谈沈复《浮生六记》中芸娘的女性形象

散文集《浮生六记》的作者沈复字三白，苏州人，生于乾隆二十八年（1763年）。他的生平情况只能从《浮生六记》中得到一些了解。其父以游幕为业，他继承父业，年青时候就聘应幕。他一生未参加科举考试，是一个名不经传的小人物。正因为他缺乏功名利禄的想法，一味追求生活中的真情真爱和天然志趣，这种生活态度的价值取向，使他与现实处处冲突，这样既决定了他一生悲剧的命运，却又使他与文学达成真正的心灵默契，奠定了他的文学成就的基础。

     《浮生六记》（《闺房记乐》、《闲情记趣》、《坎坷记愁》、《浪游记快》、《中山记历》、《养生记道》）写作于乾隆年间，光绪三年（1877），被人发现手稿残本，即以活字板排印，立即受到广泛的欢迎而风靡中国社会，特别是一批“五四”新文学家如俞平伯、陈寅恪、林语堂等等均为之吸引。俞平伯1923年先后作《重刊浮生六记序》、《重印浮生六记序》，高度评价这本书。六十年后，在北京又为其德译版作序，随着译成英、俄、法、日文，《浮生六记》的价值不仅为中国人所认识，并得到世界的承认。

《浮生六记》最感人的部分是表现沈复和妻子芸娘的婚恋生活。卷一《闺房记乐》、卷二《闲情记趣》、卷三《坎坷记愁》，以宛转的笔墨记叙了沈复与芸娘从青梅竹马到结为伉俪，从新婚燕尔到流离困顿，互敬互信二十三年，直到芸娘病死这样一生的婚变史。由于作者毫不矫情，毫不掩饰，本着“记其事而已”的写作态度，对芸娘这个人物形象的刻画十分鲜明生动。可以说《浮生六记》能赢得广大的读者，颇得力于芸娘这个人物形象的吸引力。本文即从《闺房记乐》、《闲情记趣》、《坎坷记愁》中对芸娘的记叙，来论述芸娘的女性形象，再阐述其形象意义。

一．芸娘的形象特征

（一）．聪明心慧而又要强

芸娘是一个聪明心慧的女子。她本姓陈，出身一个贫寒的读书人家，四岁父亲去世。芸娘十几岁就以她精美娴熟的刺绣，维持寡母、幼弟的生活，包括弟弟读书的费用。她两岁时就在父亲口授之下，背会白居易的《琵琶行》，长大后，依据《琵琶行》文本，挨字而认，开始识字、读书，后来竟能习文做诗，写出“秋侵人影瘦，霜染菊花肥”的诗句。

芸娘以她的聪明好学所获得的文化修养，使她形成独自的生活情趣，这与沈复非常吻合，因此他们婚后感情十分融洽。夫妻闺房中论文论诗，评花品月、烹饪菜肴，栽培花木，种种杂事充实在他们的日常生活中。

一次，她与沈复评诗论文，她谈到自己对杜甫诗与李白诗的看法说：“杜诗锤炼精纯，李诗潇洒落拓，与其学杜之森严，不如学李之活泼。”“格律严谨，词旨老当，诚杜所独擅；但李诗宛如故射仙子，有一种落花流水之趣，令人可爱。非杜亚于李，不过妾之私心，宗杜心浅，爱李心深。”没有受过学校正规教育的女子，能对李杜诗发表这样的见解，实在不容易。

对于芸娘不爱金钱，不希罕珍珠首饰，对书画却异常珍爱，沈复对此非常赞赏，他在一卷《闺房记乐》中写道：

（芸娘）于破书残画，及极珍惜。书之残缺不全者，必搜集分门，汇订成帙，

统名之曰“断简残编”；字画之破损者，必觅故纸粘补成幅，有破残处，倩予

全好而卷之，名曰“弃馀集赏”。于女红中馈之瑕，终日琐琐，不惮烦惓。芸

                  于破笥卷中，偶获片纸可观者，如得异宝。

芸娘是个要强的女性，对丈夫却很体贴，凡事总替丈夫着想。小夫妻蜜月以后曾有三个月的别离，沈复遵父之命，往杭州从赵省斋受业，人在书馆，心却在苏州家里，分离三月恰似有三十年之隔。文中写到芸娘“时有函来，必两问一答，半多勉励词，馀皆浮套语”，沈复见信，“心殊怏怏”，细细品味，芸娘的勉励套语，全是顾及丈夫在外的心情。当初分别时，沈复担心芸娘情不自禁而在人前堕泪，不意她颇能克制，不但不作儿女之态，及强颜劝勉，这种感情又比那泪水涟涟要深一层，她知道她的泪水会勾起丈夫的思念不安，于是强作理性表现出她体贴丈夫深沉的爱心。

（二）．潜藏反礼教个性

芸娘与沈复的性格有着相似之处，因为潜藏着叛逆礼教的精神，即对个性和自然的崇尚，因而具有自己的思想和追求。

《闺房记乐》中记芸娘女扮男装与沈复同游水仙庙的文字非常生动，表现出芸娘不为封建礼教拘束的个性：

……芸娘揽镜自照，狂笑不已。余强挽之，悄然径去。遍游庙中，无识出为

女子者。或问何人，以表弟对，拱手而已。最后至一处，有少妇、幼女坐于所

设宝座后，乃杨姓司事者之眷属也。芸忽趋彼通款曲，身一侧，而不觉一按少

 妇之肩。旁有婢媪怒而起曰：“何物狂生，不清乃尔！”余欲为措词掩饰，芸见

             势恶，即脱帽翘足，示之曰：“我亦女子耳。”相与愕然，转怒为欢。

吴敬梓在《儒林外史》中塑造了一个超脱世俗的人物杜少卿，写他喝醉了酒，拉着妻子的手，在南京清凉山冈子上走了一里多路，两边游人看得目眩神摇，不敢仰视。可见这行为在世人眼中何等出格！沈复夫妇虽不敢公开亮相，但女扮男装，夫妻同游，在要求女子“三从四德”的封建礼教之下，他们的行为显然是非常悖逆。然而沈复怂恿芸娘女扮男装，完全出于对芸娘的爱，使她开心而已，而芸娘这样做正表现了跟丈夫的心心相印。

游于万年桥下的船中芸娘跟着丈夫与船家女素云行酒讴歌，更体现了她的个性自由与封建礼教的冲突。芸娘与丈夫偕游太湖，已是瞒着家长，而泊舟万年桥下，与船家女行酒嬉戏，更近狭邪之行，无怪乎朋友以为沈复“挾两妓饮于万年桥舟中”。在封建时代像芸娘这样大胆，不顾忌流言的妇道人家是极为少见的。

再说芸娘见责于家长的“结盟娼妓”之事。芸娘为丈夫物色美妾，令人颇难理解，时代已根本变革。一夫多妻制以及相应的道德意识已成为历史，但在那个时代，这是件平常的事情。当然不妒之妻并不多见，所以芸娘此举颇有“贤惠”之风。《红楼梦》中邢夫人曾为丈夫贾赦做媒，要纳鸳鸯为妾，贾母斥责她说：“我听见你替你老爷说媒来了，你倒也三从四德的。只是这贤惠也太过了！”陈芸的封建意识且不论，就其动机而言，她与邢夫人截然不同，邢夫人“只知承顺贾赦以自保”（凤姐语），所以贾母挖苦她“贤惠也太过了”；芸娘没有私心，她认为男子既然天经地义可以纳妾，她就要为她的丈夫选择“美而韵者”。她以为情可动天地，不知钱能通神，她真心与妓女憨园结为姊妹，结局却是憨园别嫁富人。芸娘对家长所加的“结盟娼妓”并不在意，她懊恼和愤懑的是感情被欺骗，她不平的是这个世界太势利，太俗气。这些固然反映了芸娘执著的天真和热情，而从另一点我们也看到了芸娘的平等意识。众所周知，中国五千年的历史是一个长幼有序、尊卑有分的时代，而妓女乃为百行之末，是以皮囊来取悦男子的特殊职业。她们纵然是才情绝代，纵然常有文人骚客雅顾、欣赏她们，但是作为正统的“大家”来讲，是断然不愿接受她们的。宋代的柳三变因常年混在妓女堆里，等科考时便有人在皇帝老子那里参了他一本——“纵酒娱色”，而被“贬”成了一个职业词人，永不被朝廷录用。可见妓女在大家心目中地位之低下。她们不过是被人们玩弄的器具，世人常笑她们是“夜夜做新娘”，其实不过以被侮辱和损坏的形象存在着。《杜十娘怒沉百宝箱》里被丈夫李甲抛弃而怒沉百宝箱，最后跳湖自尽的杜十娘，抱有宏志以辛弃疾词句“我见青山多妩媚，料青山见我应如是”为名却在丈夫钱谦益死后，大娘的逼迫下以白绫自戕的柳如是无不饱含着血泪斑斑的控诉。就连沈复对妓女也抱有偏见，憨园事过之后他还对妻子说道“妓女有什么情谊可言的。”而陈芸却不顾及社会舆论，不顾及自己的社会地位与妓女憨园焚香义结金兰，等于将自己降到同憨园一个层次中，无怪乎家长以此为耻。芸娘对这些俗套不以为然，能够以真情示人，这些不也正说明了她思想上的平等么？不也间接地嘲笑中国法典的三纲五常么？但是陈芸的思想毕竟提前了一个多世纪，因此她是不被世人容忍的，更不被家长制所喜爱。

（三）．  崇尚自然，率性由真

沈复是个淡薄名利的人，他是读书人却不通过科举考试求得功名，不求“洞房花烛夜，金榜题名时”，只求在自己生活中，在自己灵魂中保留一块明净自适的天地。他喜欢山水园林，扬州园林天下闻名，他只赞许南门幽静的九峰园；杭州西湖诸景，他却批评不脱脂粉之气；苏州虎丘，他只取山千顷云一处；苏州城中人人游赏狮子林，他却不以为然。再精致的园林，若人工斧凿，他都不能与之融洽亲和，他喜欢的只是“天然”二字。这其实是他个性的生动写照。在这种心性志趣上，芸娘是他的知己，她临终前对沈复说：“知己如君，得婿如此，妾已此生无憾。”这种建立在志趣原则基础上的爱情，也很像贾宝玉和林黛玉。贾宝玉因为林黛玉从来不和他讲“仕途经济”之类的混帐话，所以把林黛玉视为知己，与薛宝钗、史湘云区别开来。

芸娘也从未鼓励沈复读书做官，或在游幕中获得一官半职，她对于功名利禄亦如沈复一样冷淡，沈复弃儒从商，她乐于跟随，因为这更适合她淡泊自然的性格。有一年，她与丈夫到苏州郊外莱园避暑，面对一派农家气象，她喜不自胜地对丈夫说：“他年当与君卜筑于此，买绕屋菜园十亩，课仆妪植瓜蔬，以供薪水。君画我绣，以为诗酒之需，布衣菜饭，可以修身，不必作远游计也。”如果说芸娘有什么欲望的话，那就是真真实实、平平淡淡地与丈夫相伴终身。

    尽管他们自认为没有妨碍谁，从没有作过孽，问心无愧，但他们所要求保留的个性，却与礼教格格不入，这一个性在不知不觉中与礼教的矛盾愈演愈深，以至发展到悲剧的结局。

    崇尚自然，率性由真，行动起来不免忘记礼教规矩。小的事情，如芸娘与丈夫的恩爱亲热，在大家庭众人面前，也都毫不顾忌，同行同坐，卿卿我我，完全把礼教关于夫妻平时应有君臣之严的戒律抛在脑后。这种举止做法，必然会遭到家庭上下的非议。他如芸娘给丈夫的信中称公公为“老人”，称公婆为“令堂”，皆由率性随便，深深地得罪了家长。以家长和传统的眼光来看，沈复就是一个“不思习上”的“败家子”，而芸娘则是“不守闺训” 、“助纣为虐”的坏媳妇。沈复夫妇为家庭所不容，被迫颠沛流离，自然还有家庭内部财产争夺以及小人拨弄是非、蓄意构陷等方面的原因，但最本质的原因还是芸娘与沈复的个性作风与家庭名分礼法相冲突。

（四）． 追求个性自由

沈复、芸娘结婚十二年后，因失欢于家长而被逐出家门，只好投靠朋友，借住在朋友鲁璋家之萧爽楼中，这时他们已有一女一子，沈复既无恒产，又无俸禄，不得不以书画绣绩来维持一家生活。寄人篱下，日子之艰难，可想而知。富贵中谈闲适平淡是容易的，也是不能感动人的，惟有在窘迫困顿中保持平淡自然的胸襟，才是难得而动人的，因为这种平淡来源于自尊和志向，脱尽了名利心和世俗味，可以达到美的境界。在萧爽楼中芸娘反倒自得其所，友人常来聚合，品诗论画，意趣盎然，衣食不济的芸娘常为主人，“拔钗沽酒,不动声色”，有时亦参与男人们考对，不识愁苦为何物。然而这种潇洒毕竟抵制不了物质贫乏、精神压抑的折磨。

芸娘之病，是由精神压抑，穷困辛劳所致，从萧爽楼回到大家庭，因连年无馆，生计无着，“设一书画铺于家门之内，三口所进，不敷一日所出，焦劳困苦，竭蹶时形”，窘迫到冬衣不备的程度。已届中年的芸娘本已积劳成疾，加之其弟出走，其母病殁，为丈夫物色之妾被人夺去，受人愚弄且遭家长训斥，郁恨愤懑，血疾大发。芸娘为了俭省，竟誓不医药。“偶能起床，适余有友人周春煦自福郡王幕中归，倩人绣《心经》一部。芸念绣经可以消灾降福，且利其绣价之丰，竟绣焉。而春煦行色匆匆，不能久待，十日告成，若春骤劳，致增腰酸头晕之疾”。芸娘病绣《心经》，比之《红楼梦》晴雯补裘，更有令人心酸之处。晴雯补裘多浪漫色彩，芸娘绣经则十分现实，“利其绣价之丰”，为油盐酱醋而舍命相搏，绣经之后病情转重，不到三年就恹恹长逝。

芸娘婚后不久，既失欢于家长，多数日子是在困顿中度过的，她与沈复闺房作乐是苦中多乐；闺房寻趣，是穷中寻趣。甜蜜包裹着苦涩，微笑透着忧伤，其生活中隐秘的一面，或者说张扬出去会招致非议的一面，小的如夫妻亲昵之态，大的如非议之行，无不与封建礼教抵触。礼教对于夫妻关系有严格而具体的规定，根本不承认爱情的合理地位。《礼记·仪礼》规定：平日纚笄而相，则有君臣之严；沃盥馈食，则有父子之敬；相及而行，则有兄弟之道；规过成德，则有朋友之义。总之，夫妻之间不能有这些礼教内容之外的儿女私情。在这种传统观念之下，每个个人是不能有自己的思想和自己的追求，即自我意识的。谁违背了这一点，谁就会遭到社会的严重的挞伐。明白这一点，就可以理解沈复父母为何不喜欢芸娘，而在那个封建时代，芸娘既要有自己思想，有自己的个性追求，就免不了是个悲剧下场。

二．芸娘的形象意义

芸娘的身上有着封建社会的守旧意识，也有着现今女子的平等意识。她的这种个性在那个时代不多见，在她这种双面性格中所体现的追求自由，实际上大大突破了当时社会的界限，她的行为举止超前了几个世纪，她与丈夫同行同坐，抛头露面与男子作诗戏耍，可以说芸娘的行为在当时是惊世骇俗的，也是为当时所排斥的。沈复笔下的芸娘与冒辟疆著作的《影梅底忆语》里的董小宛相比，更具有鲜明性，更接近常人姿态，董小宛以她的勤劳和贤惠博得了冒辟疆及一家老小的爱戴，她的身上固然有闪亮点，而与芸娘这位点燃着自我意识的女子相比，莫如山花对汀兰。董小宛以一家之责为自己的最大理想，她无怨无悔地操劳家务，听遣丈夫的安排而无所怨言，可说董小宛是士大夫心目中的理想佳偶，而陈芸娘除了贤惠之外，并非事事都听丈夫的，她有自己的主张，她可以对丈夫说不。沈复是个豁达而不拘小节的人，对陈芸习惯性地用“敬语”有些反感，就调侃她，但是陈芸没有象大多数家庭妇女一样，对丈夫惟命是从，而是有理有据地加以反驳。芸娘这种行为在今人看来没有什么，然而在那个“在家从父，即嫁从夫，夫死从子”的时代，芸娘的行为是有悖礼法的。从前面四点论述中，我们看到了一个颇为完整的芸娘形象：天真聪慧，率性由真，而且个性要强。沈复并没有加以阻拦她的这种个性，而是任由她发展。陈芸在礼教面前是一个不折不扣的斗士，她虽为女子，却不亚于须眉，她敢做敢为，虽为长者所不容，但对于青年人而言是一种鼓舞，是一块个性解放的红旗，它让人们看到了作为一个人，一个女子所应有的权利，而这种权利不应为充斥着“理”而束缚。当朱熹他老人家高唱着以“理”来崇尚利益，压抑人性的时候，整个国家及后来的朝代全笼罩在非健全的体制下。这使人想到《牡丹亭》中被关在绣阁之中的杜丽娘，一日她踏进家里的后花园，看着满目春色，不觉心摇神荡，唱道“原来姹紫嫣红开遍，似这般都付与残景颓垣。”“良辰美景奈何天，赏心悦事谁家园。”杜丽娘私去后花园的行径在道学家眼里是大逆不道的表现，一个纯真的少女由出生起，就被贴上了标签，而不允许有自己的情感，自己的思想，她们之中犹如玩偶一样存活在这个被扭曲的社会里，而陈芸娘的行径更为这些满嘴礼仪廉耻的道德家所不耻，正是因为如此，我们看到了芸娘的可贵，她没有被社会“污染”，她学习知识，不是象腐朽之士学习八股，学习知识而不得要领，光知道死读书而不知道文章好处，她能从文章指出一二点自己的观点；她个性倔强，而不象别家女子离别丈夫而泪洒茜纱窗前，她有男性刚毅的一面，她是早期女权的一棵萌芽；她天真浪漫而不受社会约束，她心直口快，而无所畏惧社会的种种压迫，即使家中的奴仆以“三太太”这个尊卑乱套的称呼来排遣她，她依然按照自己的思想生活。在困苦中生存的她，以谈笑酬坎坷，不为五斗米折腰。在最贫穷的时刻，她站在丈夫的身边支持他，帮助他。生病时为了不给家里造成经济负担，她拒绝就医。为了补给家用，她病中织锦。她爱得真诚，爱得平凡，却让人感动。在她的身上还体现了一种顽强的精神，这种精神犹如久燃不尽的山野绿草，无论封建家长如何侮蔑她，生活如何摧残她，她依然保持使人如沐春风的个性，而非从此唯唯诺诺一生。她的作为让人明白她所执守的是一份无愧于人，无愧于己的信念。即使最后这种个性导致了她的死亡，她依然从容笑之，死而无憾。从芸娘的身上我们看到了美丽的光辉，这种光辉形象使无数个同时代的女子为之失色，我们为芸娘的死而惋惜，但同时为她活的精彩而感叹。芸娘，乃是一个真性女子也。

“五四”新文学运动发现《浮生六记》决不是一个偶然。“五四”运动是中国历史上的一场思想启蒙运动，它企图冲破数千年的封建礼教、纲常伦理，找回人的自我，极力宣扬个性解放和人的觉醒。《浮生六记》通过沈复，特别是芸娘所表现的正是个性自由与封建礼法的冲突，虽然作者在当并未从理性的高度有这样的认识，作品在客观上却起这种作用。“五四”新文学家们在沈复、芸娘的身上惊奇地发现了自己，因而欣喜、激赏并把它推荐给了现代中国人，推荐给了二十世纪的全人类。

参考文献

   【1】俞平伯：《当代学者自选文库·俞平伯》，安徽省教育出版社1999年版

   【2】鲁迅:《中国小说史略》,人民文学出版社2006年版

   【3】游国思:《中国文学史》,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

   【4】沈复:《沈复散文集》,百花文艺出版社1997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