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IR领域，如果让我列出在这个世纪已经成就大师水平的学者，目前为止我只会列出一个人：

勒博（Richard Ned Lebow）。

传奇一生

Lebow于1941年出生在巴黎，父母均是法籍犹太人【这些情况我这两天从他本人那获得证实】。纳粹德国于1940年占领法国后，法国的Vichy政府和纳粹同流合污【顺便说一句，我上网一搜，发现欧莱雅旗下的一系列化妆品居然就叫“Vichy（薇姿）”系列！】，驱逐犹太人。因此，Lebow的父母和他本人都于1941-2年间被押往奥辛威茨集中营。Lebow的父母均最终丧生在奥辛威茨集中营，而Lebow本人之所以能活下来，是因为他的母亲在火车上偷偷地将Lebow包起来，扔出到车厢外。他幸运地被法国抵抗组织将他救起，随后他被送到了英国，最后送到了美国，被美国的养父母收留。（Lebow本人也是成年之后才了解了这一段早年的事情，他对自己父母的具体情况应该不是很清楚）。在二战期间，有许多欧洲知识分子从欧洲逃亡到美国，Lebow的这段经历是这一段历史的见证之一。

交往

我非常荣幸能够认识Lebow，并能够与他保持交往。我与Lebow的认识，得益于我在UC Berkeley的哥们Peter Gries. Peter毕业后他去了Ohio State University的Mershon Center做博士后，而Lebow当时是这个研究中心的主任。Peter与我（主要的工作是Peter启动的）共同组织了为期6年“中美安全对话”（2001-2006）。在这个项目中，我们邀请中美两国的青年学者来参加中美安全对话，另外也邀请一些大牌学者做Senior Advisor（Lebow是其中之一）。对于我个人来说，这个项目除了让我认识了许多（当年的）青年新锐之外，另一个重要收获就是认识了Lebow。

Lebow 对理论和很多其他东西的理解非常的敏锐，而且非常乐意帮助晚辈。Lebow近些年的产量极高，在这么忙的情况下，他还会抽出时间看看我的东西，给我提出一些观点和修正意见。他这样的学者非常值得我们尊敬，而我也在心里把他当作自己的非正式老师之一。

其他

Lebow和其他大牌的学者有一点非常的不同：几乎没有成名的博士学生。这让我有些纳闷，所以有一次特地问他。他的回答让我咋舌：“[带研究生]it is a wasting of time.”他说，大部分的博士研究生都不行，与其在他(她)们身上耗费时间，还不如集中精力做自己的学问。因此，他宁愿和厉害的人合作（比如Jervis, Stein, Hermann, Tetlock等），或者是环游世界，但却不愿在学生身上下注。我想他说的是有些道理的。【这也是我为什么先要给哪些考虑做我的学生一些必要的提醒的原因之一，尽管有些学生表示不解。在我们目前这样博士三年，又没有淘汰机制的体制下，更是有如此提醒的必要。一个来念我的博士的学生应该至少自己觉得自己能够成为一流学者的禀赋和毅力。】

工作

我之所以推崇Lebow，一定程度上是因为他和Jervis 的工作有很多相似之处。应该说Lebow 和Jervis 从某种程度上来说是非常相像的，他们的涉猎都非常广，对IR以外的东西都有非常多的了解，思维比较细致和深邃（因为他们关注微观层面的东西。我认为那些只关心所谓的体系或“结构”层面的人士思想都比较肤浅，因此，我号召“打到结构主义”。当然，我还要同样强调，只关注微观层面，不关注大层次问题也是有问题的。）。而且他们的第一本书都是把力图把社会心理学的理论引入到国际政治领域。

Lebow既非常的熟悉历史，同时又力图去了解历史背后的逻辑。Lebow的著作颇丰，这与Lebow非常广泛的涉猎是分不开的，另外值得一提的是Lebow掌握了五门语言（英、法、德、意、拉丁），这也极大的有利于他的研究工作。

如果没有Jervis（1970； 1976）的两本书在前面的话，Lebow的Between War and Peace（1981）也许会更加为我们（也包括中国学者）所重视。我认为这本书是一本真正的经典，这本书对Crisis Management （危机管理）的研究来说是非常重要的著作。因为Lebow是注重对社会心理学或危机管理中的心理学的理解，所以他一直是Thomas Schelling（谢林）所发展的基于理性选择的压力/危机谈判（coercive/crisis bargaining）或者说压力外交(coercive diplomacy)理论的批评者（Jervis 也不例外）。另外，Lebow的Nuclear Crisis Management: A Dangerous Illusion (1987)我没有读过，鼓励大家去读。这本书是Jervis等人主编的Cornell Studies in Security Affairs中的一本，专门讨论核危机管理。

我要特别提到Lebow 和 Janice Gross Stein的We all lost the Cold War （1994）。（Lebow和 Stein为在City University of New York/CUNY的师兄妹。Lebow因为不满Yale的教授认定“历史和IR理论是水火不相容的”而转学。这在他的1981书的前言中提到了）。[顺便提一句，CUNY在60-70年代是极好的大学，巨星云集，包括Morgenthau, Karl Deutsch等人都在这执教过]。We all lost the Cold War这本书对古巴的导弹危机的分析远在大家所熟悉的Allison的Essence of Decision（我始终不明白这本书为何这么受人推崇）之上。首先，Lebow和Stein在这本书中使用了非常多的重要资料（如美国和苏联的档案和访谈）；其次，他们没有被既定的分析框架约束，相反他们先描述危机形成的过程，然后再去解释危机为什么会形成、变化、并最终这样结束。这本书传承了他们过去一直对Schelling，特别是对理性威慑理论的批评，所以这本书在很大程度上也是继续了这个批评工作。这本书的案例研究，特别是过程追踪手法的运用堪称典范，让我们(无论国外和国内的学者)汗颜。

1981年和1994年的这两本书都应该是学习危机管理和战略决定的必读书。【也许可以这样说，如果一个人没有读过这两本书的话（加上杰维斯的两本书以及Schelling的1960/1966的话），几乎不可能成为所谓的战略专家。因此，我建议那些致力于政策影响的学生读读我的课程《国际安全与战略》中的许多读物，特别是必读和指定书目。否则，某可能“祸国殃民”呀！】遗憾的是，Lebow的这两本书没有被翻译过来，在我们这恐怕知道的人也不多。

之后，Lebow沉寂了很久（即，这期间他没有专著出版）。而他再出手时，便是大手笔。大致说来，Lebow从90年代末至今做了两项重要的工作：

第一项工作是Lebow继续了他与Phillip Tetlock的合作，共同研究反实事在社会科学研究的作用（见他们的编著，Unmaking the West: "What-If" Scenarios that Rewrite World History, Michigan 2007）。Lebow自己对反实事的研究成果可见他的Forbidden Fruit: Counterfactuals and International Relations(Princeton, 2010)。这本书我还没有读到（也没有），哪位读完不妨写一个书评介绍过来。【他对方法论的讨论和杰维斯的《系统效应》都同样支持我的一个提法：很多从事好的实际的研究工作的学者最后或多或少都会对方法论，乃至更加复杂的本体论和认知论问题有所思考，甚至会有所贡献。因为这些人士更加理解“手术刀”的重要性。】

第二项工作可能更为大家熟知，也可能更为重要一些。（Lebow为这项工作积累了很久。）这就是他计划的“三部曲”。Lebow试图回到古典现实主义时代或者说古典现实主义传统，从那里为起点发展他认为更加完善的理论，迄今为止他已经出版了两本书，最后一本还没有出。但他已近出版的东西已经让我们感叹了。

第一本：The Tragic Vision of Politics: Ethics, Interests and Orders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3) （Winner of the Alexander L. George Award for the best book in political psychology，美国政治学会【APSA】）

第二本：A Cultural Theory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8). Winner of the Jervis-Schroeder Award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Association) for the best book in history and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Winner of the Susan Strange Award (British International Studies Association) for the best book of the year.

第一本书我还没太过仔细读，第二本书我认为值得仔细读，它的重要章节我都仔细的读过一遍，有时间的话会再去读。

第二本书具有相当多的开创性，主题非常宏大。这本书从古希腊时代对人性的理解开始，力图发展一个基于人性（human nature）或者说驱动力(drives)的理论，他把它称为 Cultural Theory。Lebow试图通过这本书对前景理论做一个全新的构建，他认为前景理论捕捉到的失去厌恶机制（Loss aversion）对不同的驱动力（interest、spirit、reason）驱动的东西的反应是有不同强度和烈度的。此外，在本书中Lebow发展了几个理想类型（ideal type），比如他认为有的社会（像斯巴达和整个古希腊时期）是非常强调荣誉（honor，而honor是spirit的表现。Lebow将spirit定义成为是个人或集体对自尊(self-esteem)的追求）。Lebow的另外一个主要结论是，中世纪以后国家越来越多的因为受到spirit（honor/status/revenge/glory）的驱动，而不是为了利益（interest）而战。

Lebow的观点大家可以再讨论（他目前还不能使我完全信服），但是大家恐怕很难否认，spirit/honor是人类行为的重要驱动力。而他显然不再满足于只是引进社会心理学的东西，而是要开创自己的新理论。这一点我尤为欣赏（因为我自己也正在这样做）。相比之下，无论Jervis还是Mercer都还只是停留在引进和运用社会心理学的东西。（大家不要笑：事实上，社会心理学的支离破碎即便在他们自己那里也是广受诟病的。）【关于，这本书，陈玉聃和我在一篇文章中会更为详细地【但仍然是粗浅的】讨论。文章会出在《复旦国际关系评论》上。】

最近，Lebow又出了一本书Why Nations Fight (Cambridge 2010)，这本书可以说是对他的Cultural Theory的实证检验，在书中他自己构建了一个数据库（data set），我还没仔细看，因而不好作评价。

另外Lebow似乎还一直关注“记忆”问题（Lebow et al 2006; The Politics of Memory in Post-War Europe, Duke），这可能是他未来的研究取向之一。这本书更多的是属于人类学家、历史学家、文化理论家的讨论范畴，因为这本书讨论的是战后欧洲的集体记忆和个体记忆的政治，这对于我们理解“记忆”在国际政治，特别是在“和解”中的作用是非常重要的。我的一篇综述长文（review article）将评价这本书（和其他五本书）的贡献（文章将出版在今年11月份的World Politics上。我应该也是第一位在World Politics上发这样文章的中国学者）。

Lebow的主要专著

1. Between War and Peace (John Hopkins 1981)

2. Nuclear Crisis Management: A Dangerous Illusion (Cornell 1987)

3. We all lost the Cold War（Lebow and Stein, Princeton 1994）

4. The Tragic Vision of Politics: Ethics, Interests and Orders (Cambridge 2003). Winner of the Alexander L. George Award for the best book in political psychology, APSA.

5. Coercion, Cooperation and Ethics (Routledge, 2006). 这是一个论文集，有许多不错的东西。

6. A Cultural Theory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Cambridge, 2008). Winner of the Jervis-Schroeder Award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Association) for the best book in history and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Winner of the Susan Strange Award (British International Studies Association) for the best book of the year.

7. Why Nations Fight (Cambridge, 2010)

8. Forbidden Fruit: Counterfactuals and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Princeton, 20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