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贽曾给予《西厢记》极高的评价：“拜月、西厢，化工也”，这 “化工”二字形象地肯定了它高超的艺术水平。的确，《西厢记》的艺术成就值得每个读过它的人为之拍手，无论是在人物形象的塑造上、戏剧冲突的安排上，还是在故事情节的构架上、语言艺术的揣摩上，都称得上“出色”二字，正所谓“化工”也。它在相当长的年代中持续地影响了后代的文学进步乃至人生的生活观念，通过红楼梦的有关情节，可以看到西厢记已经成了古代的一部爱情经典。

    经典著作自有太多的经典之处，在笔者看来，这本著作最成功的地方当属它的情节安排，乍看似在情理之外，仔细分析后又觉得尽在情理之中。笔者认为，没有王实甫老前辈独具匠心的情节安排，这部杂剧的艺术价值肯定会大打折扣，影响也绝对不会像现在这样深远。下面笔者就单独抽出它的《闹简》一折具体谈一下《西厢记》这个剧本的情节安排。

   《闹简》一折戏位于整部著作的第三本第二折，它的主要内容是写老夫人赖婚后，张生心情郁愤，径直卧病书斋，后来在红娘传书寄简的帮助下，使得崔张互通情愫，张生终于在绝望之际重新萌发了对幸福的希望。其中极写红娘见义勇为、甘愿冒险的事迹，颂扬了由红娘所代表的劳动人民的高尚的道德品质，也写出了张生对崔莺莺的至诚痴情。同时莺莺的性格特点更是在这一折戏中表现得惟妙惟肖，鲜明剔透：在封建礼教的压抑下，莺莺不敢大胆地暴露自己对张生的真实感情，面部表情一度反复无常，肺腑之中却是矛盾重重，进行着激烈的自我思想斗争，表现出来则是心口不一，对红娘又用又防，对张生又离又亲。如此性格鲜明的人物形象恰是在作家苦心孤诣的情节安排下展现出来的。

    本折戏可以分为四个部分，即四个段落，每一个段落的情节安排都倾注着作家的良苦用心。

    第一段写红娘探张生归来，携简入莺莺闺阁，恰逢小姐未醒，作家没有安排红娘叫醒莺莺送上张生信简，而是安排她置简梳妆盒上，目的在于等小姐醒来自己来看。很多读者或观众看到这里会表示不解，难免禁不住问一声“为什么？”——特别是在我们通晓全戏的内容后更禁不住会发出这样的疑问。红娘与莺莺既是奴仆（身份上），又是姐妹（感情上），天天陪伴在她的左右，又本聪慧可人，对莺莺的心事理应心知肚明（事实上也确实如此），无论是站在奴仆还是姐妹的立场上，她都似乎应该急于让小姐见到张生的信简，不是吗？然而，她没有，是作家没有让她这么做。笔者认为，作家之所以这样安排是基于两方面的考虑：一是考虑到人物性格特点展现的需要，一是考虑到强烈的戏剧性本身的需要。安排红娘在明明知道小姐迫切心情的前提下置信梳妆盒上，显示了红娘俏皮可爱的一面，丰富了红娘的性格特征，并且这种行为丝毫不悖离红娘的身份：红娘是莺莺的丫鬟，在戏剧中代表的是下层的劳动人民，具有单纯朴实的特性；他又是莺莺从小到大的伙伴，即姐妹，和莺莺之间保存着的更是友好的姊妹情，应该是偶尔或经常行一些姐妹间的交往。这样理解开来，红娘的行为就再也不是谜语了。再从戏剧性的要求上来看，这样安排故事情节，显然是为下文莺莺阅简后的陡然变容、假意嗔怒提供了铺垫。莺莺阅简后训斥红娘，笔者认为应该分为“假训”和“真训”两层含义：“假训”则是因红娘带来了张生的情简给她，辱没了她相国小姐的身份（形式上的，是做给外人看的），正是文中的“小贱人，这东西哪里来的？我是相国的小姐，谁敢将这简贴儿来戏弄我？”。我们都知道，这是莺莺的“违心”之语。 “真训”则是因红娘没有早点把信简拿给她看，折磨着她的相思相盼之苦（本质上的，是本着自己的真内心的），于是借了“假训”红娘的理由而真训红娘。这样看来，就不难理解作家安排红娘置简梳妆盒上是因考虑到戏剧性本身的要求了。

    第二段写莺莺起床阅简后，故作嗔怒，加以责备张生行为不端，训斥红娘，却又掩不住真内心询问张生的情况并回简相约，对于小姐的“虚伪”红娘看在眼里愤在心上。这一段中，作家没有安排红娘在小姐的“训斥”下卑躬屈膝，逆来顺受，而是安排她和莺莺据理力争、寸步不让，发出“小姐使将我去，他着我将来。我不识字，知他写着什么？”“分明是你过犯，没来由把我摧残；使别人颠倒恶心烦。你不惯，谁曾惯？”等一些力量之语。乍眼看去，这似乎又违逆了红娘的身份，其实不然。我们都知道，元代是一个提倡个性解放的朝代，外族进入中原实行统治往往会带来这点好处，红娘和小姐以理相争的行为正是这一点的体现。除此之外，他也颂扬了以红娘为代表的劳动人民的智慧和勇敢，丰富了红娘的性格即是丰富了劳动人民的性格，这是作家创作的主观动机之一。反过来看莺莺，作为一个小姐，竟被丫鬟红娘反驳得无言以对，只得转移话题去询问张生的情况。对莺莺来说，这样也好，这恰合了自己惦念张生的心思，也算不得败下阵来，一无所获。细探之，似乎有点讽刺的意味，其实作家在此正是有意于讽刺莺莺的“虚伪”，更深层次地，讽刺莺莺意在于有力地批判封建礼教对于人们的束缚和戕害，这是作家创作的另一个主观动机所在。

    第三段写红娘因不满莺莺的“小性儿”大发牢骚之语，她言辞犀利，不容争辩，真个有 “咄咄逼人”的气势。金圣叹在他的批本中如是批：“妙！妙！绝妙！史公尝云‘恶毒于人实甚’此最写得出来。”〖石榴花〗和〖斗鹌鹑〗的戏词淋漓尽致地体现了这一点。大部分人认为这一段可有可无，因为红娘的不满已经在上一段有所表现了，并且通过上一段的戏词我们可以看出丫鬟红娘“战胜”了小姐莺莺。所以，一部分人认为，“有”总显得冗长拖沓，不如“无”来得干净利落，反正可有可无么，都不影响效果。然而作家却选择了“有！”。究竟是“智者千虑，必有一失”呢，还是“有”却有存在的意义？我倾向于后者。在上一个段落的分析中我们已经明白了作家的两个创作动机，其中之一就是对下层劳动人们的赞美。我认为第三段是对第二段中所体现的这个创作动机的一个有力的延伸和补充，只要联系下文就不难理解这一点：尽管红娘对莺莺的表现十分不满，牢骚满腹，甚至有满腔的怨恨，但她还是始终站在莺莺这一边，为她和张生的好事继续奔走，极力成其眷属。这是一种多么可贵的善良品质啊，然而，这种高尚品质只存在于下层的劳动人民身上。由此看来，作家安排这一段是进一步肯定了劳动人民，赞扬了劳动人民。并且，通过红娘的口批评了莺莺，即是有力地批判了封建礼教。这一段戏的安排也正是作家的一个独到之处。

    第四段写红娘再次受莺莺之托去见张生，并且带着小姐交与她的任务——“传简张生”。按照常人的思维，可能要让红娘刚刚见到张生时就把莺莺的回简拿给张生，然而，作家又没有让红娘这样做！如果真的是那样安排了，还是那句话，这部经典著作的艺术价值就大大打了折扣。为什么？因为作家要在这一段中刻画一个人物，那就是张生，张生的疏狂痴情正是在红娘交予他莺莺的回简之前的那一刻展现出来的。红娘先是按照小姐的吩咐回话张生，并且放言“从今后相会少，见面难”，这无疑给了张生一个巨大的打击，叫痴情的他怎堪忍受？于是他只得在红娘面前苦苦求助，目的只有一个，那就是“说服”红娘帮助他和莺莺在一起。待红娘踌躇之际，张生终于露出了他的“酸态”，且哭且跪，看到这里，读者的脑海中必然展现出一个栩栩如生的多情种子的形象——一个潦倒的穷困书生，酸，迂，为爱痴狂。当红娘最后把小姐的回简拿给他，张生阅后几乎发狂，这与他先前跪在红娘面前哭哭啼啼的形象形成了鲜明的对比，我们也正是在这种先后的对比中，进一步认识了张生，一个追求自由恋爱不顾一切的多情种！试想如果不是作家巧妙的情节安排，何以刻画张生，何以表达如此强烈的效果呢？金圣叹对于这样的情节安排也示其佩服：“袖中回简，不维来时不便取出，顷且欲去矣，犹不便取出。直至今欲去不去，又立住矣，犹不便取出也。行文如张劲弩，务尽其势，至于几几欲绝，然后方肯纵而舍之。真乃恣心恣意之笔也。”

    综上所述，我们可以看出：作家在戏剧情节的安排上实是煞费了一番苦心，也确实收到了非凡的艺术效果，终于成就了一部辉煌的爱情经典。这“经典性”体现在许多方面，如人物形象的鲜明深刻，如语言艺术的得体精湛，如矛盾冲突的错综复杂等等。然而，一切的一切，都是在作家有意安排的蜿蜒曲折的戏剧情节中体现出来的，没有了这情节上的艺术，便没有了这一样样“经典性”的由来，便没有了这部爱情经典。所以我说，《西厢记》这部成功的经典著作最成功的地方当数它的情节安排——似在情理之外，却尽在情理之中，恰到好处地展现了人物的性格，恰到好处地增强了戏剧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