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篇短文发在2011-11-22日的环球时报上，

http://opinion.huanqiu.com/roll/2011-11/2198121.html

刊登出来的有删节。更完整的版本如下：

关心并讨论别人的问题才能有话语权

唐世平（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

当下中国的政界和学界，都在大谈在国际社会或事物中“争夺话语权”。这显然比起只谈“和国际接轨”有了进步：如果人家的“轨道”不断在变，你永远都接不上。因此，“争夺话语权”就显得至关重要：如果你有一定 的话语权，你就有可能影响“轨道”，从而不需要一切都追在别人后面去“接轨”。

但是，“争夺话语权”和仅仅是“发出中国的声音”有很大不同。中国可以发出声音，但如果没有接受你的声音的受众，你只是在面对旷野呼喊，最多只有回音，却没人应声。“争夺话语权”更不是自己只对自己喊口号：我们自己对自己喊“争夺话语权”的口号，别人理会：别人最多会笑我们痴人做梦、自欺欺人。

中国要“争夺话语权”，其最首要和核心的问题是破除“自我中心主义”：我们不能只关系和谈论自己的话题，而是必须关心并且公开讨论别人的问题。唯有如此，我们才能获得一定的“话语权”：无论别人一开始听不听得进去我们的见解。

关心并且公开讨论别人的问题不是干涉别人的内政，而是为世界提供有用的知识，包括对世界问题的诊断和药方，从而能够对他人的福利有所促进。但是，这种诊断和药方又不能建立在主观臆断上（比如，概而论之地武断地说，“世界需要中国药方”），而是建立在扎实的研究基础上。

试想一下，如果中国的某些欧洲问题专家、经济学家、驻外新闻机构、甚至政府机构能够在欧元区成立的时候就指出欧元区有可能爆发目前这样的债务和金融危机，甚至细致到指出哪些欧洲相对落后的国家（比如希腊、葡萄牙、甚至意大利）将不得不面对过度消费和负债所带来的恶果，并且在欧洲的媒体上发表了自己的意见，那欧洲的精英们如今会对今天中国的声音是什么样的态度。可惜，在欧元区成立的时候，我们要么是在替“欧元区”和“欧洲一体化”唱赞歌，要么只关心欧元对中国和美国霸权的影响（显然，这些问题都重要，都值得关心）。而当欧元区面临危机的时候，我们只是在“事后诸葛亮”。这样一来，我们没有太多的话语权也就不奇怪了。

再试想一下，如果中国为数众多的美国问题专家、经济学家、驻外新闻机构、甚至政府机构能够在2008年的危机之前就看到美国房地产里的泡沫以及更加深层次的问题，并且看到中国购买美国房地产的次优金融衍生品的风险，那美国的精英们如今会对今天中国的声音是什么样的态度。可惜，在大部分时间里，我们更多地都认为美国的金融体系是最安全、最完善的。而当美国面临危机的时候，我们也只是在“事后诸葛亮”。同样，我们没有太多的话语权也不奇怪。

再试想一下，如果中国的越南问题专家、经济学家、驻外新闻机构、甚至政府机构能够在2008年越南经历高通货膨胀就指出越南过热的经济将面临的问题，并且告诉他们应该如何防范，那越南的精英们如今会对今天中国的声音是什么样的态度。可惜，在大部分时间里，我们几乎只关心越南和中国的关系、越南和美国、日本、印度的阴谋、越南的政治改革（这些问题都重要，都值得关心）。而当越南面临高通货膨胀时，我们只是在“事后诸葛亮”。同样地，我们没有太多的话语权也不奇怪。

因此，要想有一定的话语权，中国的政治学家（含国际问题专家）、经济学家、社会学家、驻外新闻机构、甚至政府机构不能再继续只关心中国关心的问题(比如中欧关系、中美关系、中越关系等等)，而是必须对其他国家和地区更加深入和细致的了解。更进一步说，对中国和其他国家和地区的关系的理解都必须建立在对他们各自的对象国的深入和细致的了解之上，否则，我们对别人的外交的理解永远是肤浅的。

从近期来看，中国的研究型大学、研究机构和研究资助必须强调国际声音：在顶级的大学和研究机构，必须明确将能够用英文或其他文字发表对其他国家和地区的研究论文和评论纳入评价体系。如果中国的研究人员只能够发表中文的研究成果或者只能发表对中国问题的研究成果，那中国的话语权将永远是微乎其微的。

从更长远的发展来看，中国的研究型大学、研究机构和研究资助也必须逐渐向那些能够切实研究其他国家和地区的学者倾斜。中国固然需要我们继续深入研究，但是中国也越来越需要能够研究其他国家和地区的人才，而对其他国家和地区更好的理解又将推动我们对中国的理解的深入。相配套地，中国的留学基金必须向那些切实研究其他国家和地区的学生和学者倾斜。而出国留学的中国留学生也必须转变思想：他们不能只是到国外去学习一套方法再来研究中国。

今后的中国需要更多的能够关心普世问题、提供普世知识、解决具体问题的人才，而不是空喊口号、漠不关心（中国和他人的）问题，自欺欺人的所谓专家学者。哪些不关心（甚至否定）普世问题、不能提供普世知识、不能帮助他人解决具体问题的人士，不大可能对中国在国际社会中的话语权有太多的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