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一次大学教师会议      黎烈南  

      声明：本文题目原为《 记一次大学教师会议》，后被网管所删，后改为《诚实与出彩》，后又改为《会议略记》，现恢复原名，特此声明。   

    2010年8月，我随着老朋友，去了草原——我原来插队的锡盟西乌旗宝日格斯台牧场，去看那蒙古牧民朋友。

    草原依旧，旧友大都凋零，所见几乎新面孔——老牧民们的后代。其中的百感交集，自不必说。

    我对牧民的情感，比起我的一些北京老朋友来说，并不算最深；但牧民最突出的优秀品质，我是铭记在心的——诚实。他们的举手投足，音容笑貌，都可与草原湛蓝的天空与洁白的云彩相媲美，这一点对我的一生影响是蛮大的。

    回京城后才几天，突发急性肠梗阻，还发现了肾结石，引得腰间一阵阵疼痛。于是住进了医院。这是我平生的第六次住院。这次住院，比起我以前做大手术的情况，虽然只算是小菜一碟，但毕竟是年过花甲，躺在病床上，拿起报纸，头晕目眩，与人交谈，又气力不接。百无聊赖、胡思乱想间，忽然想起在单位开过的一次会议，不禁哑然失笑。于是在出了院后，端坐于电脑前，凭着记忆，写上几句，恳请读者指正。

　　八十年代末，震撼国人与世界的“风波”刚过，我校Z系召开全体教师大会，要求每一个教师，在会议上发言表态，将自己对这场风波的看法与态度说清楚。时间大约进行两天。

　　SJ宣布会议开始，然后，特别强调了每位教师都要发言——大体是因为我们的讨论与表态，有着重大的意义云云。

    我悄悄算了一下，一共几十位教师。如果我采取拖延战术，我也许能避开表态。我们Z系教师们的发言，通常都是洋洋洒洒，往往是非半小时不能尽其兴的——这是我自信能逃避表态的一个可靠依据。

　　时间到。教师们和往常一样，缓慢而从容地找到座位坐下。Z系教研室不大，年长的大都在中央，我们小字辈的，大都坐在外围。空间的狭小，与特殊的心情，给我一种格外压抑的感觉。

    年纪稍长的老教授，副教授，一个接一个地发言。每位所言，大同小异，无非是“JY”必要，“DL”必止之类。教授们的表情大都平静而自然，他们仿佛知道自己是在演戏，他们此刻不是他们自己，而是起着某种传声筒的作用——他们这样做，是原于导演的暗示；他们说的，不是自己的话，是导演的安排；因此他们不必为某些言不由衷的话语而脸红或自责。这是一场大戏。每个演员，都是这大戏的有机组成部分。

    一些教师的面孔似乎泄露出这样一种心声：既然是演戏，何必认真呢？

    一位老教授的一句话：“我完全支持制止‘DL’的决策。……建议‘JD’最好用水龙头、或橡皮子弹，别用真枪实弹……”，应该是最有特色、最大胆的发言了。

    “时间不多了，有的老师还没有发言……”SJ提醒着。

　　我看看表，心情紧张起来。

    第二天的下午开会前，在家午休的我，预感到自己的表态发言是不可避免的了。想到自己要说些言不由衷的话，一股泪水夺眶而出。我并不是不会说谎的人，但在如此具有“重大意义”的会议上来演戏，对于我这样性格的人，似乎是不可能的。

    我下定了决心，作好了发言的准备。

    会议进行得很紧凑，只剩下我和几位教师了。我再看看表——最后一丝逃避发言的幻想破灭了。我抖擞起精神。

    “有的老师还没有发言，请抓紧！”SJ的声音带有一种逼迫感，我感觉他那话就是直接向我说的。

　　我眼睛正对着SJ，直截了当地说：“对不起，我目前还没有跟上‘DZY’的文件精神，现在马上与‘DZY’保持一致还有困难；我对当下ZF的做法，还没有想通。”

    说着，说着，我的声音渐渐抬高，我自己都吃了一惊。

    会场很安静。我准备着独自承当自己如此发言的一切后果。后果是什么，我不知道，年纪正当三十九岁的我，像是一个步入迷途的小青年，对自己将要得到一个什么样的下场，听之任之了。

    不料，SJ竟然有些感动起来。他这样说道：

    “你是诚实的。对于‘DZY’的部署，我们每个人并不是每时每刻都能马上理解并紧跟的。但你的态度很端正，相信你能慢慢跟上来，与‘DZY’保持一致。”

    我又抱歉了一回：“请把我即将上任的X级班主任拿掉——我怕因为自己对于形势的浅薄理解，会影响同学们与‘DZY’保持一致的的步调。”

    “不！不！你会做好班主任的，只要你认真学习文件，多思考，你会是一个好班主任的。”SJ抚慰似的说。

　　不知道我那“没有想通”的简短发言，像在会议之流程中上投上了一颗小小石子，还是事物自身固有之规律的作用，平稳的局面生起了些微的波澜。

    一位老教师，开始口若悬河，谈起他的体会。这位老人引古证今，侃侃而谈。他平时就好开玩笑，有时一句话能令你绝倒。他发言伊始，就对种种盲目跟从“潮流”的风气给以了妙语连珠的讽刺。他面向一位与自己年纪差不多的教授好友，揶揄道：“当初那次运动，你走在前面，写大批判文章最多，后来局面翻过来，又是你写的最多。请问，你的立场变化得怎么这样快？”

    教授好友微笑了一下，反唇相讥，他的奇思妙语亦同样令人捧腹。

    老教师接着说道：“岳飞冤死后，多少年就平反了？20年！那么大的冤案，20年就平反了。＊＊＊，冤死后，多少年就平反了？还有，＊＊＊，多少年……诸位……” ，他以雄辩的音调，精确的数字，提醒着大家——看那样子，历史发展的进程，全在他的掌握之中了。

接着，一两位能言善辩的教师，你一言，我一语，使得全场气氛活泼到了顶点，时有哄笑声爆发出来。

    会议竟在某种喜剧般的效果中结束了。这种气氛显然与导演者的预期与安排大相径庭。

    SJ严肃地听着，他笔下写的是什么，谁也不知道；但有一点我们确信，他的内心实际上和我们大多数的人的看法是一致的；他决不会将那种不大“严肃”的发言与全场的嬉笑声音写进去。若说不严肃，在会议的结尾部分，大家都不够严肃——每个人几乎都笑过；若说有立场问题，大家都有立场问题——每个人心里都清楚；若说有不同意见，大家都有不同意见——这不同意见，平时每个人的私下谈话皆是明证。将这种有鲜明倾向的笑声与和大背景不协调的气氛写进记录中，那就等于向上级汇报：我们所有的教师，立场都有问题。这样一来，于学校，于我Z系的D和每个个人，可就有些麻烦了。

    SJ是聪明的，老练的，我想……

    事过了很多天，再没有人过问这次具有重大意义的会议。　　

　　我回味着这次长达两天的会议之从沉闷到活跃的过程，深深感到一场好的戏剧，是极需要求导演与演员的默契配合的，导演对演员的想法与个性，要有深切的理解。如果导演明知自己的意见不会得到演员的同意，而一意孤行，或根本不知道演员的真实心理，那么，或者是千人一面、死水一潭般的结局效果，或偶然激起情感波澜的出彩表演，也说不定。侯宝林、郭启儒演出的《关公战秦琼》相声，就描绘过演员在被逼无奈之下的演出出彩瞬间：

“我在唐朝你在汉，咱俩打仗为哪般？”

……
　　　　“叫你打来你就打！你要不打啊？”一指那老头儿——“他不管饭！”

    您看，出彩的作品有时是被逼出来的；那次会议我校Z系少数教师恣肆汪洋的发言风采，如果不是在特定的非常景况下，可能叫我一辈子也难以领略到。他们的渊博知识，他们的发言技巧，让我这小小助教惊奇，叹赏。
    陈年旧事重提……重温在一种特殊的景况下，自己的所见，所为，所感；并通过生活片段的记录，窥见当时大学知识分子的真实心境与行为表现，以期对研究者有所助益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