保大元宝背天，长期以来是将其划入南唐李璟保大年间（公元943～957年）所铸之币，并因昔时所出罕少而曾背泉界授中国古泉五十名珍之爵，是为古泉中的大珍之一。

而关于保大元宝钱的铸主，目前来看是存在争议的。首先自明代（王圻《稗史汇编》、《永乐大典“事林广记”》、《说郛“董遹钱谱”》）记载并称为南唐所铸以后，自清末民国时期对其铸主的争议始起。

至上世纪八十年代初，著名钱币学家卫月望先生首提保大钱可能为辽钱的观点。至此，保大钱铸主问题开启了新的认识窗口。之后，东北地区也发现了保大钱，一改旧见之几枚保大钱均发现于南方的情况，由此也使保大钱存在有两个铸主之说。

尽管如此，关于保大元宝的铸主仍无权威定论。愚见以为，由于南唐和辽均有保大年号，加之早前保大钱最早又在南方发现，因此，此钱有两个铸主也是完全有可能的。这是因为辽代（公元907年—1125年），时间上与南唐（公元937年—975年）存续时间是重叠的。其中南唐保大年号颁行于公元943—957年，而辽保大年号颁行则为公元1121——1125年，两个相同年号相隔了近200年。故而可以肯定的是，南唐保大钱铸制在前。

而从书相风格来看，保大元宝背天钱更似五代十国风格（另有版式，则具一定辽韵）。其中，背“天”字，在五代十国钱中不止保大钱，还有乾封泉宝、天策府宝等，都有背“天”字；其次，就本人手中的这品钱来看，其也更厚重，更符合五代十国铸币多厚重的典型而重要的特征。故而，这也说明保大元宝背天钱为南唐所铸也难以否定。换言之，我们还无法对保大元宝钱做到非此即彼的断言，故而，我们也有足够理由仍将其以五代十国南唐钱来看待并进行鉴赏。

而在五代十国钱中，背铸日月星云等纹纹饰的钱颇多，属于常例。因此，保大元宝背天钱出现其中的某种纹饰，便毫不奇怪了。十分有幸，愚早年曾经猎获，一直未曾公开披露过的一品 “保大元宝背天·星”钱，深藏帐中。藉此，特将其帐中择出，拍照亮相，首发于此公展鉴赏一番，以飨泉好矣。

首识书相。清晰可识，半片面文面文乃为“保大元宝”四字，旋读，背穿上“天”字，穿下“巨星”纹。可见其字皆为较明显的楷书书体，且字形大小适中，书相较规矩端正，笔划结构亦见完整，横直竖立，用笔亦是有力，故而，从这些方面来看，其倒是缺失了我们常说的辽钱汉字辽写或者八分书多的那种辽韵及其风格。因此，品文识书，无需赘述，我们根据其书相笔意之风格来判断，愚见以为，其大概率当为南唐官炉所铸，其门可得开之，难有二话。

次观铸相。辗转本品，可以看出其铸制颇为规整，直径约为35.35毫米，重约20.74克，铸体较为厚实，形制类折五大小，而被认为辽铸者则径重都要小于本品（尤其是重量）。续可见其为中宽缘，穿口较狭的制式。其铸体方正圆矩，平整地章，穿轮亦是干干净净。观其字廓，亦是轮廓分明，字廓深竣挺拔，鼓凸彰显自然有度，恰到好处。无需细表，观铸识体，本品铸相及其厚重度，也是与五代十国铸币风格更相吻合。故而，断其南唐官炉所铸，其门再开，也是颇具道理的。

再察锈相。展目本品，可见其浑身锈痂裹缚且较为深重，老生坑锈相，然出坑时间已久，锈痂已然趋熟相。又可见其绿锈点染，建有红斑，皮壳更是叠嶂，可谓异常深重，分布更是十分的自然，察其锈痂皮壳，犹如骨发，硬而不糟，可抗刃击。再察其材质，可识其乃青铜质地无疑，铜色自然老旧亦是明显。藉此，辩锈识浆，一言以蔽之，其锈痂皮壳老而弥坚，一股自然老气扑面而来。而此锈相可以肯定地说，确实更具南坑之貌，而缺些东北冻坑薄锈的特征，锈相又可佐证。至此，本品锈相可谓昭然一派自然天成之相，一眼大门洞开，不在话下矣。

 如是，一番鉴赏审视，此枚“保大元宝背天·星”铜钱，三相一材，无异无邪，开门见山的到代之品，毋容置疑。如前所述，根据本品的三相一材，即其书相、铸相和锈相更明显的出自南坑等特征来看，愚见以为，确实不能排除其是五代十国时期的南唐所铸之事实。

由此，我们便不能对保大元宝背天钱以非此即彼的思辨方式来说事儿，还要根据实物的特征，实事求是的加以判断。当然，由于本世纪来东北地域也发现保大钱，因此，也不排除辽代末期也有其铸，同时，也不排除辽代仿铸的可能（这种情况在辽钱中发现不止一二例，此不赘述）。不管怎样，其铸主是谁仁智皆可各见，但对于本品来说，其老而到代是肯定的，迄今为止，尤其似背星纹，不仅脱谱，而且在现实中仍然难得一见，此为首发，故而其具有较高的收藏价值，也是不言而喻的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