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载)《诗经》战争诗中的君子形象

“君子”一词在《诗经》中共出现183次，是除了一般人称代词“彼”“其”之外出现频率最高的具体称谓。这明白无误的反映出周人对“君子”的偏爱。《诗经》中出现的众多“君子”主要有以下几类：周王或各国诸侯，所谓“恺悌君子，民之父母”（《大雅．洞酌》）；有德行的贵族青年，是谓“显允君子，莫不令德”（《小雅．湛露》；丈夫或情人，像《郑风．风雨》“风雨凄凄，鸡鸣喈喈；既见君子，云胡不夷！”就是以“君子”作为丈夫的爱称；当政者（一般有讽刺意味，如《魏风．伐檀》中的“彼君子兮，不素餐兮”）；带兵出征的将军，这最后一种君子形象在《诗经》那为数不多的战争诗中展现的淋漓尽致。

　　 “君”，《说文》解为“尊也，从尹口，以发号”，《礼仪．丧服》解为“君，至尊也”，君最初无疑是指有一定地位的阶级统治者，“子”在上古则是对男子的美称。所以说君子就是有德（美德）有位（地位）之人。而由君子之德、行所衍变而来的君子风范其核心的内涵就是“德”，即品德高尚、品性善良，所谓“淑人君子，其德不回”（《小雅．鼓钟》）；而君子风范的具体体现则是君子言行举止的温美得当，即君子之外形须仪表端正，举手投足合乎礼仪，整体来说就是文质彬彬，所谓“莫不令仪”就是对这仪表、风度的最好概括。《卫风．淇奥》“有斐君子，如切如蹉，如琢如磨。瑟兮间兮，赫兮亘兮。有匪君子，终不可爰兮！”“有匪君子，如金如锡，如圭如璧。宽兮绰兮，猗重较兮。善戏谑兮，不为虐兮！”就是为君子们谱唱的一曲赞歌。今日之人读起这首诗，眼前依旧能清晰地映出那仪表堂堂、身怀美德、可亲而不可犯的翩翩君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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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君子文明既包括修身之道，也包括治国之道，《易经》第51卦震卦的象辞曰：“震，君子以恐惧修省。”就是说，君子应当象受惊恐那样谨慎地修身反省自己。第42卦益卦中的象辞也说：“君子以见善则迁，有过则改。”解卦的象辞则曰：“君子以赦过宥罪。”即君子应当赦免他人的过失，宽免他人的罪过。大壮卦象辞则强调：“君子以非礼弗履。”（君子不做不符合礼义的事情。大者正也，正大才能强壮。）这一卦还指出：“小人用壮，君子用罔。”意思是只有没有文化教养的人才用蛮力，君子不会使用武力。而鼎卦中的“君子以正位凝命”，则是要求君子端正自己的位置，固守安国定邦的使命。这些都说明君子不仅要自己修身养性，还要在治理国家中为社会做贡献。蛊卦和临卦中的象辞分别是“君子以振民育德”、“君子以教思无穷，容保民无疆”。意思就是君子应教育人民，保护人民，振奋民众的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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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君子最重要的是内质美，即君子要有仁德操守，简单来说就是要仁惠爱人守德不移。周代从神治转向人治，也就是抛却了商人孔武尚勇之风尚而极力推崇文德风尚。在周人眼中，“君子”就是恪守这文德风尚的典型代表。周王赖以保国安邦的“济济多士”，就不是那威猛的爪牙之士，而是有着文德之风的“君子”。那个时代的君子多是邦国的贵族，他们有着极强的忧国忧民意识。“靡室靡家，猃狁之故；不遑起居，猃狁之故”，当异族入侵，君子责无旁贷的担起了保家卫国的重担，虽然远征他乡，牵挂亲人，但“王事靡监”所以“不遑起处”。宣王时立下赫赫战功的尹吉甫，称赞申伯为“柔惠且直”，赞美仲山甫“柔嘉维则”威猛如尹吉甫尚如此重文德，由此可见君子之风在整个社会的受推崇。

　　《诗经》中的战争将领作为英雄所体现的就多是这一人格美，即“君子”之美，他们身上有着建功立业的崇高抱负，他们有着意气风发的气度，他们崇德尚义，他们不嗜残杀，他们身上有着一种珍视生命的仁义。周人对这些“君子”的欣赏正是源于他们身上那建功立业的崇高抱负、那意气风发的气度，他们的英武和风采，他们那由衣着、言语、行动所展示出来的尊贵气势。《诗经》战争诗中对他们极尽激情澎湃的夸饰，对他们保家卫国的尽职尽责予以肯定和赞赏。如《小雅．采芑》“薄言采芑，于彼新田，于此茈亩。方叔莅止，其车三千。师干之试，方叔率止。乘其四骐，四骐冀冀”中注重以德教化四方之民的方叔。《小雅．出车》因为“王事多難”所以“王命南仲，往城于方；出車彭彭，旂旐央央”。而南仲为国事是“不遑啟居”。虽“懷歸”但更有一种为国为民的职责。其所带领的军士对这位将领是“未见君子，憂心忡忡；既見君子，我心則降”结果“赫赫南仲，薄伐西戎。執訊獲醜，薄言還歸。赫赫南仲，玁狁于夷”。《小雅．六月》一开始便点明在＂六月栖栖＂之时， ＂玁狁孔炽，我是用急，王于出征，以匡王国＂。而在能文能武忠心为国的尹吉甫的指挥下＂薄伐玁狁，至于大原＂，胜利还朝时人们真切的歌颂＂文武吉甫，万邦为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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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诗经》战争诗就是以远异于神格和蛮武的温柔敦厚的“君子”作为拯救生命与平息战争的英雄。他们，作为战争的直接指挥者，只想“以战求和”“以武止暴”，战争中或许难以避开流血与杀戮，但他们所参与的当时战争其终极目标还是要以文德教化四方之民共安乐。

【附一篇：论贵族精神与君子风范】

　　《文艺读书周报》（ 2010年06月07日）发表了“文化中国”节目主持人今波与渤海大学中国文化与文学研究所副所长张宏杰同志的“对话录”。两位同志的“对话”以“富是物质的，贵是精神的”为核心线索，就“富”与“贵”、“贵族精神”以及“贵族学校”等方面的问题展开交流，并强调了“人人都可以成为精神贵族”的观点。

　　“对话者”明确道：“贵族精神，首先就意味着这个人要自制，要克己，要奉献自己，服务国家”。“贵族精神代表了一种尊严，一种高超的品行”。“贵族精神的高贵之处，那就是干净地活着，优雅地活着，有尊严地活着”。而所谓的“贵族”又绝不是一般意义上的“富人阶层”。“真正的贵族”一定是“富于自制力，一定是有强大精神力量的”；“真正的贵族”是“懂得尊重别人的”。“对话者”还强调了中国古代春秋战国时期的“侠士”及“侠士精神”与西方社会依然保持着的这个“贵族”及“贵族精神”有相通的一面，并最后提醒道：无论是这种“侠义精神”还是“贵族精神”，它们从来都是中华民族国民性的一部分。

　　讲到西方社会的这种“贵族”及“贵族精神”以及中国春秋战国时代的“侠士”及“侠士精神”，使笔者联想到中国古代的“君子”及“君子风范”，想起为中国古代君子所怀有的那种“浩然之气”。我想，“对话者”大讲特讲西方的这个“贵族”及“贵族精神”，反复强调这种“贵族”与我们一般地理解的“贵族”不是一回事，并且举出中国春秋战国时代的“侠士”及“侠义精神”，以此说明这“贵族”及“贵族精神”只是表明一种正义的化身、一种尊严和高超品行的代表。笔者以为，与其费了这么一番周折地讲解这方面的区别和联系，并让人们学习这样的一种“贵族精神”，倒不如重新解释一下最具中国本土意义的“君子”及“君子风范”，那岂不更能让现代的中国人感到熟悉和亲切吗？

　　讲中国本土的墨家一派的“侠义精神”，明确这“侠士”来源于社会下层的劳动人民，这当然不错；但是，笔者以为，在当前中国社会，为儒家所树立的作为“人格标杆”的“君子”及“君子风范”，更应该得到渲染和提倡。中华民族的优秀品质其实在真正的“君子”身上都充分地体现出来了。当然由于种种原因，当代中国很多人对古代“君子”的印象并不如笔者所接受的那样的美好；但是，从重塑国民形象的角度，将被歪曲了的、为孔夫子所竭力推崇的古代“士君子”的形象再给端正过来。这对建设和谐社会肯定具有积极意义。笔者强调，我们绝不能因为宣传了西方的“贵族精神”，就忘记了弘扬中国古代的“君子风范”，忘记或否定中国古代仁人志士们所怀抱的“大丈夫”的“浩然之气”。我们说，中华民族的精神的伟大之处，中华民族文化的不朽之处，中华民族从古至今表现出的生生不息、与日俱新的聪慧品格，举世公认。因此，在重塑国民形象的过程中我们反对“唯我独尊”，但绝不能“妄自菲薄”，更不能“数典忘祖”地走“西化”之路。

　　中国古代君子所秉持和拥有的那种“厚德载物”、“当仁不让”、“自强不息”、“敢为人先”、“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不为良相，便为良医”以及为孔夫子所赞扬和践行的“孔颜之乐”等等，这些正是中华民族最优秀的品质体现。从某种意义上说，中国古代的“君子”与西方古代的“贵族”以及相应的“君子风范”与“贵族精神”虽有相通和相似之处，但是中国古代的“君子”以及“君子风范”所内敛的品质，其在内涵和外延上远比西方古代的“贵族”及“贵族精神”要深刻和广泛得多。这些又集中体现在中国古代君子所修养和历练的“仁义礼智信”上，或者说集中在“立德”、“立言”、“立业”这“三不朽”上。“格物、致知、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这是对“士君子”的要求，体现出“大丈夫”的志向和胸怀。儒家所确定的这样的一种“人格样式”和“做人志向”，在世界史上独一无二。孔子被公认为人类“十大思想家”之首，其原因于此亦可清楚地见到。

　　在孔夫子看来，中国古代最伟大的君子是尧舜禹这样的“圣人”；而在孟子看来“人人皆可成尧舜”。为孟子所推崇的“大丈夫”及其所内敛和外化出的“浩然之气”，更令其后的中国人所向往和追求。成为“大丈夫”以及拥有这“大丈夫”的“浩然之气”，成为自古以来中国“君子”的现实与精神上的追求。笔者猜想，在当今中国，举国上下的人们如果能按照“君子”的品格和“大丈夫”的要求来涵养这“浩然之气”，并使这种“大丈夫”的“顶天立地”的“豪迈气派”现行于世，那么，当代中国人的精神面貌肯定会增添神采，中国人肯定会让世人所仰视。

　　讲西方的古代的“贵族”，不能忘记了中国古代的“君子”；宣传西方古代的“贵族精神”，更应该弘扬中国古代的“君子风范”。这一点，是否是应该尤为注意的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