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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政治的社会演化:从公元前8000年到未来》中文版前言

(2017-09-11 16:14:00)
分类: 我自己的工作

博主按:我一直以为,读一个作者的作品,我们除了理解他或者她的知识方面的贡献,还应该试图去理解他或她的“心路历程”。因此,这个中文版的前言既是对我以前说过的“豪言壮语”的一个阶段性(2005-2015)总结和回顾,也是为我下一个“十年计划”立此存照。

特别说明:本书的英文版没有“从公元前8000年到未来”这一个副标题。其实,原本的书稿里,我是希望有这样一个副标题的。可是牛津大学出版社的编辑认为,这个副标题“似乎不够学术”。中文版加上了这个副标题,我觉得更好,因为它捕捉到了这本书在时间上的宏阔跨度。


中文版前言

 

过去的许多年里,我的绝大部分工作都是用英文写成的。这主要是因为我认为,中国自宋代以后对世界就几乎没有贡献过太多有用的自然和社会科学知识,而在一千多年之后的今天,也许是中国为世界贡献一些普世性的自然和社会科学知识的时候了。但是,我这样做的一个结果便是,即便一些中国读者愿意读我的东西,我的研究成果与中国读者见面的时间反而会比和英语读者见面的时间要晚。这并不是我不关怀中国的命运和前途:我始终都知道,我的研究对中国有现实或未来的意义。但是,我也同样始终都坚信,要想贡献一些普世性的社会科学知识,中国只能是我研究中的一个——但却永远都不能是唯一的——观察点或者数据点。为此,我希望中国读者能够理解我的出发点和苦衷。

如果说我的第一本英文专著《我们时代的安全战略理论:防御性现实主义》是一部纯粹的国际关系的作品的话,我的第二本英文专著《制度变迁的广义理论》就已经是一部覆盖整个社会科学的作品。而现在您手头的这本《国际政治的社会演化》至少也不是一部严格意义上的国际关系的作品,因为它的支撑点和我的《制度变迁的广义理论》支撑点一样都是“社会演化范式”。而我将在我的下一部英文著作《论社会演化》中详细阐述并且宣称,“社会演化范式”是社会科学中的终极范式,就像是达尔文的演化论是生物学中的能够溶解一切的“universal acid”一样。不仅如此,《国际政治的社会演化》试图解决的一些实证和理论问题,特别是战争的起源及其对人类社会演化的深远影响其实也是人类考古学的核心问题之一。

一些细心的读者可能也已经发现我最近的许多研究已经不再是国际关系了。事实上,我正在逐渐“淡出”国际关系学界,因为我认为这个领域中最为根本性的宏大理论和实证问题已经被我解决(不管你们同不同意)。而我未来的研究领域将基本上会集中在:比较政治学(现代化、族群冲突、政治转型)、制度经济学(经济增长的制度基础)+产业政策、社会科学哲学和方法论。事实上,我在这些领域的一些探索已经出版了一些作品,有兴趣读者们可以从我的个人网页下载或自行查阅。

许多人会问,我为何要这么做:“打一枪换一个地方”从来都不是一个褒义词。我的回答是:当一个领域内最令我激动的问题已经被我解决之后,我就会毅然绝然地选择离开,去另一个领域寻找最令我激动的问题,即便那个领域可能是我一开始不太熟悉的领域。我相信自己可以驾驭几个不同的领域,而且这才是真正本色的我。

我记得10多年前,我曾经和一位朋友说,我将是这个世纪最为重要的社会科学家之一,他觉得我是在开玩笑。也许他仍旧觉得我是在开玩笑,我却从未这么想过。无论我是否能够达成这一目标,我一直在试图表明,我至少很认真地对待自己的目标。

自西方到来之后,中国的社会科学家(以及文学、历史、哲学等人文学科的学者)除了在中国自己的故纸堆里有点自信之外,在现代社会科学的领域里几乎没有任何超越中国或亚洲的学术野心和追求,当然也就没有世界视野的学术自信。这使得我们的大部分学生也同样没有任何超越中国或亚洲的学术野心和追求,当然也就没有世界视野的学术自信。我的努力确实是想告诉我们,中国其实完全可以产生世界一流的社会科学,只要我们努力。这不是“科学民族主义”,而是我们每一个科学家都应该追求的境界。

说到这里,我还想特别指出,我的努力并不是想在别人面前证明自己,我只是想在自己面前证明自己:我想看看,我的努力到底能够让我走多远。我不知道这种心态从何处来,但我大致知道从我十岁的时候就开始有了。我很幸运,它一直在我心中。

2005年末在中国社会科学院给学生上课的时候,我许下“豪言壮语”,说要在10年里写出四本英文专著。当时上我的课的学生大概也觉得我是在开玩笑。很遗憾,我直到2016年末才写完我的第四本英文专著(当然,这期间我写了许多独立的研究文章,大致的工作量恐怕不比写一本书少)。但是,大家都知道,我们每一个人的“截止期”永远是被推后的——我的也一样。

在下一个10年里,我将再写出四本英文专著。其中的第一部将会是《经济增长的制度基础》。我仍旧抱有希望,这一次,我的截止期不会被推后得太久。

本书的英文版非常幸运地获得了2015年度的“国际研究协会(International Studies Association, ISA)”的“年度最佳著作奖(Annual Best Book Award)”。而我是第一位获得这一著作奖项的中国和亚洲学者。

本书的中文版的出版是建立在许多人的无私的辛勤努力上的。

首先,衷心地感谢董杰旻和朱鸣愿意承担这项又脏又累的“(翻译)活”。没有他们的辛勤劳动,这本著作和中国读者见面的时间恐怕是未尽可知的。对于他们的无私奉献,我无以回报,只能尽我最大的能力和他们一起为中国社会科学的成长而奋斗。他们是我学习的榜样。

其次,感谢中信出版社的张伊编辑,她是本书能够与读者见面的最重要原因之一。

最后,感谢我的妻子王琳。她操持家务、照顾孩子和我,使得我能够全心投入我的研究。她是我所有作品背后最重要的灵感和鼓励的源泉。她还通常是我的中文书稿付印前的最后一位读者。我还要感谢我的儿子潇雨,他只用了两年多的时间就教会了愚钝的我珍惜和他在一起的时光。这绝对是一个奇迹!

没有一个人敢说自己的作品是完美的。因此,一个作者看到自己过去的作品总想作一定的修正是可以理解的。但是,为了维持中文版和英文版的内容一致,我尽可能地克制了自己的这种冲动。这部分原因也是因为我再读本书的时候,我认为本书的基本内容依然成立:我现在也不会对本书作任何大的修正。【当然,我必须承认,我再读这部作品时,确实有点不敢相信自己真的写出了这部作品,因为写作的过程是异常艰难、漫长和痛苦的。我们老说,写书要“十年磨一剑”。这本书是真的写了十年!】

但是,中文版和英文版确实有以下几点小的不同:

1. 一些注释、用词和排版上的错误得到了修正,而这些改动都被标记出来了。当然,这些修正丝毫不改变本书英文版中的讨论。

2. 对一些我本人在英文版出版时还未出版的作品,中文版中做了更新。

3. 最重要的不同是,在中文版中,作者加入了一些的新注释(即,“作者中文版注”)。本书的译者(特别是董杰旻)也同样加入了一些新的注释(即,“译者注”)。而这些“译者注”都经过作者本人的审定。这样做是为了利于读者考察作者的理论思考的演进。同样,这些新的注释丝毫不改变本书英文版中的讨论。

 

当然,书中存在的错误仍旧都是作者本人的责任。

唐世平 上海 2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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