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先，让我们来看看其锈浆质地如何。上手展目，可见其锈色盎然，绿锈满覆，皮壳生成，抠之锈质锈皮紧实而生硬。察其色感，绿正无邪，分布深浅相间，彰显自然。少量脱锈之处，可见包浆凝重，老道纯真。一眼可辨，其铜色昭然熟老，青铜质地更是无疑。很明显，从锈上察之，其锈老耄耋，自然天成之相昭然，无异无邪，锈相开门见山。

其次，再来看看铸相如何。不难看出，本品铸体规整，直径33.5毫米，重约11.54克，厚薄适中，以北宋之前的币制币值形制识之，此径虽类折三大样或折五之型，然，却并非北宋及其以后之折三折五大小，而是当十之型矣。

续观铸相，显示其方圆廓正，平坦地章，穿轮干干净净，字廓深竣清晰，钱文布局协调，中规中矩，其背廓稍显平漫。显而易见，此等铸相，完全具备官炉之应有品质，应属鲜明官炉钱，铸相可谓开门矣。

再者，再来品文识书。可见本品书体乃隶书为主书体，“应、顺、寳”三字隶书鲜明，其中“顺”字可见右边“頁”字之最后撇点亦是典型隶书写法。再看“通”字，隶意并不明显，楷体之书意更为突出。整体上，面文书意字形大而端庄，笔划力道凸显，字形莽粗而不拙，盎然古朴之意跃然。故而从书意上书体书意上辨识，也可以认定其官炉钱本色，门可自开矣。

上述三相察之，愚见以为，其不仅可定老，而且可定其官炉之处，因此，其应为真实可靠之钱。那么，其究竟为何时何人所铸呢？愚见又以为，其非辽渤海国高永昌所铸，而是另有其人其时。

第一、据载，渤海国（公元698年—926年）是东亚古代历史上的一个以靺鞨族为主体的政权，其范围相当于今中国东北地区、朝鲜半岛东北及俄罗斯远东一部分。此渤海国未见有“应顺”年号记载，故应顺元通宝钱不属于这个时期的渤海国铸币无疑。

第二、另一个有关渤海国的是在辽代，即大渤海国。据载，在辽国灭渤海国之后，有渤海人起兵反辽，由头领高永昌率众起义在辽天庆六年（公元1116年）正月，占据辽东京，自称大渤海皇帝，建国号大元国，一时攻占辽国东京道五十余州，势头很大。但好景不长，其随即在辽天庆六年（公元1116年）四月高永昌被金俘虏斩杀，其国灭亡。这期间，高永昌颁用了两个年号，即“隆基”和“应顺”。

这里，我们假定应顺钱确为高永昌所铸，姑且不论其年号之短是否能来得及铸币（或为一个月或为两个月）。那么看看此应顺通宝钱的书意，便不能不使人觉得此钱非辽时期的高永昌所铸。理由如下：

一是，品“应顺通宝”四字，书写规范，我们感觉不到辽钱那种汉字辽写的拙率之意；

二是，在辽钱中，绝大多数钱，均见或多或少的汉字省笔现象，尤其是笔划复杂的汉字，往往均见有省笔或曰八分书。而观此“应顺通宝”四字，笔划完整，并无省笔现象。

显而易见，通过以上两点的辨析思考，我们再观此钱之隶书书体体，确实是书写规矩，一笔一划，竟然一丝不苟。现在，作为辽时期的铸币，同时又作为存在时间极短的起义割据政权，其要铸出书意如此中规中矩的汉字隶书书体钱来，是很难的，至少是可能性很小的。

这里，需要特别指出的是，古泉的书意是古泉断代考释和真伪判断非常之重要的标准，这是因为，中华古泉就是“形文”结合的金属货币，即外圆内方之形，方块象形书法之文。

因此，根据书体书意的特征，结合铸相等来看，基本上可以排除此钱为辽高永昌所铸。那么，这又是谁铸的呢？

检索相关资料，可见记载，“应顺”年号在高永昌之前，首先由后唐（公元923—937年）闵帝李从厚所用，其时为公元934年正月至四月，时间也是四个月。同时，在此期间，该“应顺”年号又为同期的吴越世宗钱元瓘、楚文昭王马希范、荆南文献王高从诲所用（参见李崇智著《中国历代年号考（修订本）》，中华书局）。

由此可见，应顺年号在五代时期即见使用，而这一时期的后唐，亦见铸币。其中后唐明宗李嗣源（公元 926—929年）铸天成元宝钱；后唐同光三年楚马殷铸乾封泉宝、乾元重宝钱。

据此，我们便不难看出，后唐闵帝李从厚，或者是同期“吴越世宗钱元瓘、楚文昭王马希范、荆南文献王高从诲”当中的其中一位。存在铸了“应顺”钱的可能，至少不能排除。

基于此，我们就可以从五代后唐时期的铸币来看此应顺通宝钱了。前述，该钱书体书意为辽高永昌所铸的可能性不大，那么，其是否具备五代十国时期的铸币书体书意特征呢？

不难看出，回答应该是比较肯定的。

一是，“应顺通宝”钱文四字，汉字书写中规中矩，与天成元宝钱和楚马殷乾封泉宝、乾元重宝钱的的书体书意相似度较高，其中“寳”字，是所有这几品钱中共同的一个字。可见“寳”字为“尔寳”，字形宽阔端规，尤其是寳字下半部之“貝”字上部分“目”，四方标准，棱角分明，写法与乾封泉宝和乾元重宝钱相似度更高。其余三字，笔划较为粗酋，字形较大，几近撑满。可以说，其字书意与后唐尤其是楚马殷铸币的书意的较明显的相似度；

二是，形制特征，此钱中宽缘，穿廓较窄，这一特点与天成元宝和乾封泉宝也十分类似。

综上所述，如果我们从此“应顺通宝”钱钱文风格这条脉络去考释它，便不难又见端倪，从而得出新的结论。故而，愚见以为，应顺元、通宝钱，为后唐应顺年号存续这四个月中所铸的可能性最大，其中，尤不能排除楚文昭王马希范所铸。

这同时也因为，后唐是正式的政权（包括这一时期前述的钱、马、高三人之政权），其又有官炉鼓铸钱币，尽管其应顺年号存续时间短，然其具备了诸种必要的铸币条件，其鼓铸出这种品貌品质的钱币，更为可能。反之，辽高永昌临时政权，既处征战时期，又存续时间极短，其铸币条件显然要差了许多。即使是勉强铸行，但要铸出如此品质的钱币来，困难显然是更多的。

最后，基于后唐时期“应顺”年号使用时间只有四个月，故，铸应顺钱只能是试铸或者小批量铸，由此导致后世遗存量必然稀薄，藏匿较深（近年只在东北发现极少量），以至于导致其被发现很晚。诸如此等，一切似乎也就在情理之中了。

以上乃愚一管之见，孰是孰非，仁智各见，当然也还可以继续深入研究。只要我们以实事求是的态度，去除私心杂念，认真分析，那么其最终认定便是顺理成章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