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万历年间(公元1573—1619年)铸钱较多,大小各式,其中,出矿银钱以外,另有银钱面文“万历年造背五钱、八钱、九钱”,皆为纪重。谱载该三式钱,其中“万历年造背五钱”银钱为民国知名藏家沈子槎旧藏,另外“八钱、九钱”出土于北京郊区明朱忠禧墓。
万历年造此三式钱,诸谱为录入铜钱,这是不是说其并没有铜质钱品呢?愚见以为,并非如此。这些年来,事实上已见该钱铜钱有现,尽管有的还真伪莫辩,然有的还不能说其为假。检点愚帐中所藏,就藏有该式铜钱。故今日特将其中的“万历年造背五钱”铜钱帐中择出,拍照亮相,发于博客公展,并就其真实性言论一番。
首先来观,品文识书。展目本品,可见其面文“万历年造”四字,楷书书体,直读,背穿右“五钱”二字,竖排。品其书意,楷书书写规范,笔划横直竖立,用笔力道十足,整体书相可谓端庄俊朗,比对之,其书相与谱载沈子槎所藏银钱完全一致,可谓一母同胞,无异无邪。无需细表,品文识书,本品之书相,端俊自然,非万历官炉铸造莫属,其门可开矣。
其次来看,观铸识体。本品铸制精整,其直径为35.6毫米,重约14.55克,铸体厚薄适中,折五形制大小。其铸相显示,方圆廓正,平坦地章,穿轮干干净净。字廓来看,钱文清晰,深竣挺拔,鼓凸自然有度。如此精整之铸相,与谱载拓图无有相异之处,应为同胞,万历官炉出品,开门铸相。
再者来察,辩锈识浆。辗转本品,可见生坑锈相,出于北地,锈蚀度很低,浑身孔雀蓝锈色裹缚,乃伪作不可得之锈色。其锈分布自然,深浅相间,生成皮壳,锈质坚硬而不糟。续可察其铜色偏红,红铜或青铜质地,铜色熟旧之感鲜明。一言以蔽之,本品锈相耄耋,昭然一品自然天成之相,开门难疑矣。
显而易见,本品“万历年造背五钱”铜钱,三相一材,难以存疑,可谓开门见山,毋容置疑。长期以来,该钱铜质所出所见稀罕,银质亦是同样,应为其时铸量有限所致,今能有所获藏,盖难得矣。
基于此,有人会说,该钱谱载银钱,而铜质存疑。事实上,我们如果认真全面的看待问题,则疑容易释之。
第一,我们知道,万历之前,乃嘉靖,而嘉靖通宝钱有铸背纪重纪值钱,如嘉靖通宝背二钱、三钱、五钱、背十•一两。其材质皆为铜钱,因此,万历年续铸背纪重铜钱,也是顺理成章,无非其面文改通宝为万历年造而已;
第二,我们可见其背纪重,而钱的大小比例,嘉靖通宝背纪重相当,换言之,也就是说,这一纪重,其实应该是铜钱之重,而非银钱。基于此,那就是说,该钱的银钱是辅铸之钱,与历朝历代银钱不流用的性质是一样的,铜钱才应该是流用品。这一点,也从该钱三式银钱至今都十分罕见得到某种佐证,因为银钱铸量很少,明代银钱更少。
第三,至于该钱先发现银钱,后发现铜钱,愚见以为,这也并不成为疑问的依据,理由是,“万历年造”四字,本非常规,并非广为流用之品,故其无论银钱或铜钱,铸量应该很有限,这导致其遗存不丰,发现较晚,乃至先银后铜,此情况也是合情合理,无可质疑矣。





下为谱载银钱拓图,可从其铸相精整,尤其是书相上看出,其与铜钱乃一母同胞。其中,可重点察看“年”字,书相风格笔意,几乎丝毫不差,结合上述铜钱之铸相,可以明确的说,伪制难以达到银铜如此一致,也绝非用真银钱做母仿铸之得(银钱至今极罕,得之更为不易)。当然,所谓当代电脑刻模一说,则是完全无视实物品貌特征之臆猜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