概念:一些防止误用和滥用的规则
(2011-05-16 12:11:53)| 分类: 学术话题 |
题记:在呼吁大家和一些“标签型”【以及“判定型”】文章决裂后,我们显然要面对的一个问题是:怎么才能不作或至少少作“标签型”文章。这个短文是我的一点浅显的思考,供大家批评。
在这里,先推荐一本书,Gary Goertz, 2006. Social Science Concepts: A User’s Guide.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迄今为止我读到的对概念的最好的,最系统的讨论【继武说他正在翻译本书。大家都应该谢谢他,功德无量】。其中的很多引文也很重要,很多是经典论文(比如Sartori; Collier等人的文章)。我不列举了,大家按图索骥吧。
【顺带说一句,一些高级的方法论著作可能是我们更迫切需要翻译和阅读的东西,远比读几本一般的(所谓的经典)书重要,必要。我下次会写一个小的博客,讨论“读书”:多读书是做好研究的必要条件,但肯定不是充分条件。读了很多书不代表能做好研究。读什么书,什么时间读什么书,怎么读书都很重要。事实上,老师的一个重要职责也是告诉学生如何读书。】
离开了概念无法进行任何讨论。因此,我们必须对概念给予高度的重视。但是,当下的社会科学中存在许多对概念的误用和滥用(见下)。因此,有必要指出一些特别明显的对概念的误用和滥用,从而使我们避免犯这样的严重(同时又是低级)的错误。
一、 建立一个概念绝对不是一件轻而易举的工作:建立一个概念,你必须在如下三个层面中的至少两个做细致的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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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因此,标签不是概念:现在许多文章只有标签,没有真正意义上的概念。没有在本体论层面和认识论层面得到足够讨论的标签只是一个空壳:总之,他们绝对不是概念。【因此,我们要和“标签式”文章决裂。我们不是要,也不能和“概念”决裂。】
三、.杜绝伪/空泛解释与形而上学的概念
Hempel 1942, p. 41, fn. 3. “那些在经验上得不到任何检验假设的概念所组成的解释(例如生物学上的"生命原理,自我实现",”种族的历史命运“或者历史学上”绝对理性,自我实现”(例如斯宾塞),都仅仅是一些比喻而没有任何认识上的实质内容”
四、对于核心概念,最好用最简约的(minimalist)方式进行定义,这样可以方便我们逐步为其加上各种定语或限定词,从而能够扩展一个概念能够捕捉到的东西,或者限定一个概念能够捕捉到的东西。这方面的讨论,可以见对“民主”的定义的讨论(见Collier and Levisky 1997;也可见Gerring 2001;Gerring and Barresi 2003; Gerring 2005, 19).
确立和使用概念:基本通则
一、必须从本体论上和认知论上对概念加以限定,而概念的定义应该尽可能的简洁与明晰。(概念不是仅仅为你个人使用,而是为了整个学术圈。玄乎的概念基本上是思维空洞的表现)
A. 除非确有一些新现象,新情况需要用新的概念去捕捉,不要尝试发明另一种标签/概念。这只会扰乱我们的讨论。
B. 对概念的运用必须从头至尾保持意义一致。改变或偷换概念是典型的学术不端和学术欺诈的行为,尽管可能不如抄袭那么严重。
二、概念不能拿来掩盖循环论证:在任何情况下,一个概念都绝不能包括了其解释的对象的全部或者大部分内容,无论这种形式以明显还是隐藏的形式得以体现。 掩盖循环论证的案例
A. Van Evera:“客观攻防平衡”与战争结果(这是一个用概念明显的循环论证的例子)。作者对“客观攻防平衡”的定义是:当征服容易时,则进攻占优势,反之,则防守占优势。这样,用“客观攻防平衡”来解释战争的结果,但是却用战争的结果来作为判断攻防平衡的标准(详细的批评,见Tang 2010, “Offense-defense Theory: Toward a Definitive Understanding”)。如此一来,解释显然很容易:问题是,太容易了!
B. 徐勇,“农民理性”和中国奇迹(2010)。这篇文章是一个用概念来掩盖一个相当明显的循环论证。作者把“农民理性”作为一个核心变量用来结束中国奇迹。但是,他所定义的农民理性的内容恰恰是经济发展所需的种种美德(比如诚实,勤劳)等等。 如此一来,解释显然也很容易,太容易了!
三、概念是为了我们要做更深刻而不是更肤浅的研究:新的概念(标签)应该不被使用来作出一个更肤浅的解释。我们应该总是努力去做出更深刻的解释而不是相反。几个通过新的标签达到或者掩盖肤浅解释的范例:
A. Van Evera: “主观攻防平衡”和战争决策 (解释更加肤浅)
B. 徐勇,“农民理性” (解释也更加肤浅了)
C. Erik Ringmar, The Mechanics of Modernity in Europe and East Asia: The Institutional Origins of Social Change and Stagnation (Routledge 2005). 这本书的解释对象是欧洲为什么兴起,而东亚(日本和中国)为何停滞。在这本书里,作者提出了一系列的新概念,但他的就所有的概念都指向更加肤浅的解释。其最核心的中间解释变量是:“自我转变的社会体系”(self-transforming institutional system、society),而这个体系应该能够允许和促进“thinking about potentiality, entrepreneurship, and tolerance of plurality or
pluralism”。这最多是把马克思、熊彼特、诺斯等人的东西重新标签一遍。说的更不客气些的是,把要解释的东西重新标签了一遍:我们不就是想知道资本主义(作为一个社会体系)增么兴起的么?具体讨论上则基本沿用哈耶克的“自然秩序”一说(对这种论调的批评,见Tang 2011,chap2)。罗列了一些大家耳熟能详的方面。读了和没读没多大区别。
一点回应:为什么我没有犯“循环论证”的错误
一些读者认为我在《我们所在时代的安全战略理论:防御性现实主义》(Tang 2010)中,也犯了“循环论证”的错误。(他们的主要指责是:我先要区分两类国家,然后又去讨论这两类国家“应该有的行为准则”。而我对国家的区分又是建立在他们对“战略行为”上的不同偏好上的。)【当然,这不代表我就不放错误】
在我的讨论中,时间因素排除了非循环论证
A. 在纯粹的理论讨论上,国家可以被分成两类:进攻行现实主义国家和非进攻性现实主义国家(包括防御性现实主义国家)。这两类国家的定义是基于他们对于战略的不同选择:这是我的区分标准。
B. 在现在的现实世界里,我们应该如何区分这两种类型?我的回答是通过对于这些国家过去和当前行为的分析从而推断出他们过去对于战略的偏好,从而推测他们现在和未来是否仍然会是某一类国家(现在是,未来是一类国家的概率更大。这是我们的基本projection)。
C. 对历史上的国家,判定相对容易:他们的行为可能彰显了他们的类别。
为什么我没有犯下循环论证的错误?
A. 我没有使用这两种类型的国家来解释这两类国家的行为。我只是通过考察这些国家的行为来判定这些国家的类型。
B. 我的研究(例如Tang 2009, in Ross and Zhu; Tang and Long, 2011, forthcoming from EJIR) 想解释的内容是某一个国家为何从一种类型转变成另一种类型(中国),或者另一种国家为何大致维持原有的类型(美国).
C. 我的兴趣在于从过去推知未来,而这种推测是一种典型“或然论/概率”的推知(projection):一个国家在任何给定的时段内更有可能维持在某一种类型内,但是这只是一种概率上的推断。
D. 我试图告诉一个防御性现实主义国家:那些是和防御性现实主义相符合的政策,那些不是。我也告诉大家,如何鉴别一个进攻性现实主义国家。尽管在一段有限的时间里,鉴别可能是困难的。但是,鉴别是可能的。更重要的是,不能因为在一段有限的时间里鉴别是困难的就放弃对这两类国家的区分:从理论上,这是将本体论及认知论上的问题和方法论上的问题混为一谈。从实际上,这是放弃对作为国家安全战略的基础之一的问题的思考。
总而言之,概念的设定是很难的。最后,有五点忠告。
1. 有一个框架非常重要:社会科学的基础范式是很有用的起点。
2. 仅仅宣称你的标签是一个更好的标签不是概念分析。
3. 你必须说服大家而不是仅宣称你的标签更加好。这也是一项很难的工作。
4. 如果文献中一个(准)概念或标签有多重含义,除非哪一个都全然不能捕捉你要捕捉的社会事实,那你最好不要再给我们一个新的标签。你可以选择其中的一个最接近你心目中的概念或标签【最好是相对定义】,然后告诉我们你的选择(也许你选择背后的一两条原因)。
5. 如果你的讨论对于概念的要求不高,那么你可以使用“工作定义(working definition)”。【“工作定义”大致上对应的反义词即“理论定义(theoretical definition)”,也就是我们上面讨论的严格意义上的“定义”。需要注意的是,工作定义不是“operational definition(操作定义)”。操作定义要求要严格得多,基本上只在科学讨论中才被使用。】。事实上,我们的日常生活都建立在“工作定义”上。比如说“大学”,“吃饭”。大体上说,只有科学的讨论才需要“理论定义”。在我很早以前的一篇合作文章“中国的地区研究”,我们几乎用的都是工作定义。我们那里的讨论有了工作定义就可以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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