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SA 2019 花絮

今年是ISA的60周年（1959-2019）。今年的年会在多伦多召开。这也是我10年后再次来到多伦多。【说实话，因为有MWZ女士的事件，我还是有点担心的。所幸的是，这次的旅行没有问题。】应该说，ISA 2019算是我这两年真正想参加的一次。因为我觉得我今年的参加的几个东西都是非常有趣的panel。

（2016我没有参加，2017特别忙碌的一年。2018年参加了，但是，2018年主要是为了祝贺Amitav获得IO杰出学者的荣誉，我自己没有组织任何panel。）

首先是我们终于弄了一个关于“演化IR”的panel（重新想象国际关系：迈向一个社会演化的国际关系。Re-visioning IR: Toward a Social Evolutionary IR）. 我是发起人，Jennifer Sterling-Folker是评论人（另一位评论人Joslyn Trager因为签证或者什么别的地方出了一点纰漏，没有能参加，但是，这就是职业精神：她还是把她的comments发给我们了，而且一看就是仔细读了文章，提出的批评和建议都非常有用，）。事实上，我和Jennifer一直都组织这样一个panel的想法。而且2018年的APSA年会，我们也递交了一个panel的申请，但是没有获得批准。【这也是我去年本来应该参加APSA（因为有两个其他的文章被选中）吗，最后都懒得去了的原因。】总体说来，似乎大家对用社会演化来理解国际关系和国际政治还是有一点兴趣的，只是这肯定是个小众的视角。不过，我一直都说，最牛的人不是跟着主流，而是把非主流变成主流。

组织这个panel我三个目的。首先，我肯定有自我宣传我的“社会演化范式（social evolution paradigm, SEP）”的意图。但是，我还有两个同样重要的目的。一是可以看到同道人，特别是Jennifer Sterling-Folker, Seva Gunitsky. 让我没有想到的是，其实还有一些以前不知道的演化主义者，比如John Owen. 当然，我们这个panel还包括了只是用演化这个标签的两位学者的文章。

最后，一个非常重要的理由是，只有这样，才能让蒲晓宇和我合作的一篇文章有点进展。没有deadline，就没有生产力。在这篇文章中，我们将使用借用演化生物学中的“niche construction（小生态构造，改造）”来理解中国试图构建国际秩序的一些行为。【我最近在国际关系方面的好几篇文章几乎都是关于国际秩序、地区秩序的。可能因为这些话题是大话题，我比较喜欢吧。】

我参加的第二个panel（roundtable，不需要写文章）是T.V. Paul（麦吉尔大学，曾经是ISA2016-2017的主席，2018年刚刚当选Royal Society of Canada加拿大皇家学会的“会士”，相当于中国科学院的院士）组织的关于“peaceful change【和平变迁】”的panel。T.V.属于那种非常有组织能力，也有学术眼光（acumen）的人：他主编的基本书都颇有影响，其中包括关于Status（地位）和国际关系（蒲晓宇写了一章）。今年的讨论主要是试图发起关于和平变迁的研究。一定意义上，这种研究还真是需要西方学者和非中国的非西方学者来推动，因为目前西方（特别是美国）一想到非和平的变迁就是中国会不会这样，会不会那样。出了TV Paul和我之外，参与的人包括：T. V. Paul， Neta C. Crawford，Kal Holsti ，Jeffrey W. Taliaferro ，Ole Waever【这几位都比较熟悉了】。另外两位是 Anne Clunan (Naval Postgraduate School)，Arie M. Kacowicz (Hebrew University of Jerusalem)。很高兴见到他们。Anne给我和Ikenberry合作编的special issue（roundtable）写了一章关于俄罗斯。而Arie很早就写了关于zone of peace的书。

整个圆桌讨论的气氛不错，之后又马上开了一个短会，主要讨论如何进一步推进这方面的研究和networking（包括从学术到政策圈）。应该以后会有一些具体的项目推出。

周四休息了一会，然后处理一些比较紧迫的事情（主要是见人！）。上午见到了Marion Blute，一位社会演化主义者。通过交流才知道，她曾经师从Anatol Rapoport，而Rapoport是让她后来更加坚信演化视角对于理解社会非常重要的人士。她自己后来出版过一本书。尽管按照我的标准肯定不够社会演化，而且太过肤浅（和Mesoudi的2011年的书一样）。

下午最重要的是见两个出版社的编辑。一位是为了我的现在的这本书“论社会演化”【这背后的辛酸故事以后再说吧】，一位是为了我的下一本书【原理准备叫“经济增长的制度基础”，可能最后会改成叫“经济发展的制度基础”，因为我肯定更关心经济发展，或者说是长时段的经济增长，而且有技术进步，而不是比如靠卖石油。】。

说到这，我确实觉得，没有写过英文书，没有在好的大学出版社出版过经得起时间检验的学术专著的人士，对于评价这些书的历程，特别是我们这种不在欧美教书的学者在这些好的大学出版社出版专著的历程，是不够有资格的。真心是个困难的事情。

周五早上多伦多下雨，但是下午出太阳。这次非常幸运，遇到Alvin Yang（Kassel大学，主修批判理论的国际关系，IPE等等），算是我的粉丝，他也是长在多伦多，作为向导，带我去逛逛多伦多大学。这次运气不错，我们直接去敲Emmauel Adler（曾经做过IO的主编，当然，他肯定更偏建构主义，practice等等）的门，结果老先生居然就在! 因为周五晚上我有别的事情，因此不能参加他的book launch。我向他表示祝贺他的大作出版。他也是国际关系有相当演化视角的学者之一吧。总之，这次不错，见到了两位同道。老先生精神不错，他说他即将从Munck School退休，然后主要会待在以色列。【这次也顺便看了一下Munck全球事务学院，据说是多伦多大学非常有钱的学院之一。】

Alvin的经历也很有意思，以前学过音乐，哲学，之后才改学国际关系。他在欧洲已经有7年的游学经历，告诉了我一些欧洲大学的制度和理解，对我颇有帮助。

周五晚上是一年一度的Security Studies的编辑委员会（editorial board）的年度晚宴。今年的年度晚宴，《安全研究》的出版商Taylor & Francis显然做的比去年好多了，拿出了非常多的数据。如今的Security Studies的接受率只有不到10%，也是够吓人的。而且据说，一半左右的R&R都会被据掉。

晚宴上我最开心的肯定是主编Randy Schweller（蒲晓宇的导师）特别提到：我于2009年发表在最重要Security Studies的关于“安全困境”的文章是迄今为止该杂志下载最多的文章，超过1万一千多次，接近1万二，是第二名的两倍多（4千多）【我知道，来自中国的下载肯定不少，哈哈谢谢各位】。我想，这个成就，应该也是中国国关学界值得骄傲的吧，

其实，这篇文章也是运气不好：一开始投到《国际安全（International Security）》，被一个人拒掉了（我其实几乎可以肯定是谁据掉的，这人肯定不是Jervis）。因此，我一直说，我们不应该看文章发在什么杂志上，而是要看文章的质量本身【比如，我关于国际政治的社会演化的文章被《国际组织》据掉了，我肯定认为他们是错误的，而且是因为他们的保守，加上审阅者完全不理解演化是什么意思。】事实上，我认为，许多顶级（影响因子也罢吗，，声誉也罢）杂志，至少有3分之一，甚至更多，的文章是没有太大意思的文章。

文章后来投到Security Studies的时候，我就特别和编辑说：最好不要让某某审阅这篇文章。Jervis这次评阅了这篇文章，尽管我对他关于安全困境的讨论批评颇多，但是他非常正面，这也是这篇文章比较顺利在Security Studies上出版的重要原因吧。【因此，我一直说，真正的大学者对于到位的批评一定是非常认真对待，宽宏大量的。我只是不喜欢（或者看不上）那种书都没读几本，甚至都没读懂，就想批评（我）的人。呵呵。我猜，Jervis也一样。简单说，学术批评不是为了批评而批判，而是因为你觉得你的批评对于学术的进步有价值，否则干么写个东西批评呀？因此，我几乎不回应“与唐世平商榷”的东西，也不参与“和某某某商榷”。】

周六下午的第一个panel是由Amitav Acharya和Barry Buzan的新书引发的一个圆桌讨论。无论这本书的具体内容如何，我认为，Amitav Acharya和Barry Buzan已经成功地发起了一场运动，即，迈向一个更加去西方中心主义的全球国际关系（Global IR）。当然，要达成这个目标，还会有很长的路要走，还会有很多的阻扰。这些阻扰既有来之于西方的，也会有来自于非西方世界的。因为我的发言将会专门发表，因此，我在此不再赘绪。唯有一点我想强调，秦亚青、阎学通两位前辈老师和我确实是为中国的国际关系研究进入国际视野做出了确实贡献了的，而许多人在天天喊中国学派，却没有任何实质性的贡献，甚至恐怕都没有仔细读过我们的著作。中国传统文化的“文人相轻”心态似乎从秦，或者至少是汉朝就开始，却依旧如此强大。

之后的最后一个roundtable是一个非常临时的决定。我是最后才收到Brian Rathbun（USC）的邀请，来参加他的新书的讨论，以及祝贺他获得“外交研究section”的杰出学者的荣誉。Brian可能许多人并不是特别知道，但是他在过去几年确实非常高产。

他的新书Reasoning of State：Realism、Romanticism and IR出版在剑桥大学出版社久负盛名的“剑桥国际研究系列”。但是，我一直到当天早上才收到Brian发给我的书稿（PDF），因此，只能匆匆扫一眼。

我觉得我和Brian相互认识，并相互尊重的故事才是有趣的（大概也是他为何亲自邀请我来给他捧场的原因吧。）2008年，他写了一篇关于不确定性的文章，我2009年的关于恐惧的文章（Fear in International Politics：Two Positions）的文章批评了他的一些理解。他看到我的文章后，估计有些愤怒，给我写了一个措辞强硬的电子邮件。我当然也不甘示弱，直接就回复，他的理解确实是有问题的呀。经过两轮电子邮件之后，Brian电子邮件表示，我们应该和解，因为我们有相似的兴趣。我猜，他后来觉得我说的更有道理。由此，我们决定组织一个APSA的Panel，专门讨论uncertainty、fear、trust等等。我后来问他，这大概是他开始转向心理学的一些知识的时间。巧合的是，那一年刚好是2009年，APSA也是在多伦多。我把这个旧事说出来后，大家都笑了！

关于Brian的书，我还没来得及细度，暂时不好评价。不过，从他的一贯作风来看，他也是喜欢挑战重要的conventional wisdom或者说是dominant thinking。这点，他和我很像。【当然，在这个panel上，大家对他的一些部分立场和观点，包括对历史材料的理解都提出了一些质疑，尤其是Rose McDermot 和Richard Hermann。后来才知道，Brian在Rick Hermann的Mershon Center做过博士后，Hermann也算是对Brian有至于之恩了。如此，估计Rick可以不太留情，直接说，Brian对某些事件的理解是错误的，比如对里根。这次见到了Rose也不错，她是比较心理学的，但是后来有点太过演化心理学（EP，Evolutionary Psychology，大写的）这个标签有误导性，以至于我只能用社会演化心理学来标识我认为更正确的视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