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术感恩录之五：我心目中的秦亚青（之一）

博主按：

首先，我需要向秦老师表达我的诚挚歉意。2012年12月初，我就对秦老师进行了“录音专访”。之后一直就想把对秦老师的理解写出来，可惜要写的东西总是太多，因此一拖再拖。实在抱歉。

其次，因为秦亚青老师的事迹太多，因此，关于秦老师的“学术感恩”也会比较长。加上我对他从一个“positivist”到一个“constructivist”的转变有特别的兴趣，放在一起会不太协调。因此，关于秦老师的“学术感恩”将会分为两个部分。下一个部分，特别讨论秦老师从一个“positivist”到一个“constructivist”的转变。

【为此，秦老师特意给了我一个“录音专访”，就这个问题聊了一个多小时。另外，从“知识的社会学”角度对秦老师的转变感兴趣的人也不只我一个，至少还有台湾大学的石之瑜先生。】

【特别说明：说秦老师从一个“positivist”变成了一个“constructivist”不代表“constructivist”不可以是“positivist”。事实上，我认为不少“constructivist”还是“positivist”，这也包括秦老师。秦老师甚至要比Kratochwil、Onuf、Wendt等人更加接近“positivist”以及“科学实在主义”，因为秦老师一直还是强调实证研究的，尽管秦老师本人好像说过，他受Friedrich Kratochwil的影响比较深。总所周知，我本人认为“科学实在主义”更好。】

对秦老师的基本评价

秦亚青老师在中国国际政治学界的领军地位是毋容置疑的，而秦老师也一直知道我是他最铁杆的粉丝之一，所以我就不再重复某些不必要的赞誉之词，直奔主题了。在此之前，我只想说，秦老师是我见到过的真正的谦谦君子之一。

在他这一代人中，秦亚青老师是极少数，甚至可能是唯一一位，做到了以下几点的中国国际政治学者：

1）  对主要的西方国际政治理论有相当深入的了解

2）  对西方国际政治理论背后的知识基础也有相当的了解

3）  对西方国际政治理论有社会科学哲学意义上的反思【在这一点上，秦老师要比许田波和康灿雄都要做得好。】

4）  在以上三个基础上，对发展中国的国际政治理论有切实的尝试。

因此，我觉得，目前关于国际政治理论的“中国学派”或者说是“中国的国际关系理论”的努力只有秦老师这一脉有点希望，尽管他们目前的进步也是不肯定的。

平心而论，和秦老师比起来，我们许多的中青年学者对西方国际政治理论只知道个皮毛，不求甚解，更谈不上了解西方国际政治理论背后的知识基础了。而从社会科学哲学意义上对西方国际政治理论进行反思就更是缺乏。因此，我觉得我们的许多中青年学者动不动就谈“发展国际政治理论的中国学派”，基本上是口号或者附和，有点近乎痴人说梦。因为他们恐怕连秦老师一半的努力都不到，更谈不上秦老师一半的功力了。

【特别说明1：我这么说绝对不是认为我们要膜拜西方国际政治理论：大家都知道，我不膜拜它们。事实上，我一直在追求超越，而且觉得不少西方国际政治理论（学者）其实水平一般。我这么说是我认为：要想超越，另立门户，必须懂得别人的努力和成就。就像发展“独门武功”，你总要知道不少其他门派的武功吧，否则发展出来的独门路数，恐怕根本接不了几招。其实，所谓的“独门武功”都是建立在对其他门派的武功的研修，兼容并蓄之上的独创，而不是完全从一张白纸上重来。这体现了知识进步的基本事实和道理）】

【特别说明2：赵汀阳先生的“天下”只是一个“形而上学”，或者说是“道义哲学”水平，的概念。因此，“天下”这一概念要想真正对国际政治理论有所影响，必须走到实证层面和中层理论层面。目前看来，这方面的努力几乎没有（这方面，我们不能指望赵汀阳本人），因此，“天下”这一方向的前景至少也是不明朗的】

【特别说明3：我一直认为，我们不能苛求比秦老师他们这一代更早一代的中国国际政治学者。他们那个时代的各种约束实在太多，而他们接触西方理论时都已经年纪太大，精力和体力可能都已经不太够，只能尽快介绍过来，让我们这些后生晚辈去仔细研读了。即便如此，他们对中国的国际关系领域的贡献也是奠基性的。每一代人有每一代人的任务或者使命吧。】

秦亚青老师的具体贡献

秦老师的贡献是巨大的也是多方面的。以下几个方面只是我认为他最重要的贡献。

一、以身作则，追求好的学问和作品。在无比繁重的行政工作重压之下，秦亚青老师的作品的质量和数量那是有目共睹的。【因此，我说，许多晚辈学子恐怕连秦老师的一半的努力都没有】

二、真正改变了我们许多人（特别是一些对“国际政治理论”比较功利的人士）的一个误解：搞国际关系（理论）研究，那就是为国家出谋划策；除此之外的任何东西都是无意义的。而秦老师努力地告诉大家：理论本身就有价值，也是一个好的学者应该追求的，因为理论可以名垂青史（套用爱因斯坦的话，“An Equation is something for eternity.”）当然，确确实实，某些时候，某些理论（通常是中层理论）对于政策的制定是有帮助的。

三、翻译了许多部重要作品。在中国的国际政治学界，秦老师在翻译上的成就，无论是数量和质量，恐怕都是无人能及的。而在翻译的过程中，秦老师对原作者和原著的理解就大大提升了。这一点从秦老师的译序的水平就可以看出来。这样的一个过程显然有利于秦老师日后的理论发展。【许多译者可能连原著都没太读懂，就开始翻译。其结果可想而知。我觉得，所有的译者都应该向秦老师学习。】

四、真正在探索“中国的国际关系理论”（“中国学派”）上做了一些切实的努力。尽管秦老师和他的学生们的努力是否已经足够，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但是他们确实努力了。这和许多人只是在扯着嗓子喊“发展中国学派”的修为，高下立见。

五、让外交学院成了“建构主义”在中国的大本营。这一点大家都有目共睹。

遗憾

我觉得秦老师总还是有些遗憾吧。以下几点是我的偏好带来的批评。

1.      过于宏观。无论是他早期的以定量为主要技巧的“实证主义”时期，还是他后来的“（过程）建构主义”，总体来说秦老师的研究都是相对宏观水平。【尽管秦老师还翻译过杰维斯的名著，《知觉与错觉》。】不知道是否是因为过去几十年通常是大(结构主义)的理论在国际政治中更为吃香这个原因，还是因为秦老师认为微观和宏观不容易契合。而我一直认为，更好的境界应该两个层次都有所兼顾【比如Elias（艾利亚斯）的《文明的进程》】。

2.      从学生培养上来说，我觉得秦老师可能对他的学生不敢不做“建构主义”的“自我选择”批评得不够。我毫不怀疑，秦老师想发展“（过程）建构主义”（作为中国的国际关系理论的一部分）的初衷之一便是打破某些学派的垄断。可惜，可能在中国目前的师生之道的约束下，学生自动就追随老师了。因此，绝大部分秦老师的学生纷纷都成了“（过程）建构主义者”。【我个人认为，“constructivism是一个有不少先天缺陷的approach（学派或者取向）。当然，其他的几个主义也一样有先天缺陷。】

3.      打心底里，秦老师其实是个学问人，并不喜欢行政工作。因此，秦老师的另一个遗憾可能是行政事务对他的学术干扰太多。这其实是秦老师是为了外交学院和中国的国际关系领域做出的巨大的自我牺牲：因为秦老师深知，如果他没有一个行政头衔，无论他有多优秀，都不会有在学界的领军地位，因而也就不可能改变中国国际政治领域的风气和面貌。这一点是秦老师的无奈，也是中国学界的悲哀：没有行政地位，你等于什么都没有；你有的只是你心目中的“青史留名”，但那又有什么价值呢？

秦老师和我

秦老师当然是如雷贯耳的人物。不过，我第一次见到秦老师已经是比较晚了。

第一次正式见到秦老师应该是2003年末。秦老师在外交学院弄了一个会，来了不少颇有地位的美国学者，比如Joseph Grieco，Jeff Legro，Liz Kier，Etel Solingen等等。因为没有要求提交论文，我去凑了个热闹。开始和Legro、Solingen做些交流，学到不少东西。

见到过秦老师后，就开始剥削秦老师。2004年，我请秦老师来给中国社科院亚太所的一些青年学者做些关于国际政治理论研究方面的科普，并且介绍一些他自己的研究和心得。可让秦老师大老远大清早来一趟，只能给秦老师500元的辛苦费。【这件事情，实在是晚生罪过！】而秦老师仍准时驾临，和亚太所的年轻人交流甚欢，还不忘勉励我们几句。真正的谦谦君子！

【那个时候，我一年只能支配5000元的经费：5000元是我们这个研究室当时一年的机动学术经费。只能用来开一个小会（我记得那时候，一般会议的车马费大概最多300元），弄几个小的讲座。直到我离开中国社科院之前，社科院的待遇实在是太惨了，人才流失也就可以理解了。】

先写到这。对秦老师本人、他的学生、以及他们的努力，如有冒犯，只能希望他的学生海涵我的无知和无礼。【我知道秦老师肯定会原谅我的无知和无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