自置窑”，理所当然就应该有“汴京官窑”的存在；既然已经有了“汴京官窑”，那汝窑就不可能成为官窑而只能是贡窑了。产生汝窑是贡窑还是官窑的认识上的分歧，其关键，就在于“京师自置窑”中的“京师”两字。按一般人的理解，“京师自置窑烧造”，就是说，北宋朝廷在“京师”（汴京）设置窑场烧造瓷器，名曰官窑。这和南宋时期的官窑如修内司官窑、郊坛下官窑设在京师（杭州）附近一样，应该是毫无疑义的。殊不知，“京师”两字，在此处并不作地名解。
“京师”一名，《春秋公羊传·桓公九年》的解释为：“京师者，天子所居也。京者何？大也。师者何？众也。”京师是专指天子即帝王所居地，意味着帝王的宫殿和中央政府所在地，因而京师有时也就成了朝廷的代名。将京师指代为朝廷，这在中国历史上并不鲜见。兹举数例：
“刘旦，汉武帝子，元狩六年立为燕王……戾太子死，上书求于京师，欲立太子。”[ 5 ]
“三年春，正月甲子，皇帝加元服，赐诸侯王、公、将军、特进、中二千石、列侯、宗师子孙在京师奉朝请者黄金；将、大夫、郎吏、从官，赐民爵及粟帛各有差。”[ 6 ]
“张昺……弘治元年七月偕同官上言：‘……左道虽斥，而符书尚揭于宫禁，番僧旋复于京师’。”[ 7 ]
上述记载中，京师就是代指朝廷，成为朝廷的代名词。
因此，上述“京师自置窑烧造”中的“京师”是主语，也就是“朝廷”。这句话的意思应该是：朝廷自己置窑烧造，名曰官窑。这样一来，就话顺理顺。而如果理解为朝廷将窑设置在京师，则应该表述为“于京师置窑烧造”，或“置窑于京师烧造”，这样我们才能说，北宋朝廷的确是在汴京（开封）设置了官窑，也才能称之为“汴京官窑”。
“汴京官窑”并不存在，还可从文献中找到一些佐证。
南宋人陆游《老学庵笔记》云：“故都时，定窑不入禁中，惟用汝器，以定器有芒也。”故都指北宋朝廷。“唯用汝器”，却无用汴京官窑器之说。“靖康之难”后，宋高宗在杭州重建都城。由于北宋宫廷中的珍宝已被金人掳掠一空，宋高宗宫中用瓷缺乏，于是有王公大臣救济。这些王公却也无“汴京官窑”瓷，而只有汝窑瓷。南宋周密在《武林旧事》中曾记载了宋高宗临幸清和郡王府邸，清和郡王张俊向他供奉了珍贵器物和礼品的情况：
“绍兴二十一年十月，高宗幸清河郡王第，......清河郡王臣张俊进奉： ……汝窑：酒瓶一对 洗一 香炉一 香合一 香球一 盏四只
进奉的器物中，瓷器只有汝窑瓷，并无汴京官窑瓷的记载。由此可知，当时的确没有所谓的“汴京官窑”瓷。贵为清和郡王使用汝瓷，并将其视为珍贵礼物进奉给皇帝，可见其在帝王和贵族心目中的地位。如果真有所谓的“汴京官窑“瓷，相信清和郡王同样会进奉给宋高宗。
李辉柄先生又从汴京城（开封）是否具备建窑的自然条件来着手，进而探讨“汴京官窑”存在的可能性。他在对河南全省古窑址的分布考察之后指出，就建窑所需的瓷土和燃料（煤或柴）而言，古汴京“它不具备建窑烧瓷的自然条件”[ 9 ]。他的这一见解，应该说是颇有眼光的。
历史文献中未见“汴京官窑”瓷的提法，也缺乏这一瓷器的记载，其窑址迄今无考，其器物也难以确指。这些现象表明，北宋时期的官窑，一定是另有所指。那么，通常所说的汝窑，是否就是北宋官窑呢？
认为汝窑是北宋官窑，以李辉柄先生的看法为代表。李先生否定“汴京官窑”是对的，但将汝窑与北宋官窑等同起来，认为“官汝窑”就是北宋官窑的看法，也不太妥当。
陆游强调“宫中惟用汝器”，一来表明宫中是用汝瓷来取代定窑瓷，二来不将汝窑径直称为官窑，依然用汝器之名，表明南宋时人并没有将二者等同。陆游距北宋时不久，他的话应该可信。
南宋时人顾文荐和叶寊，都在自己的著作中，明确提到官窑，都说是政和年间，朝廷自置窑烧造。既有准确的历史纪年，又明确有“官窑”称谓，二人距离北宋时期又不太久，他们的话应该不会有误。所以，可以否定“汴京官窑”的提法，但却不能轻易否定北宋官窑的说法。况且历史文献中从未明确将汝窑称之为“官窑”。所谓“官汝窑”也是现在的称呼。从北宋有关汝窑的最早文献记载中，也能看出汝窑不是北宋官窑的迹象。北宋僧人惠洪曾写下这样一首诗：“政和官焙来何处，雪后晴窗欣共煮。银瓶瑟瑟过风雨，渐觉羊肠挽声度，盏深扣之看浮乳，点茶三昧须饶汝，鹧鸪斑中吸春露，……”[ 10 ]
惠洪（1071-1128），著名诗人和画家。筠州新昌（今江西宜丰县）人，俗姓喻。他一生颇为坎坷曲折，十四岁父母双亡，因失恃而到三峰寺作童僧。29岁后到南方各地参访游学，主持过北禅寺（江西临川）、清凉寺（南京）。他正处于宫廷用汝瓷的时期[ 11 ]。对所谓的汝、官窑应该很熟悉。诗中提到官窑（政和官焙）、饶窑（景德镇瓷器）、汝窑、鹧鸪斑茶盏（建窑），他将它们明确区分出来，说明北宋官窑并非汝窑。
这诗揭示了几个信息：惠洪和尚能够使用官窑、饶窑、汝窑、鹧鸪斑茶盏等这些属于“上品”的瓷器（或官窑或贡瓷），说明当时对宫中用瓷的管制并不严格。汝窑与景德镇窑（饶窑）相提并论，表明当时的汝窑的地位还未能独占鳌头。官、汝用瓷不严格讲究身份，也表明于宋代的官窑制度正处于一个初创时期。
那么，汝窑具有什么样的性质呢？如果用一句话概括来说，汝窑是准官窑，即带有贡窑—御窑性质的窑口。
宋人说：“汝窑宫中禁烧”。就是说，设在汝州的汝窑，宫中禁烧。禁谁烧？当然是禁民众私烧。在这里，“宫中”与“京师”一样，也是指代朝廷而言。明代刻本《百宝总珍集》中收录的欧阳修《归田集》中谈到柴窑时，有这样的记载：“北宋汝窑颇仿佛之，当时设窑汝州，民间不敢私造。今亦不可多得。‘谁见柴窑色，天青雨过时。汝窑磁较似，官局造无私’”。这一记载，今人颇有争议。欧阳修著有《归田录》，未见有瓷器之论。不过，姑无论是否欧阳修之语，即便是南宋或明代人补撰抑或添加，说汝窑民间不敢私造，这话也是可信的，因它与南宋周煇《清波杂志》“汝窑宫中禁烧”的记载是相符的。既然朝廷禁止民间烧造汝瓷，当然说明汝瓷是宫中御用。从这个角度，将专属朝廷的汝窑窑口归为“官窑”，似乎也是可以的。
不过，汝窑与官窑有些不同，它虽然与宫廷密切相关，但并不是严格意义上的官窑。准确地讲，汝窑并非北宋官窑，而是具有贡窑—御窑性质的窑口。为什么呢？汝窑因其所产“青窑器”为魁而成为贡窑，说明它最初是由民窑演变而来。要不然，南宋人怎么会把它与唐邑窑、邓州窑、耀州窑一类的民窑相提并论？正因为汝窑最初是从民窑演变成贡窑，所以才能“唯供御拣退，方许出卖”。
汝窑由民窑而成贡窑—御窑的时间，也得到近年来考古发掘资料的证实。河南宝丰清凉寺和汝州文庙遗址的发掘，也证明了汝窑的发展有一个过程。
清凉寺窑址面积庞大，遗存十分丰富，烧制品种众多。有白釉、黑釉、酱釉，还有三彩、珍珠地划花、白地黑花、以及印花青瓷、天蓝釉钧瓷等。李辉柄先生研究指出：“除青瓷以外的众多品种的基本特征均与河南的鲁山、禹县等瓷窑器物相同。但唯有汝窑青瓷在清凉寺瓷窑群体中，可谓一只枝独秀。这种萌发的青瓷出类拔萃，别具风格。因此，为朝廷选中烧制贡瓷。这便是汝窑贡瓷的由来。”[ 12 ]20世纪80年代清凉寺发掘出的汝窑青瓷，在烧造方法上与故宫传世汝瓷基本相同，但在工艺上制作较为逊色：釉色偏蓝，器身刻花纹，采用垫饼烧，圈足无釉，施釉厚薄不太均匀。[ 13 ]这些现象表明，作为贡窑生产的汝窑产品，还不能与作为御窑生产的汝瓷相比。不过，由于宫廷的挑剔和高标准要求，这种露胎和釉色、器型不够完美的现象，便在汝窑生产的实践过程中不断加以改进。1989年河南宝丰蛮子营村发现的汝窑器窖藏，其造型、釉色及烧造方法，均与清凉寺窑址出土物相同。其大部分为裹足满釉支烧，底部皆留有三个或五个支钉烧痕。[ 14 ]从垫饼垫烧发展到用支钉支烧，表明了汝窑的进步。不过，其器型还保留了过渡阶段的特点：既有洗、裹足支烧碗等宫中用器形状，又有瓶、盘、碗、钵、大盆等民间用器；釉色以虾青色居多，也有类似天青、粉青等色，呈色比较复杂；有的器物还有划花装饰。将这些瓷器进行窖藏，表明了它们在当时的珍贵性。但与故宫博物院所藏的传世汝瓷相比，又明显不够档次，显然是作为贡窑烧造的副产品（参见图一）。这与南宋人周煇《清波杂志》中所说的“惟供御拣退，方许出卖”的记载相符。由此清凉寺窑作为贡窑的发展脉络显露无遗。至于成为御窑，生产出故宫中的传世汝瓷，肯定是在天青釉呈色稳定和成熟时期（参见图二）。这个时期，应该是在“汝窑宫中禁烧”之时，因为汝瓷已经定型，朝廷为了保持技术工艺上的垄断，才会有禁止汝窑之外的其他窑口生产或仿产汝瓷之举。由此判断，汝窑成为御窑的时间，是在宋徽宗时期。
汝窑由民窑发展为贡窑—御窑，殆无疑义。清凉寺窑发掘者之一的孙新民先生对此判断是：“汝窑瓷器发展的过程可能是：先由青绿釉刻花镂钵过渡到青灰釉裹足洗，然后烧制出成熟的汝窑天青釉瓷器”[ 15 ]。即由民窑的青瓷产品发展到成熟的贡瓷御瓷——天青釉。
二、汝窑烧造的年代
汝窑的烧造年代，故宫博物院陈万里先生最早论及。1987年汝窑遗址发现以前，他曾根据北宋人徐兢《奉使高丽图经》成书于宣和五年（1123年）以及书中有“汝州新窑器”一语，推断烧宫廷用瓷的时间是在哲宗元佑元年（1086年）到徽宗崇宁五年（1106年）的二十年之间：“从宋徽宗崇宁五年，上溯到哲宗元祐元年，是汝瓷发展的鼎盛时期。当时北宋皇室不惜工本命汝州造青瓷，是因定州白瓷有芒，统治者认为不堪用，遂命汝州造青瓷”[ 16 ]。1987年汝窑遗址在宝丰发现以后，叶喆民先生依据文献记载的宝丰及大营镇历史沿革，认为“汝窑的鼎盛时期大体可推测在宋元祐元年（1086年）至宣和末年（1125年），即哲宗、徽宗时期”[ 17 ]。陈万里先生和叶喆民先生的推断不无道理。不过，汝窑烧造的时间，可能还需要再作斟酌。
南宋人叶寊《坦斋笔衡》记载：“本朝以定州白瓷器有芒，不堪用，遂命汝州造青窑器，故河北唐、邓、耀州悉有之，汝窑为魁。”据此条记载，基本可以推断出汝窑创烧的时间。即汝窑贡瓷的烧造是在定窑“贡瓷”之后，因此其烧造时间不会早于定窑。定窑烧造“芒口”（覆烧）瓷是在北宋后期[ 18 ]，因此可以肯定，汝窑瓷的烧造时间不应该早于北宋后期。
汝窑瓷烧造的相对年代是什么时期呢？其上下限能否确定？我们可从考古发现和历史文献记载来窥探：
清凉寺窑址的发掘和大营镇蛮子营村窖藏瓷器的发现，使得发掘者对汝窑创烧的上限时间又有了与陈万里、叶喆民先生不同的看法：上述发现，“使北宋汝窑的烧制和创烧年代可以追溯到北宋初年”[ 19 ]。
首先，我们要清楚，清凉寺窑址与汝窑的区别。汝窑只是清凉寺窑址中的一个窑口而已，它是在清凉寺民窑的基础上创烧的。在它成为贡窑之前，只是作为清凉寺民窑的一个窑而存在。清凉寺民窑的存在，肯定早于汝窑（贡窑）出现的时间。如果说能够早到宋初，也不是不可能。但根据文献记载与清凉寺窑址出土物和蛮子营村窖藏器物来看，估计清凉寺窑作为民窑存在的时间也不会早太久。
汝窑的烧造上限，当然应该是从其创烧成功仿柴窑的天青釉并因此进贡成为贡瓷时算起。因为在此之前，它可能还只是个与唐邑窑和邓州窑、耀州窑相提并论的民窑而已。按常理推断，汝窑在确定为贡窑之前，应该存在了一段时间，即大家通常所谓的汝民窑，其所烧印花青瓷，应该与唐邑窑、邓州窑、耀州窑相类，故《坦斋笔衡》云唐、邓、耀等窑口“悉有之”，即都生产与汝相似的印花青瓷，这种大家都有的印花青瓷，显然不是进贡到宫中的“天青釉”汝瓷，而是汝州老窑器。
仿烧柴窑成功的“天青釉”，标志着汝窑的创烧成功。它以釉色取胜而不是以花纹装饰取胜。因其釉色惊艳，故而得到宋代皇帝的青睐。将汝窑定性为贡窑—御窑性质的窑口，那么，它的上限也应是“天青釉”创烧成功之时。2000年对汝窑的第六次发掘，发掘者对汝窑的年代有了清晰的看法：“汝窑根据地层和遗址的相互叠压关系划分为两个发展阶段。第一阶段既烧制满釉支烧的天青釉瓷器，又烧制豆青和豆绿釉刻、印花瓷器；出土的匣钵多呈褐红色，外壁不涂抹耐火泥，应属于汝窑瓷器的创烧阶段。在该阶段地层和遗迹内各出土‘元丰通宝’铜钱1枚，表明汝窑的创烧不晚于宋神宗元丰年间。”[ 20 ]
将汝窑创烧定于宋神宗时期，即宋神宗熙宁、元丰年间，应该不会有大的问题。汝窑创烧成功，才有汝州青瓷“为魁”的说法。所谓“为魁”，并非是其早先生产的印花青瓷，而是天青釉青瓷，所以能够取代有芒口的定窑贡瓷。但此时，汝窑还只是贡窑。而汝窑的鼎盛时期，应该是其成为御窑的时期。根据考古发掘出土情况来看，汝窑遗址“第二阶段均为天青釉瓷器，传世的汝窑瓷器形制应有尽有，并出现了一些新的器类。从出土的一些模具标本看，该阶段的不少器类采用模制，器物造型工整，器壁厚薄均匀，充分显示出当时窑工制作的精细程度。在属于该阶段的遗迹F1内清理出1枚“元符通宝”铜钱，说明汝窑瓷器的成熟阶段可能早到宋哲宗时期”[ 21 ]。如果将汝窑的成熟期定在宋哲宗时期，那么，宋徽宗时期就应该是汝窑的鼎盛时期。这样划分是比较稳妥的。陈万里先生将汝窑的烧造时期的上限定在宋哲宗，其推断依据除了《宣和奉使高丽图经》之外，还有他的经验和感觉。
汝窑烧造的下限，一般都遵从陈万里先生的意见，通常认为是在宋徽宗的政和年间。其依据是南宋人顾文荐的《负喧杂录》和叶寊《坦斋笔蘅》记载。二书都云：“政和间，京师自置窑烧造，名曰官窑。”按照一般理解，京师自置官窑，专烧宫廷用瓷，汝窑的历史使命就此结束。但前面我们已证明这条记载的真正含义，故实际情况可能并非如此。有的学者认为汝窑的下限要到宣和七年[ 22 ]。我也认为汝瓷烧造的下限，应该是在北宋末年，即金人南侵灭掉北宋时期。定在北宋末，是基于以下几个方面的考量：
1．汝瓷代替定瓷，史载明确。而宋徽宗政和年间设立官窑，历史文献并未明确说是要用官窑瓷代替汝瓷。相反，陆游《老学庵笔记》记载宫中是“惟用汝器”，除了说明汝官瓷是专为宫中烧造的用瓷之外，还表明汝瓷并未在北宋后期停止烧造。
2．南宋绍兴二十一年，清和郡王张俊进奉宋高宗了一定数量的汝瓷。此时，已经距离北宋政和年间40多年了。如果政和年间朝廷设置官窑，停烧汝窑的话，那张俊手里应该是保留的北宋官窑瓷，而不是早已停烧的汝窑瓷了。
3．汝窑瓷器与北宋官窑瓷器是两种烧造工艺不同的瓷器。一种以釉色取胜，釉中掺有玛瑙，故有蕴光内敛的玉质感，这是中国上层社会最喜欢的釉色，古人对此有很高的评价。宋神宗、宋哲宗都喜欢汝窑瓷，宋徽宗也不会例外。一种是以古朴取胜，是以“紫口铁足”和“大开片”为特征的“汝州新窑器”，迎合了摹古的时尚，最对宋徽宗的胃口。二者既然不能互相取代，朝廷也就没有必要停烧汝窑。
4．汝窑瓷和北宋官窑瓷的用途不同。从器型来看，二者是有所侧重的。汝窑器多小件，这是因为其烧造工艺所局限。在已知的65件汝窑传世品中，除北京故宫博物院11件未公开发表外，其余54件中，洗类器占16件，盘14件，另有椭圆水仙盆5件，尊2件、樽2件、碗3件、盒3件、碟3件，槌式瓶2件，莲花式碗1件，盏1件、盏托1件，深腹洗1件。器底有三个支钉的占18件，5个支钉的14件，6个支钉的3件，残存1个支钉的1件，无支钉的18件。在釉色上，粉青27件，天青12件，卵青10件，不明5件。在2000年对汝窑窑址的发掘中，出土的汝瓷主要有梅瓶、鹅颈瓶、方壶、套盒、盏托、器盖、碗、盘、盆、钵、盒等10余种，不少器类还有多种造型。与传世品不同的是，在一些器形的表面还饰以纹饰，以莲纹为最常见（这在以釉色取胜的汝窑传世品中实属罕见，说明考古所发掘的“汝窑”还处于烧造贡瓷阶段）。从上述传世品与考古发掘出土的器型来看，主要是生活实用器，器形也不大。这与前述张俊进贡给宋高宗的汝瓷为生活用品的结论相符合。
而北宋官窑器则主要是作为祭祀用器或陈设瓷，如鼎、琮、簋、瓶、炉、尊等仿青铜礼器。其古朴的造型、金石的韵味、雅致的开片，明显适合于祭祀或殿堂陈设等庄重的场合。北宋官窑虽也注重釉色，但主要以开片和“紫口铁足”所带来的金石味取胜。既然二者烧制工艺和用途不同，就决定了汝窑不可能在北宋官窑设置后就结束其历史使命。基于上述考量，我们可以判定：至朝廷政和年间所设的北宋官窑出现之前，宫中所用瓷器基本为汝窑所烧；北宋官窑出现之后，汝窑并未停止烧造，仍然不断供给宫廷作为生活用具使用。
据此推断，汝窑的烧造时间约在宋神宗至宋钦宗时期（1068—1126）。如果这个判断大致不误，那我们就能解释何以汝窑瓷和北宋官窑瓷存世量如此之少的原因了——汝窑瓷是生活用瓷，加之胎不够结实，容易损坏，故留存数量少；北宋官窑瓷主要作祭祀礼器，生产数量不多，靖康之乱后，基本在战乱中散失了。
三、汝窑与北宋官窑的关系
2．汝窑与北宋官窑的关系
前面论述了汝窑是贡窑—御窑性质。但为什么北宋朝廷不径直将汝窑列为“官窑”，而只以汝窑之名称呼？汝窑与北宋官窑之间是什么关系？这些疑问，遗憾的是文献记载阙如，至今未有释疑。姑妄论之。
汝窑存在的时间，肯定早于北宋官窑，其所烧瓷器皆是用于宫廷，却不被北宋朝廷称为官窑，估计有下列原因。
（1）北宋时期，宫中所用瓷器，基本上是由贡瓷构成。如定窑、耀州窑、建窑（兔毫盏，斗茶用）等，都曾经作过贡瓷。汝瓷也是因成为贡瓷而显赫。在北宋之前，历代都无设立官窑的情况，既无前例可循，自然朝廷也想不到将贡窑由民窑改为官窑。
（2）汝窑是比较特殊的贡窑。由于它所处的地区有玛瑙矿，在所烧造的天青釉中加入玛瑙屑，使釉色温润如玉，光泽美丽，深得宫中喜欢；其摸索烧造天青釉又有较长的实践，形成了自己独特的制造工艺和烧造经验。这些都是其他窑口所不具备的，那汝窑的较长时间存在也就是必然的了。这也是汝窑为什么能由民窑发展成为贡窑，而后又成为御窑的主要原因。
3）汝窑虽是贡窑—御窑，但不被称为官窑，也与皇室一切都至高无上的地位有关。所有贡物，都是当地物产中的极品，才可以供皇室享用。不过，这些贡物是要随着皇室的喜爱不同而变换，如果皇帝或后妃的口味变了，那些失宠的原贡品就会被抛弃。由于烧造贡瓷的窑口不是官府专营，这样必然有大量的相类瓷器流落在民间。如果民间与皇室都在使用相类的瓷器，这就会造成尊卑无序的局面，有违皇室至高无上的地位。这是皇室绝不愿意见到的。汝窑所生产的瓷器，除贡瓷和以后的专烧御用瓷外，肯定会有一些通过多种途径流落到民间。北宋僧人惠洪的茶具中也有汝器，就说明了这一点。从担心民间也使用汝瓷从而扰乱社会尊卑等级次序出发，从皇室高贵心理出发，北宋皇室都不会将汝窑称为官窑，哪怕汝窑已经实际上已具有官窑的性质了。
北宋官窑的设置，与当时的社会环境密切相关。一方面，它的设置要有几个前提：首先要有皇室的需求，其次要有新窑器的出现，再就是要受到皇室的喜爱。当时社会摹古之风盛行，金石学出现，也影响到皇室的审美趣味，北宋后期的几位皇帝，只有宋徽宗酷爱艺术，雅好古物，设立官窑的政和年间和流行“汝州新窑器”的宣和年间，正是他当政时期，别具一格的、带有浓郁的古器和金石感觉的“紫口铁足”、“开片”的“汝州新窑器”，自然成为宋徽宗的最爱。由于官窑器烧造技术成熟需要摸索一段时间，极有可能崇宁、大观年间是“汝州新窑器”的试烧阶段，到政和初年烧造成功，并于当年设置官窑。因此才致宣和时人有“汝州新窑器”之谓。
另一方面，北宋晚期正是处于宋、金对峙期间，由于战争消耗和战事烦扰，朝廷对民间的控制力被削弱，民间有违政令导致社会秩序混乱的现象不断出现。北宋朝廷在政和年间“自置窑”设立官窑，表明了朝廷要对宫廷使用瓷器实行专营和垄断的决心，这也说明当时民间窑口竟相仿烧贡瓷的情况比较严重，就连宫廷御用的天青釉汝瓷都在模仿，以至朝廷无法令其他窑口禁烧与汝瓷相近的瓷器。为了防止出现至关重要的宫廷祭祀用瓷器再被民间模仿的情况，设立官窑，专烧祭祀用瓷器，就成为一种必然的选择。
还有一个方面，就是北宋晚期金人南侵，强敌压境，边境屡屡告急，病急乱投医的宋徽宗企图依靠道士作法与祭祀祖先来挽救颓势，由此需要的祭祀用瓷数量大增。作为宫廷常用瓷的汝瓷，就不足敷用，而且汝窑也难以烧造祭祀用的大器；况且，汝窑还有瓷器流落民间，用其做祭祀用瓷，对祖先鬼神都不够尊重。因此，专门设立烧造祭祀用瓷的官窑，就很有必要。
可能是出于烧造瓷器的自然条件如煤、柴、瓷土等方面的考虑，也有出于安全的考虑，将专烧此类祭祀用瓷的官窑设在相对偏僻的汝州境内，与汝瓷相邻，既能充分利用这里的技术力量，又便于集中管理，也能避开金人的威胁，以此保障宫廷用瓷，这也是很自然的事。
北宋官窑的设立，首开中国制瓷史上的先例。以后明清各朝所设官窑，皆不从贡窑中产生，都是独立设置，由皇室或官府全力控制。
由于北宋官窑与汝窑距离相近，自然和技术条件也相类，故受汝窑的影响是必然的（参见图五、图六）。明人曹昭《格古要论》中提到“宋官窑器，宋修内司烧者……色好者与汝窑相类”。张公巷窑与汝窑距离不远，都在宋代汝州境内，它们所用的胎料也相似[ 27 ]，二者都烧青瓷，颜色相类自在情理之中。南宋“修内司窑”应是直接师承北宋官窑，自然也与汝窑相类。当然，也不排除曹昭将他所见到的北宋官窑瓷误为“修内司官窑瓷”的可能性。
上述推论，或可得到相关窑口发掘者的证实。河南考古所的郭木森先生参加了清凉寺窑址和张公巷窑址的发掘，他对于汝窑和北宋官窑之间的看法是：“汝窑与张公巷窑是承前启后的关系”。[28]很值得我们思考。
四、结语
综上所述，汝窑由宝丰清凉寺民窑发展而来，成为贡窑—御窑性质的窑口，虽然是官窑性质，但无官窑之名，主要生产北宋宫廷生活用瓷。宋徽宗政和年间，朝廷在汝州设置官窑，专烧宫廷祭祀礼器。“汝州新窑器”即指北宋官窑瓷的出现。汝窑与北宋官窑同处汝州，环境相类，工艺上官窑借鉴较早的汝窑，因此在釉色和烧制工艺上有相似之处，且两者的烧造并行不悖。汝窑烧制的大致时代为宋神宗熙宁、元丰年间至宋钦宗靖康年间（1068——1126年）。直至金人南侵，汝窑、北宋官窑同时停烧。汝窑历时近50年，但其作为御窑烧造的时间较短，或许只有二十余年；北宋官窑烧造时间更短，大概在十来年时间。
注释：
1]《景德镇陶录·卷七》引《唐氏肆考》。
2]
3] 明刊北宋欧阳修《归田集·花觚》诗云： “谁见柴窑色，天青雨过时。汝窑磁较似，官局造无私。粉翠胎金洁，华胰光暗滋。旨弹声戛玉，须插好花枝”。 民国赵汝珍《古董辨疑》：“宋时仿柴器者甚多，如汝窑之淡青、豆青、虾青等色，皆仿柴器为之者。”
4] 李辉柄《宋代官窑瓷器》，“北宋官窑”章节，紫禁城出版社，1992年。
5]《汉书·燕剌王列传》。
6] 《后汉书·孝和帝孝炀帝纪第四》。
7] 《明史·列传第四十九》。
8]《武林旧事》卷第九。
9]
李辉柄《宋代官窑瓷器》，紫禁城出版社，1992年。
惠洪《石门文字禅》卷八“元学点茶乞诗”。
10]陈万里先推断汝窑烧制宫廷用瓷的时间在是1086年—1106年的20年间。而此时惠洪和尚年龄估计在青年壮年时期。
11]《宋代官窑瓷器》，第25页，紫禁城出版社，1992年。
12]河南省文物研究所《宝丰清凉寺汝窑址的调查与试掘》，《文物》1989年第11期。
13]
赵青云、王黎明《河南宝丰发现窖藏汝瓷珍品》，《华夏考古》1990年第1期。
14]孙新民《河南清凉寺汝窑发掘的主要收获 》，《南方文物》2000年第4期。
15]陈万里《汝窑的我见》，《陈万里陶瓷考古文集》，紫禁城出版社，1997年。
16]转引自全国哲学社会科学规划办：《宋代汝窑的发现与研究——〈宝丰清凉寺汝窑址的发现与研究〉成果简介》，2004年。
17]李辉柄：《论定窑烧瓷工艺的发展与历史分期》，《考古》1987年第10期。
18] 赵青云、王黎明：《河南宝丰发现窖藏汝瓷珍品》，《华夏考古》1990年第1期。
19]转引自全国哲学社会科学规划办：《宋代汝窑的发现与研究——〈宝丰清凉寺汝窑址的发现与研究〉成果简介》，2004年。
20]转引自全国哲学社会科学规划办：《宋代汝窑的发现与研究——〈宝丰清凉寺汝窑址的发现与研究〉成果简介》，2004年。
21]如李辉柄先生、叶喆民先生的观点。
22] a. 郭木森：《河南汝州张公巷窑考古获重大成果》，《中国文物报》》2004年5月21日第1版；b.郭木森：《河南汝州张公巷窑址》，载《2004年中国重要考古发现》，文物出版社，2005年。
24]桂娟：《张公巷就是专家苦苦追寻的北宋官窑？》，《新华每日电讯》2004年5月26日。
陈宏焱：《汝瓷博物馆藏青瓷与张公巷窑出土标本之新发现》，《东方博物》2005年1期。
25]郭木森：《浅谈汝窑、官窑与汝州张公巷窑》，《中国古陶瓷研究》第7辑，紫禁城出版社，2001年。
26] 赵维娟、郭敏等：《从化学组成研究张公巷窑与清凉寺窑青瓷胎的原料产地》，《原子能科学技术》2006年1期；赵维娟、鲁晓珂等：《清凉寺窑与张公巷窑青瓷釉料的主要化学组成》，《中国科学》（G辑）2005年2期。
28]郭木森：《浅谈汝窑、官窑与汝州张公巷窑》，《中国古陶瓷研究》第7辑，紫禁城出版社，2001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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