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轼面对监狱囚犯时想了些什么

——苏轼《除夜直都厅》诗之欣赏与思考

黎烈南

               除夜直都厅, 囚系皆满, 日暮不得返舍, 因题一诗于壁。

除日当早归, 官事乃见留。执笔对之泣, 哀此系中囚。

小人营糇粮, 堕网不知羞。我亦恋薄禄, 因循失归休。

不须论贤愚, 均是为食谋。谁能暂纵遣, 闵默愧前修。

    这是苏轼在杭州作通判时( 熙宁四年) 所作的一首小诗。

    这首诗, 在苏轼诗歌中没有太高的“知名度”, 不让人觉得它竟是才华横溢的苏轼写出来的, 因此它也未受到过自古以来读者们的充分注意。但细细品味, 你会在蓦然间觉得它的光芒深藏在平易的语言背后, 其思想的深度, 其当头棒喝的力度, 令生活在现代化的读者也会有耳目一新之感。

    让我们来一层一层地拨开这质朴的诗歌的表层, 进入它那令人震撼的思考的深层中去。

先看题目。苏轼在除日( 农历十二月最后一天) 办公时, 本可早些下班, 而他还是因“官事”而不得不继续工作。此刻让他心中极不能平静的, 就是他要面对那些监狱里的囚徒。这些囚徒们, 已经塞满了每一个囚室; 面对这样众多的囚徒, 作者的情绪极其糟糕。按照常理, 如果一位长官所在的州郡之监狱囚徒满满, 这正是他治理无方、当地秩序不良的铁证啊! 因而, 当读者读到如此令人扫兴的题目后, 就知道我们的诗人大概要发什么样的感慨了。

    不过, 因为治理无方而难过, 只是苏轼此时思绪之一面而已。还有一个不能忽视的方面——他一直担忧的情形, 终于要由他来亲自面对了。

    原来, 在苏轼心中, 作为郡守, 必然难以回避鞭挞百姓之事——对此, 踏入仕宦之途的他甚至怀着一种恐惧的心情。《送钱藻出守婺州得英字》诗一首, 便道出了这种心思: “古称为郡乐, 渐恐烦敲搒。”你看, 为一方郡守, 自有其远离政治中心的悠闲, 为百姓做实事的乐趣,还会有游山游水的兴致, 焉能不乐? 但其中不能避免的难堪局面, 便是要常对百姓用刑, 鞭笞（“敲搒”）这些疲民! 诗人曾经慨叹: “平生所惭今不耻, 坐对疲民更鞭捶。”( 《戏子由》) 为官以后, 人的面皮似乎增厚了; 平时以为惭的, 今天竟以为“荣”, 以至于对“ 疲民” 棍棒相加, 大展威风——这就是为官生涯的必然之路吗? 苏轼面对鞭捶百姓时的那种痛苦心情, 用言语确实难以形容, 因此有了开端的这四句极其沉痛的诗句来:

    除日当早归, 官事乃见留。执笔对之泣, 哀此系中囚。

    过年的日子, 却要留下来手执刀笔, 预备刑具, 沿袭传统, 来审问、拷问这些囚徒们。一个“ 泣”字, 一个“哀”字, 透露出诗人一种大悲大痛!

    用鞭笞、拷打的方法来逼供, 虽然在古中国早已是家常便饭, 但在中国古代士大夫心中, 早就被看作是不人道之举, 如唐代的高适就是因为被分派到高丘作县尉, 吟出过“鞭挞黎庶令人悲”(《封丘县》) 的诗句。士大夫们最不爱做的官, 就是县令、县尉之类, 因为这种暴力之举, 常常由他们来指挥完成( 苏轼所任通判级别虽高于县令、县尉, 但也避免不了鞭笞犯人场面) 。明晓此点, 就知道苏轼在大年三十直面囚徒小民之心境了。

    此刻, 苏轼的思虑伸向了更深远的境界。他对小民囚徒之哀, 还在于“小人营糇粮, 堕网不知羞”。做了违法之事, 并不知羞耻, 更显出一脸的麻木, 这是做人的羞耻啊。物质上的窘迫, 往往造成精神上的匮乏。孟子不是说过“无羞恶之心, 非人也”( 《孟子·公孙丑上》) 吗?目睹这些做人而不知羞耻的面容, 作者心中极为沉重。

    然而更可哀的是, 此小民为何纷纷锒铛入狱? 为了“糇粮”（糇，干粮）, 为饥寒所迫, 不得不铤而走险, 从而触犯法律, 致使囹圄人满为患。这只是小民囚徒自己的错吗? 牧民的长官们, 不能使百姓免于饥饿, 使他们陷入被拷问、被鞭挞之境——这更是苏轼心中极大的痛与哀!

不过, 对于苏轼来说, 他的思考到此并未停止, 悲情愈加浓烈。为什么? 下边笔锋一转, 诗人将思考悲哀的对象, 变成了一己之身:

      我亦恋薄禄, 因循失归休。

    好个自我的当头棒喝! 这一转折, 真有千钧之力。作者方才在为那犯法的囚徒而悲哀, 叹息他们的“不知羞”, 现在则将自己与他们平等齐观了—— 他想起了自己其实也是一个不明人生方向的人: “因循失归休”。他与那些小民之间迷途不知羞的程度, 最多也不过在五十步与百步之差了。“因循”二字, 乃沿袭之意, 玩此二字, 可想象诗人对中国士大夫为官的悠久传统的深邃反思之状, 意味深长。

    苏轼为什么自我反思如此“ 苛刻”、自我谴责如此严厉? 他的思考看起来也很简单: “ 我亦恋薄禄。”阅读至此, 读者一定有所疑问: 因“恋薄禄”(为贪恋那一点俸禄)而为官, 本是通过科举之合法渠道的行为, 苏轼为何将这样合法的作为与那些小民之触犯法律的行为相提并论呢?

    原来, 苏轼以为, “小人”们与他( 包括与他同类的士大夫们) , 无论贤, 还是愚, 其实都有一个最基本的要求, 那便是——“不须论贤愚, 均是为食谋”。诗人在此, 彻底抛弃了士大夫的大架子, 将自己与“小人”平等相待。这两句话, 把作为人的最基本需求——“为食谋”, 简洁加以揭示, 从而表明了诗人的平等人生观。在此, 他的感慨与古代圣贤的传统说法有了很明显的不同, 从而折射出了新的智慧火花。

    中国士大夫对于为官之举, 早就有一种很深刻的反省。他们常常有科举为官便是“窃禄”、“盗谷”等一系列说法。这类反省到了苏轼笔下, 则成了一种家常便饭。他的自嘲日常化了: “我本山中人, 寒苦盗寸廪”(《监试呈诸试官》) ; “窃禄忘归我自羞, 丰年底事汝忧愁”( 《山村五绝》其四) ; “无功日盗太仓谷”( 《和李邦直沂山祈雨有应》) 。将做官称为“盗廪”、“窃禄”的说法, 深刻表明了专制社会中, 一个读书人一旦科举成功, 便进入了仕途, 从而不但吃喝不愁, 而且能过着更优越舒适的生活, 而供养他们的, 实际就是那些“小民”； 然而对这些辛苦劳作的“纳税人”, 统治者并未给以任何形式的回报与保障, 其所作所为, 聚敛而已( 聚敛轻者, 可为“贞观之治”, 聚敛重者, 便是秦皇暴政) , 这真与“日盗太仓谷”的硕鼠无异了。因此出仕在苏轼心中, 并非完全是一种光荣的事业, 而是有着严重的负面因素；它别有一种令作者深感内疚、痛苦的意义。

    作者既然将自己的应试为官与小民的“营糇粮”等量齐观, 而且看出小民之犯法与自己之“盗廪”, 在深层本质中实有某种相通之处——也就在此时, 他深感震撼, 一种难以抗拒的逻辑在这里明摆着: 既然自己也是“盗廪”之人, 那么, 自己又有什么权力或权威, 来理直气壮地审问这些犯法小民呢? 这权威, 这权力, 是谁赋予的? 其合法性又有几何? 这种不可抗拒的逻辑, 是一种不言自明的存在, 使诗人难以摆脱。

     “谁能暂纵遣, 闵默愧前修”。在本诗的结尾中, 作者幻想立刻将这些可怜的小民打发出监狱, 让他们也回家过个年, 并获得自由; 然而他深知, 这是不可能的；他回忆起历史上那些杰出的官吏在治安方面的令人羡慕的成就, 一种愧疚涌上心头, 他陷入了深深的沉默。“闵默”, 亦为“悯默”, 忧思难以言说之意。这种闵默, 包含了极多的思考与丰富的情感, 有余音不尽之意。

    熟悉苏轼作品的读者大都记得他的一首《临江仙》( 冬日即事) 词, 其中有“问囚常损气, 见鹤忽惊心”之句。儒家常讲“养气”。孟子云: “ 我善养吾浩然之气。”( 《孟子·公孙丑上》) 可见正气对于古代圣贤来说, 是何其重要；但古代志士仁人所重视的这种“浩然之气”, 在苏轼看来, 恰恰是在身为“父母官”而审问、拷打那些“小人”囚犯时, 被大大损耗了。一言以蔽之, 在苏轼的思考里, 鞭笞小民所得, 不是正气, 乃是邪气!

    苏轼面对小民囚徒哭泣了, 他的眼泪里, 包含了太多的内涵, 值得今人玩味、思考。人们常说, 宋诗平淡；平易流畅确实是宋诗的主流特色。但这并不意味着冷淡, 恰恰相反, 炽热的情感、深刻的思想, 有时就隐藏在表面平淡的语言表层下面。苏轼与宋人所创作的某些平易晓畅的诗歌, 在加以细细梳理与玩赏后, 是可以挖掘出内在的热力与激情的。

    本诗与另一首《今和》诗相联系, 题名为《熙宁中, 轼守此郡, 除夜直都厅, 囚系皆满, 日暮不得返舍, 因题一诗于壁, 今二十年矣! 衰病之余, 复忝郡寄, 再经除夜, 庭事萧然, 三圄皆空。盖同僚之力, 非拙朽所致, 因和前篇, 呈公济子侔二通守前诗》, 为熙宁四年( 1071) 作。对于此诗, 苏轼自己是很重视的, 时隔近二十年以后, 他还于元祐五年( 1090) 为杭州知州时自和一首( 即《今和》) , 可见记忆感触之深。

    在正常的面对监狱囚犯之工作中看到其中的不正常，正是苏轼非比寻常的深刻犀利之处，因此说此诗为古代思想者的先驱之作，名副其实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