空前绝后四体文  至元通宝见新式

元珍式《至元通宝四体文钱》新版式钱考略

     至元通宝钱，在元代历史上分为前后二帝铸。其中，元世祖忽必烈至元廿二年（公元1285年）首铸；之后于元顺帝至元年间（公元1335—1340年）又续铸。

    元世祖时期铸至元通宝钱，入谱载计有汉文和八思巴文两种，形制为小平至折三共六式。而元顺帝时期所铸的至元通宝钱则版式较多，除光背外，还有背“玉”、背星月纹、背异文以及供养钱等。

    正是在元顺帝至元年间，至元通宝钱出现了在中国整个古代铸币史中绝无仅有的一式钱，那就是“至元通宝四体文钱”。

    至元通宝四体文钱文包括四种文字：其中，面文“至元通宝”四字为汉文；背文穿上、穿下直读为八思巴文，穿右为察哈台文，穿左则为西夏文。由此，该钱称为“四体文钱”。这一文字组合，在中国历朝历代的古钱币中，仅此一例，故称“空前绝后，千古一钱”。

    此钱，在华谱中录入一品，并继续称其为“仅见二品”。这一方面表明至元通宝四体文钱，史铸量不丰，数百年来罕见；另一方面则是地道的旧说，华谱则是新瓶装老酒。随着时事的发展，实际上这二三十年来，该钱仍不时有出，当然，伪品亦同时见诸于世，稍加网络检索，我们可以看到数种不同的品貌乃至形制，大小厚薄轻重有别，不一而足。

    同时，在丁福保《历代古钱图说》和华谱中，录入的该钱拓图，均显示该钱是窄缘。因此，就当今市面所见之中宽缘四体文大钱，包括我自己另藏的一枚这种中宽缘传世钱，在这里就暂且不予置评。而仅仅就谱录之基本形制进行图说考辩。

    展目今日上博之品，首先辩锈。可见此钱乃为南方生坑，锈色烈猛，其锈入骨三分，如甲胄披挂，坚硬而可敌刃，乃自然天成之相。从铸制来看，其规整有加，边圆廓正，地章坦平，尤其是字廓深竣，凸起感强烈，官炉品质彰显。面文“至元通宝”四个汉字，书意端庄，笔划有力，特别是“元”字值得注意，其笔划起顿着力，更为端正无邪。显而易见，此品钱无可置疑，乃为大门洞开之品。

    然而，当我仔细与谱载之品进行细节对比时，且发现，本品与谱载之品并非一母同胞，乃为另版！这有以下区别：一是，钱体略小，本品钱体直径43毫米，较之谱载之品的44—45毫米直径略小，本品重量为20克余，钱体并不厚实；二是，面文书意有差别，尤其是“通”和“元”二字，其中，“通”字为“小通”，且走之旁最后一捺上翘明显，“元”字笔画较细，尤其是最后一撇和竖钩，同时，“元”字第二横，明显的有“起头和顿头”，可见鲜明的笔锋笔力。三是，背察哈台文比穿缘略短，字体略窄。四是，本品穿径略大于谱载之品。

    通过仔细比较，我们便可以确定了，本品是与谱载之品不同的另一版式，可相对称小型。检索全网，未见此式有展，因此，它也是目前为止新见的一种至元通宝四体文新版式钱！此钱面世，将为至元通宝四体文钱添新，并具有不小的意义和价值。

    言及于此，有人不免会问，新的四体文版式，可能吗？我的回答是，当然可能，非止可能，而是确定。理由是，这一方面基于本品的锈色包浆、铸体特征、钱文书意、材质等主要要素皆无可置疑之处；另一方面则是，单是元代铸币，同一种钱，具有多种版式乃为常见，尤其是至元通宝钱，无论是微体钱、小平钱、还是折二钱等，都不止一个版式,有兴趣者可去阅谱，便可明白。

    显而易见，本品的新版式之说是成立的。这也是基于历史上的铸币，并没有留下任何信息告诉后人，当时铸了些什么钱又铸了那些版式，这导致我们只能依据后世出现的实物，进行认真的实证，成立与否，皆不以人的主观意志为转移，而只能是由物件本身说话。君不见，历史上大量的版式钱，不都是千百年来，逐步发现，逐步认识到的吗？这些基本的道理，实不需要再啰嗦了。

  下图为本藏另一品，红斑绿锈，与上图品锈色不一，也比上图品出土要早，钱文更清晰一些，上下两品为同版同模。

   下图为《历代古钱图说》和华谱所载之拓图，上下比较，可见版式差异。

    下图为“元”字第二笔笔划特征分析，与谱载品具有明显的不同。从文字特征解读的角度而言，谱载品之“元”字笔划较为柔弱，尤其是第二横，没有笔锋起顿点。同时，还可以见“通”字，谱载品“甬”左面与走之旁偏离较远，而本品则距离近，就文字角度解读，本品之“通”字结构更为紧凑。

    下图为我另藏的一品四体文钱，此钱为中宽缘，文字与谱载之品基本相同，但“元”字书意仍有别。其传世包浆，铜色泛红。钱体厚重，直径达到50毫米余。此钱，可检索到另有网展。然，其是否为另一版式，真实性如何，愚见以为，从谨慎的角度上说，仍需进一步考证。这里，仅贴出图片而不多议，以方便参考。

助读转载：

                    一枚“至元通宝”四体文钱

   我国纸质人民币上印有四种文字，即汉文、蒙文、藏文、维吾尔文，既便于流通，更体现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平等、相互融合的中华民族精神。因而，我国现行的纸质人民币，是一种印有四体文的货币。关于四体文字的货币，我国古代就有先例。这枚“至元通宝”四体文钱（见图）就出现在元代。此币外径44.1毫米，穿径14毫米，现重34克，应为当时的折十大钱。
   此币面文“至元通宝”四字为汉文对读，“至”与“宝”字离廓离穿，“通”字为方框通，连穿连廓，“元”字为大字开档元，体现“大元”风韵。此币背文很奇特，在我国古币钱文中独树一帜，穿上、穿下为“八思巴文”，穿右为察哈台文，穿左为西夏文。
   八思巴文，是元代八思巴所创制的拼音文字，共有四十一个字母（脱胎于古藏文字母），字数只有一千多个，至元六年八思巴文作为国字颁行全国后，推广受阻，虽然元廷屡次下令用八思巴文“译写一切文字”，但民间还是用汉字，所以八思巴文最终还是主要应用于官方文件。伴随着蒙元帝国的消亡，八思巴文亦被逐渐废弃，成为一种“死文字”。但我们今天仍能在各种八思巴文钱币及其他元代文物上见到它。元代主要流通纸币，铸钱比其他朝代都少，且多以汉文钱为主,但也用八思巴文铸过有限的几种钱币。“至元通宝”上铸用八思巴文，是其一种。此币穿上穿下的文字为“八思巴文”，很难识别。
   察哈台文是14世纪到20世纪初,生活在我国新疆及中亚地区的维吾尔族等突厥语民族共同使用的语言，在国际上比较普遍地称为察哈台语，用于记录察哈台语的文字叫做察哈台文。察哈台文是由阿拉伯字母为基础的哈喀尼亚文（喀拉汗文）演变而成的。这种文字使用了阿拉伯文的28个字母,同时从波斯文中借用了4个字母，此币币背穿右的字为察哈台文，也很难识别。
   西夏文又名河西字、番文、唐古特文,是记录西夏党项族语言的文字。西夏景宗李元昊正式称帝前的大庆元年（1036），命大臣野利仁荣创制。三年始成，共五千余字，形体方整，笔画繁冗，称为蕃书或蕃文；单纯字较少，合成字占绝大多数。两字合成一字居多，三字或四字合成一字者少；合成时一般只用一个字的部分，西夏文创制后，尊为西夏国字，下令推行，用于书写各种文书诰牒，应用范围很广，还特设蕃字、汉字二院。汉字院掌管与宋朝的表奏，中书汉字，旁列西夏文；蕃字院掌管与其他王朝的文字往来，用西夏文书写，附以该王朝使用的文字。西夏灭亡后，西夏文仍继续使用。元代称为河西字，用它刻印了大批佛经，并有活字印本。随着党项族逐渐融合于其他民族，西夏文也成为无人可识的文字。此币币背穿左为西夏文，还是很难识别。有意思的是，此币使用的文字，与今天人民币纸币上的汉、蒙、藏、维吾尔文有着密不可分的渊源，我国钱币上的“四体文”古已有之，此为佐证，弥足珍贵。

                                                 来源:新民晚报