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一朝代两个皇帝年号的合号钱，我们可见到的最早是明代“泰昌天启”合号钱，其乃天启年补铸泰昌钱而特意铸造，且带有纪念币性质的特殊钱品，其谱有所录，愚博客也有所展。

 而在更早时期，我们知道有“大夏真兴”国号年号合号钱，后又在辽代多见国号年号合号钱，如“大辽天庆”等等。这期间未见到有过同代不同皇帝之双年号合号钱。这些都表明，无论国号年号还是两个年号的合号钱，史铸有习，并不奇怪。无非，在明代天启年之前，不见双年号钱，此乃本品奇罕之所在矣。

 回鉴本品。眼神所至，但见其锈莽苍，绿锈红斑，层层皮壳，坚硬锈质，如甲似胄，裹缚钱体，可抗刃击。偶见失锈之处，包浆凝重，青铜质地，熟老铜色。整体锈质锈色，纯真无邪，分布自然，天成之相昭然。其出于南方湘桂一带坑口，与前展至元通宝等元代铜钱同处一窝，且仅见此一枚奇特之品。不在赘述，一言以蔽之，本品锈门洞开，毋容置疑矣。

 复观铸相。不难看出，本品铸体总体规整，方正圆矩，坦平地章，字廓深竣，穿轮干净。钱文布局协调端正，横直竖立。其直径24毫米，重约6.33克，乃小平形制，铸体较为厚重。由此规整铸相来看，本品完全具备了元代官炉铸品之品质和貌相，故，我们很难将其归入民间私铸乃至寺观自铸之列矣。

 近品钱文书意。稍微熟悉元钱者，此不难识。本品钱文楷书书体，笔划趋粗，起顿有头，笔力凸显遒劲。同时，其穿口较狭，字形趋大。诸般特征显示，其具有鲜明的元钱风格，韵在神显。故而，以上种种可断其元代官炉铸品，难以存疑。

 综上所述，通过此一遛，本奇罕之钱，就钱论钱，无论从哪一方面而言，其皆非骡子，实为宝马之相。其所剩问题，一是铸期，二是为何而铸。愚见以为，铸期乃一目了然，其显然是铸于元代至正年间（公元1341年—1370年）（当然，如果旋读为“至治正宝”，其是不是至治年铸将“元、通”二字改为“正”，而成“正宝”之宝文呢？并不完全排除这个可能。）；二是，此为元代后朝（至正）将前朝年号（至治）与本朝年号合号而铸，因此，其为一枚纪念币的可能性最大。

值得注意的是，明代“泰昌天启”合号钱，是将两个年号四字合铸一起，故无宝字，而此钱则是保留了“寳”字，以三个字表述两个年号，共用“至”字。此一点，也是亦今仅见，十分独特，且年代比明代泰昌天启合号钱更早。而“至”字在元代年号中是被特殊尊崇和使用频率最高的一个字，乃中国古代一个朝代皇帝年号用字之绝无仅有，在元代十六个正统年号中（北元等除外），其中有七个年号是以“至”字打头，由此可见一斑。

 而结合此钱所见甚罕，既无谱载，又无前人述及的情况（仅见一博友展示过一品，锈色不同）。可感其时铸量十分稀薄，而这也符合历代纪年币铸量稀少之常规。同时，我们知道，元代时期礼佛尊教，多有寺观乃至祭祀礼钱，因此，本品也不排除其作为礼佛或者祭祀之钱。无非，其规整铸相显示，本品非寺观炉铸，而是官铸之品而已。此外，通过其锈相可知，本品出自南坑，而元代铸币无论珍稀，在南方坑口中发现，早已非鲜见。故，其亦无丝毫可疑之处。总而言之，本品作为元代末期的一枚双年号合号钱，不仅稀罕，而且珍奇，其内含颇多值得研究挖掘的信息，无论学术还是收藏，皆价值不小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