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以前就强调过，我其实犹豫了很久，要不要写“学术感恩录”这样一个系列。主要的担忧是怕引起误解。写了那些老师，没写那些老师？先写了谁，后写了谁？全是赞美还是有一点批评？批评对不对？（赞美恐怕都是对的）。

    最后，还是决定写了。不过，觉得恐怕还是要再澄清几句。

    首先，我觉得这个东西总是要有人写的：因为这是一个学科进步的历史的一个侧面。可以这么说，在过去的30多年，如果一个学科没有几位领军人物，他们有国际眼光，深厚的学术功底，而且他们愿意折腾，也能够折腾，那么这个学科在今天的中国多半是“式微”的。因此，至少就国际政治和国际关系这个学科，我们这些晚辈很庆幸有这么多的前辈和老师给我们奠定了这么好的基础（尽管还有许多我们仍需努力的地方）。否则，“国际政治和国际关系”会比今天大家觉得还要差。大家比比就知道了，在过去的30多年，如果一个学科没有一些具备国际眼光和深厚的学术功底的领军人物，这个学科今天肯定不怎么样。

    其次，我觉得我最适合写这个系列。中国人都重师承关系。而很不幸，因为我在国内从没有年过文科，我在中国的社会科学界没有任何师承关系。也就是说，我在中国的社会科学界没有师门，没有正式的老师【这肯定有它的不良后果。事实上，我在美国也没有师门，因为没有念一个（国际）政治学的博士。不过，我其实很庆幸自己是这么一直“自学成才”的，至少我经常这样自我安慰自己。哈哈】。但是，我把所有这些为我们的学科做出过重要贡献的前辈（甚至晚辈）都当成我的非正式的老师。【中国的内功说：“众人皆吾师”，这比孔子说的“三人行，必有吾师”更加深刻。】因此，我从内心深处感激他们对这个学科作出的伟大贡献，而不仅仅是感激他们他们对我的直接或间接的教诲、支持、提携和理解。而正因为我没有师承关系，所以，我想我在写这些老师时的偏见会比有师承关系的晚辈的偏见相对较少（我肯定还是有偏见的），而且也能够敢于（稍微）对他们作一点批评。在中国，要“白纸黑字”地批评自己的老师（比如像我批评Jervis那样）是不大容易的。

   最后，我不可能一下子写到每个人。我遵循两个原则：1）只写自己比较了解的老师，多少要有些交流的。2）既不按年龄，也不按学派写：我按我和他们认识的时间先后写；如果认识的时间差不多，那只好相对年轻的人士稍微靠后些。因此，时殷弘、秦亚青、王逸舟、李少军老师辈分差不多，但我和他们认识都相对晚，所以只能往后排一点。（认识上海的几位老师就更晚了）。又比如，牛军老师和张宇燕老师都对我帮助极大，可他们太年轻了（确实年轻！比我大不了太多。），所以，只能往后排一点。

  希望这样一个说明能够让大家更理解这个系列的用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