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气”

                               ——品诗杂议

    品诗，离不开情、意、形、气四字。它是古代诗话家艺术审美的重要依据。

诗，缘情，言志，贵形象思維，重风骨气韵。尤其是“气”， 直接牵涉到作者的人格、情操、素质，故而倍受诗家推崇！

    魏文帝曹丕说，“文以气为主，气之清浊有体，不可以力强而致”；唐朝的张彦远也说，“若气韵不周，空陈形似，笔力未遒，空善赋彩，谓非妙也”；北宋陈善说，“文章以气韵为主，气韵不足，虽有辞藻，亦非佳作也”。他们的说法基本上大同小异，都是強调作者主观意志决定艺术创作的道理。气，不仅是艺术之美，更有道德之美！

    说美，必说诗，诗是感情之产物。《文心雕龙》（风骨篇）指出，“《诗》总六义，风冠其首，斯乃化感之源，志气之符契也。是以怊怅述情，必始乎风；沉吟铺辞，莫先于骨”。 很明白地分析了风即情；气即骨的内涵与联系。由此可知，风骨也者，情采与情志之谓也。诗，无情则死，无志则浮。气，便是情与志的集中体现。不过，所有的诗人都有情，但并非所有的诗作都养“气”，故而，决定艺术风骨的关键还在于诗人！

   “慷慨以任气”,“梗慨而多气”。 意气可决定情感，遭遇能影响意气。人欲立志养气，不经时代世事之悴炼，就难有激昻慷慨之诗情。以“三曹”（ 曹操、曹丕、曹植）为代表的“建安风骨”，就是在血海腥风的岁月中诞生的。

    心中有志，言必进取，情将髙昻。曹操《短歌行》，虽然感叹人生苦短，却饱含着“山不厌髙，水不厌深”的強烈企求；《蒿里行》，直言“兴兵讨群凶” 是为了改变“白骨露于野，千里无鸡鸣” 的政治目的；甚至人到暮年，依然是“老骥伏枥，志在千里”（ 龟虽寿）。这样的诗心、诗情，字里行间，无不充满着英雄豪迈之气，让人读之，血脉喷张，振奋不已！

    与“三曹” 同时代的“七子”， 也不含糊，他们都有自己的才情志气。“孔融体气多妙”、“ 徐干时有齐气”、“ 刘桢有逸气”、“ 曹植骨气奇高”------说法不同，风格相近。乱世出英雄，在那个特定的环境里，许多诗人都将自己建功立业的志向与改变社会现实之大局紧密联系一起，慷慨壮烈之声，自然就成了他们共同的音符。“建安风骨”， 拒绝暮气！

    生活是创作源泉，性格决定风格，心气便是意气。建安时代如此，唐宋之后也是如此。在众多古人优秀作品中都能找到有力的证明。

    比如，面对落日。不同诗人就有不同心声。“欲穷千里目，更上一层楼”（ 登鹳雀楼），盛唐的王之焕充滿着一位边塞诗人积极进取的豪迈精神；“莫道桑榆晚，为霞尚满天”（ 酬乐天------），中唐之刘禹锡表露的是一位改革闯将只争朝夕的急迫心情；“夕阳无限好，只是近黄昏”（ 登乐游原），这是晚唐李商隐的一首名作，分明是一位怀才不遇的知识份子对前途丧尽信心的无奈哀鳴。

    又比如，面对逆境。李商隐和罗隐都是终生怀才不遇的唐朝才子，也都写过怀念诸葛亮的七律《筹笔驿》。李的诗中，写的是“管乐有才真不忝，关张无命欲何如。他年锦里经柌庙，《梁父吟》成恨有余”； 罗的诗中，写的是“千里山河轻儒子，两朝冠剑恨谯周。唯馀岩下多情水，犹解年年傍驿流”。 二人都以“恨”字作结，但李商隐恨“无命” 展才能，无颜归“锦里”； 罗隐却深含着对囯家统一的理解，对谯周劝降刘祥用心的谅解。故而罗诗的情感没有李诗那么沉重，笔调、言辞也显得较为轻快！一样素材，两样情怀，心气不同之故也！更有甚者，与他们二人一样怀才不遇，名气比他们大的多的诗圣杜甫，在他咏怀诸葛孔明的七律《登楼》中写道，“北极朝廷终不改，西山寇盗莫相侵。可怜后主还祠庙，日暮聊为《梁甫吟》”。十分明鲜，这首诗没有埋怨，只有企盼，真诚表达着诗人愿为朝廷鞠躬尽瘁的决心。人格决定诗格，这就是好例子！

    不要以为励志诗人就没有悲伤，悲欢离合，人之常情，豪放与婉约，只是表现形式不同而已！男儿非无泪，未到伤心时。纵使真有苦难摧心肝，有志者只会痛嚎不会抽泣。李白被迁夜郎，嘘声四起，归来时，他却坦然髙唱“两岸猿声啼不住，轻舟已过万重山”， 大有任由他人说去，我自毅然前行的气慨。苏东坡被贬黄州，颇有年华早逝，事业无成的感慨，但他不悲观，不颓废，依然大声呼喊“大江东去，浪涛尽千古风流人物”。 声动天地，语撼人心。以婉约驰名的女词人李清照，怒到极时也会发出“生当作人杰，死亦为鬼雄” 的呼喊。这就是气！人有正气，诗才能有神气！

    这些诗人和诗作，都是人们比较熟悉和喜爱的，但相较之下，那些情感阳刚，气韵俊朗，言语飞扬的作品，将更受读者喜欢！所以，品诗离不开气字，写诗更要有个气势。孟子说，要“善养浩然气”， 这不关养人，也是养诗！德国诗人歌德说，“谁不能主宰自己，永远是一个奴隸”。 奴隸无个性，焉有风骨！所以大画家徐悲鸿说，“人不可有傲气，但不能没骨气”。 確实有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