义通，古泉之一种，乃西汉王莽新朝时期货币改革的产物之一。该钱之钱名奇特，主流泉谱皆不载，而甚少为人所知所识，可谓最为神秘的王莽铸钱。该钱文字篆书书体，青铜质地，大小类折三型。虽非孤仅，然所出仍少，流世无论真伪皆无所见，又可谓极珍罕之品。

查考文献记载，虽然主流泉谱未录，藏界名家未藏亦甚少提及，然，其并非找不到蛛丝马迹。翻阅上世纪末1999年由大众文艺出版社出版，何林编著的《钱币学词汇简释》一书，里面有“义通”条目（该书第36页），其描述特转录如下：

义通，圆钱之一种。面右“义”左“通”。大小如“永通万国”大型者，玉簪书。清代中晚期始见。山东诸城收藏家刘喜海于道光二十三年（公元1843年）秋，得自西安汉古城东南门。清末为宣哲所得，民国时落入北平陶心如之手。三十年代，陶之藏泉星散，其不知流落何所。谱不载，李佐贤《古泉汇·贞二·三》载之，不详时代与帝属。李氏言：戴熙疑为东汉初公孙述所铸。亦无所据，他无论之者。今以形制、钱文观之，断非汉魏物，付于十六国，北朝当得之矣。此钱在清咸丰年间已破裂为二，后宣哲、陶心如所得或为修复品。（文后未附录该钱拓图）。

此外，在2004年出版的华光普编著之《中国古钱大集》一书中，亦载入“义通”钱一品拓图。批曰“待考品（沈子槎旧藏）”。

由上述较明确的记载可知，“义通”钱乃真实存在，此其一；其中最重要的信息是该钱最早得于西安，也就是说出于西安，此其二；几经辗转直到民国时期该钱仍在。此其三；其四是，该钱未能较准确的释读铸期铸者，但提出以“形制”、“钱文”的鉴别点，但其言短非汉魏物，或所铸十六国、北朝则也是不确切的。

由于该钱实物长期不见现身，罕致当代几乎无人见过。所以，不少藏泉者在不知道前人已经获得该泉的情况下，便信口否之，这几乎是当代古泉鉴赏界的一种通病。然而，尽管如此，该泉其实早就有另外之品出土，且同样出于陕西西安、咸阳一带。十分有幸，愚早年便于咸阳猎获到几品“义通”钱，之前也是几乎无有了解，一直未曾公展出来。后阅览多书，方才发现前辈藏家早有所获。是故，到了该公展并对其有所考辩的时候了。（以上和以下的大部分文字均为2022年4月1日所发《珍稀的王莽新朝《“义通”》铜钱鉴赏暨考释》中已经发表过的文字，因相同点多，故在这里复录出来，便于第一次阅读者阅读参考，特此说明）

之前所发“义通”钱照和鉴赏文字，乃为光背制式。而检点愚帐中所藏，“义通”钱还有未被前辈泉家提及的背四出制式，尚未公展亮相。是故，今日赏泉，特将这品背四出式帐中择出，拍照亮相，将实物照公展于此，以飨泉界藏好。

首识书相。清晰可识，本品面文右左横读“义通”二字，玉簪篆书体，背四出纹。仔细辨识其字，可见笔划纤细，，横直竖立，字形较长，书写可谓端正又规范，因此，首先根据端庄规范的书相来看，其乃官炉出品，是没有丝毫疑问的。

进而，我们看其字，如此规矩的书相，应该不是东汉魏国所铸。此其一；其二，如果说是十六国时期所铸，那么我们可以从十六国时期所铸的“丰货”、“汉兴”、“大夏真兴”等钱的书相特征来看，十六国时期的这些钱的书相皆没有此“义通”钱这么规矩。无非，十六国时期出现了“丰货”、“汉兴”这种带有多解的横读二字钱而已。换言之，就书相而言，其书相特征亦不具备十六国时期的风格特征。如此，我们前推至西汉，便可见恰好符合王莽新朝时期铸币的端美书相风格。因此，从书相的风格特征上看，其乃王莽新朝所铸，更加靠谱。

再进一步来说，“义”字有“公正合宜的道理”、“合乎正义或公益的”等意思，换言之，关于“义”，是中国古代一种含义极广的道德范畴。义谓天下合宜之理，道谓天下通行之路。至此，根据“义”字这一含义，正好诠释了“义通”的含意，“义通”之钱，乃公正合理之币，而公正合理的合宜之币，当通行天下也。显然，这无疑也符合王莽货币改革之意。同时，我们也知道王莽铸币背四出纹是一种采用的制式，尤其是在大泉五十钱币上，因此，此背四出又可再证其铸矣。

如果上述解释基本合理，那么以“义通”为币名，则又符合王莽新朝货币改革时期，铸币钱名往往多有创意的情况。是故，此不多言，就书相和钱名之意来看，其最符合的背景及至铸期恰好是西汉王莽新朝时期是也。

次观铸相。辗转本品，可见其铸制相当规整并颇有特色。其直径约为33.63毫米，重约13.23克，厚薄适中（略偏厚实），类通常折三大小。首先从制式来看，窄缘，圆边，穿口较宽，其中，穿廓有类似重好之特征，即在穿口内还有薄一圈的凸出，四周规则而可断其非流铜。其铸体显示，方正圆矩，平整地章，穿轮皆为干净。复观面背字（纹）廓，轮廓分明，深竣清晰，鼓凸自然有度，恰到好处。是故，据此精整铸相而言，可立断其官炉出品，且铸艺非凡（穿口内的第二层凸出）。

而我们知道，王莽铸币中， 缘圆者不止其一，如大泉五十、十五、国宝金匮、一刀平五千等。而其“货泉”钱中，除了圆缘外，还有重好制式。如前面所述，此“义通”钱的穿廓也类似重好。显然，如果从铸相、径重等特征来看，其绝非十六国时期所铸，而恰好符合王莽新朝时期的铸币工艺、风格及其特征（另有背四出者，游客进一步证实铸期，但这里暂时不展示）。

至此，该“义通”铜钱，除了书相外，从铸艺铸相特征上来看，很难将其排除出王莽新朝所铸的范畴。如此，可以说，其铸相之门不仅再开，而且铸者铸期亦基本上得以明朗矣。

再察锈相。展目本品，可见其身锈痂裹缚，水银沁锈相鲜明。观其皮壳覆盖，深浅相间，极富层次。锈色亦是纯真无邪，锈痂老道硬实不糟，一派横秋老气，可谓一目了然，伪不可得。续可察其材质青铜，铜色更是陈旧感十足。藉此，无需细表，辩锈识浆，本品锈相昭然一派自然天成之相，真真切切，其门洞开，字当不在话下矣。

此外，值得明确指出的是，该钱（几枚），早年出自陕西咸阳一带，愚有幸猎获。这一出处，与前述清代道光年间刘喜海在西安获得“义通”钱之地域完全吻合，这又更加有力地证明了，“义通”钱的铸期铸者是为王莽及其新朝时期，而非以后之汉魏或十六国时期所铸矣。

如是，一番鉴赏与考辩，此枚“义通背四出”铜钱，其三相一材，无异无邪，可谓一眼开门见山到代之品，无可置疑。同时，我们通过其书相、文字喻意，铸相和锈相及其出处，简明的考释了该钱铸期铸者，愚见以为，结果当非轻率妄言。当然，这也是愚一家之言，有兴趣者当可继续考辩。

不管如何，就目前而言，我们广为检索，实物无论真伪，公展仍然不得其见，可谓相当的稀罕，十分珍贵难得。其存世不仅具有较高的研究价值，而且具有很高的收藏价值，这绝非王婆卖瓜，臆说妄言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