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先，根据之前的泉谱所载来看，在五代十国初期，幽州刘守光称大燕皇帝改元应天（公元911年）并铸有三枚钱币，它们分别是“应天元宝背万”、“乾圣元宝背百”、“应圣元宝背拾”。该三品钱是为五代十国时期著名大珍，谱批仅见且均流入日本，实则为误说，本世纪始国内已经先后发现并展示其品，愚亦有大开门品所展。

其次，上述三钱，按照值等序列来看，当有背千者，方才合乎实际。然，过去很长时间未曾发现背千钱，亦不知其钱名。在马定祥批注《历代古钱图说》一书中，曾认为此套钱“应尚有乾天元宝背千钱，但实物尚未发现。”

随后，即有出土实物，书相铸相风格上辨析判断，其属于五代十国时期铸币，与其应天元宝等三钱的风格一致，故断其属于刘守光所铸。由此便证实了此套纪值钱中确有背“千”钱存在，只是币名不是马定祥批注中推测的“乾天”而是“顺天”。

基于本世纪初发现顺天元宝背千钱，在公元2004年华光普编著之《中国古钱大集》泉谱中，其以文字披露的形式记述了顺天元宝背千钱的存在（但未载有该钱拓图），并与背“万、百、拾”三钱组成了完整的套钱。

而进一步检索又可知，公元2011年中国嘉德上拍了该品“顺天元宝背千”钱，以115万元RMB成交。这表明该钱的发现和存在得以实锤。

然而，古泉的发现乃至公开披露是一个漫长的过程，尤其是有些珍罕泉品虽然出土很早，然披露并为更多人知晓则很晚，长期秘藏不为人知，此乃泉界藏泉历来有的情况，不足为奇。同时，由于古钱之性质所决定，铸制时总有或多或少的批量，故其遗存亦是如此，无非看后世能发现几多，发现少则珍，多则普而已。

是故，检点愚帐中所藏，早年即有猎获该“顺天元宝背千”钱，藏于帐中未曾披露。是指今日，不再秘藏，特将其帐中点选出列，拍照亮相，遣之于此公展鉴赏，三相一材实物实证，骡马可相，以飨泉界泉好矣。

首识书相。清晰可识，本品面文“顺天元宝”四字，旋读。似隶似楷之书体，背穿上“千”一字。可见其字书写笔划清晰流畅，力道彰显，书意率真自然，一眼可感知。其背“千”字笔划较粗遒，与面文一样，从书相风格来看，其与“应天、乾圣、应圣”三钱之风格如出一辙，尤其是“元”字写法更是几近相同，故而确为刘守光官炉同批同炉出品。藉此，无需再表，品文识书，本品书相时代特征鲜明，伪不可及，其门一眼得开，难有二话。

次观铸相。辗转本品，可见其铸制规整，直径约为37.86毫米，重约27.16克，铸体料足而较为厚实，径略大于折五，比背背和背拾略大。可见其制式面背中宽缘，穿廓较粗，穿口窄，与其余三钱的制式亦相类同，足证其出于同期同官炉。续再见，其铸体方正圆矩，平整地章，穿轮皆显干干净净。又可见其轮廓分明，字廓深竣高凸，鼓凸自然有度，恰到好处。显而易见，本品铸相特征也与其余三泉类似，可见其也是刘守光官炉出品，其门再开，无话可说。

再察锈相。展目本品，可见其浑身锈痂裹缚，绿锈红斑，出土于上世纪北方坑口，已然呈老生坑渐熟之锈相。进而可见其皮壳层层叠嶂，层次丰富，深浅相间，分布极为自然。测其皮壳锈痂，老而弥坚，紧实不糟。可抗刃击。再察其材质，青铜质地，铜色彰显陈旧之感。如此这般，辩锈识浆，无需细表，本品锈相昭然一派自然天成之相，一眼经年自然形成之横秋老气，真真切切，伪不可得，其门洞开，燕山立见，自当不在话下矣。

如是，一番鉴赏，几度审视，此枚“顺天元宝背千”铜钱，三相一材，开门见山之品，五代十国刘守光所铸，毋容置疑。由于该钱发现和披露很晚，极为罕见，检索除嘉德拍卖品之外，尚无见公展，其发现填补了刘守光所铸千值品之缺，一套四品完整存世，可谓泉界幸事，具有很高的研究与收藏价值，自是理所当然矣。

最后，值得一提的是，观2011年嘉德上拍品，其与本品存在一定差别，一是嘉德上拍品穿廓较窄，而本品较粗；二是，嘉德上拍品称其为鎏金，且直径37.5毫米（与本品基本一致），但其重量仅16克（本品为27克余），明显轻于本品，而结合刘守光之应天、乾圣、应圣三泉的重量来看，三泉直径相差约2毫米，然重量均在25克以上，是故，可见嘉德上拍品铸体较薄，其重量与本品和其余三泉的重量相差较大，因此，嘉德上拍品便仍然存在进一步研判的可能，特此说明，在此暂不做真伪判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